陳楸帆的短篇小說《神筆》以AI寫作軟件為引，以雙線并行的敘事結構近乎暴烈且荒誕地描述了人工智能時代的創(chuàng)作焦慮，并勾勒出一場人類與技術在虛實層面上幾乎必敗的生死突圍。

小說里，在真實當下的現(xiàn)實線中，“我”在寫作遇到困境時“碰巧”被推薦了一款名為“神筆”的AI寫作軟件。這是AI與人類的這場博弈極其偶然的開端，但從結果來看，不能否認這實則是人類在潛意識中將自己的意志導向另一個容器的傾向。作者在后文不斷寫到心理學家榮格與中國道家經典《太乙金華宗旨》之間的關系，無疑也是對人類作家與AI寫作初遇時的雙重解讀的暗示。

隨著小說情節(jié)的推進，“我”對于AI的態(tài)度轉變也頗具意味：從最初對AI寫作的排斥（“寫寫樣板公文還可以”），到驚嘆于其敘事創(chuàng)作的能力（“像瀑布般從天而降”），直至最后對AI寫作舉手投降，將自己的意志完全讓渡于“神筆”的意志。此刻的“神筆”完成了從輔助工具到現(xiàn)實塑造者的異化過程，呼應了美國文化學者唐娜·哈拉維在《賽博格宣言》中強調的技術解放潛力，以及牛津大學哲學家尼克·博斯特羅姆在《超級智能》中暗示的智能在跨過某個奇點之后必將反噬人類的論斷。

這種愈發(fā)不受控制的后技術困境一直都是科幻作品的母題之一，如萊姆、威廉·吉布森等作家均從不同角度對這個近乎命定的未來做過描繪，不過陳楸帆在《神筆》中將其推向了另一個極致，他構建出了一個迥然不同的、人類主動交出控制權的后技術困境，并且十分精妙地將這種困境與AI創(chuàng)造或修改的歷史進行互文對應：在AI歷史線中，“非馮·諾依曼計算機”的研發(fā)瓶頸恰是“我”在現(xiàn)實中遇到寫作瓶頸的隱喻；當維納及其門徒們試圖將《道德經》與《易經》中“虛無”的思緒與控制論及量子力學相結合時，“我”也在嘗試將自己的文學判斷與直覺與AI“算”或創(chuàng)造出來的故事相互媾和；當“非馮·諾依曼計算機”不僅超越圖靈測試，同時也超越人類已知的物理邊界時，在現(xiàn)實中，文學便超脫了表征現(xiàn)實的鏡面，而成為重塑現(xiàn)實的金手指，最終導向海德格爾所論述的“技術座架”困境。小說雙線并行，雙線呼應，雙線中又都具有與“真實”準確對應的部分，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一定會產生某種恍惚，自問究竟哪條線才是“現(xiàn)實”。

小說頗具開創(chuàng)性的“點子”是將道家哲學闡釋為可操作的科幻設定，如將“穿墻術”等人體特異功能解構為拓撲同構的異質系統(tǒng)論；將“道”“虛無”和卦象等概念與量子力學的多種理論觀點進行對應。一方面，它承繼和發(fā)展了中國科幻中固有的將中國傳統(tǒng)哲學、意象與西方科學理論相互結合的創(chuàng)作手法，例如何夕的《異域（之）六道眾生》和《匣中祠堂》等；另一方面，相對于姜峯楠在《你一生的故事》中將語言學與物理定律相互結合這類西方科幻范式，《神筆》同時兼具了古樸與未來的意味，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風格張力。

因此《神筆》展現(xiàn)出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科幻敘事方式，并構建出一個具有傳統(tǒng)東方美學的賽博格空間。小說中，東方傳統(tǒng)哲學與西方的物理理論在AI創(chuàng)造的歷史中交合，構成了一種獨具中國科幻特色的“平行空間”，極大地拓寬了科幻的邊界。

從科幻文學創(chuàng)作的角度來看，《神筆》也對科幻創(chuàng)作技法做了擴充與探索。在科幻作品當中，平行宇宙、多層空間、“楚門世界”的搭建已然屢見不鮮，而通向這一空間的躍遷點常常是某種虛擬現(xiàn)實的設備，在這種情況下，對于新空間的構繪更易受限于視角。但是將“神筆”用于躍遷點則全然沒有這種顧慮，它使得在另一個空間中視角轉換、跳躍甚至是“另起爐灶”都更加符合邏輯，同類題材科幻創(chuàng)作的表現(xiàn)維度得以拓展。

就小說整體隱喻而言，“神筆”可以看作是對中國傳統(tǒng)故事中神筆形象的科幻重塑和發(fā)展。當神筆吐納出來的文字成為現(xiàn)實時，人類與技術的地位發(fā)生了逆轉，人類開始質疑一直以來篤信的“人”的本質。在小說最后，當王浩在臨終前感慨“我們以為自己在制造機器，實則是宇宙在借用人類的意識孕育新的自己”時，陳楸帆實際上也在提出人工智能時代的“齊物論”：作家也好，讀者也好，文學也好，技術也好，一切都不過是宇宙自我書寫的字符。

（作者系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