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學與故鄉，是一個永遠的話題。無論古今中外，也不管有意無意，文學創作與作者的故鄉，或隱或顯，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我的創作也不例外。我寫過一些與故鄉無關的作品，但真正觸動我的情思，讓我產生強烈創作沖動的，還是故鄉的景物人事。我的許多作品，便源自故鄉的記憶，或以故鄉的景物人事為背景和原型。

我的故鄉地處鄂東，在鄂皖贛三省的交界處，素有“鄂東門戶”“吳頭楚尾”之稱，自漢代置縣，縣名由尋陽而永興，由永興而新蔡，由新蔡而黃梅，迭經變化。

黃梅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唐以后，“黃梅禪”聞名天下；清以降，黃梅戲四海傳播。從瞿九思到汪可受，從湯用彤到廢名，文脈綿長；從挑花技藝到岳家拳術，民間文化遺產豐富，崇文重教，民風淳樸。

我的家在黃梅中部的太白湖區，這里原為長江故道，更早的時候，在古彭蠡澤內，后來水澤變小，江水南移，就留下了許多湖泊，太白湖是其中之一。

太白湖是一個淤泥湖，我們那兒叫“爛泥湖”，有一條河從大別山深處流出來，是它的主要水源之一。我在小說中，常把它叫作后河。太白湖的水流往長江，有一條港，通向古雷池（今為龍感湖），由那里入江。

爛泥湖的水產品種類繁多，龜鱉魚蝦味道鮮美，捕魚的方法和漁具，在別的地方都沒有見過，顯得十分特別。我在太白湖邊長大，從小就在湖水稻田里摸爬滾打，會干各種農活，也會用各種方法捕魚。太白湖把我變成一個捕魚的少年，也給我留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資源。

太白湖是黃梅的魚米之鄉，但曾經也是水患頻發的地區。山洪暴發，長江決堤，上下夾攻的洪水，時常光顧，三年一小淹，五年一大淹，淹水是家常便飯。大水一來，鍋歪灶倒，房傾屋垮，人浮水上，房在人下，縣志上記載的“江行屋上，民處泊中”，就是說的這種情況。

歷史上淹水是湖區的一大公害，不過也鍛煉了湖區人的生存意志，造就了湖區人獨特的性格和生存方式，包括獨特的村落建筑和房屋結構，也孕育了獨特的民間文化和生活技藝。

故鄉值得稱道的事很多，我了解的只是這些片段，故鄉給我的烙印很深，我對烙印上的花紋，卻只有這些粗淺的印象。

我就是帶著對故鄉的這些片段了解和粗淺印象走出故鄉，而后又帶著它們走進小說創作的。

20世紀90年代初，我寫過一篇小說，名字叫《地老天荒》。原意是想寫一對青年男女的愛情，不想寫著寫著，卻把故鄉的許多景物人事都扯了進來。我寫了故鄉的水患，寫了水災后的搶灘習俗，寫了鄉紳的治水，也寫了鄉紳女兒和湖區一個青年向導的感情經歷。寫這個青年向導遠走他鄉，鄉紳女兒生下孩子遁入空門，也寫了這個孩子長大后的生活和愛情，直到鄉紳的后人從海外歸來，尋找這個未曾見過面的外甥。

在這個七八萬字的小說中，我把自己小時候聽來的故事，對村人的印象和對民情風俗的了解，都寫了進去。寫的時候，又加進了許多我認為應該是這樣，這樣寫才能盡興的東西。結果發現，我寫的是我的故鄉，但又不是我的故鄉，是故鄉發生過的事情，又未必是故鄉發生過的事情，包括其中的人物，似有其人，又實無其人。

這時候，我發現，我用小說再造了一個故鄉。此后，這種再造，就成了我的小說創作的一種自覺和常態。

文學創作不是回憶錄，文學對故鄉的書寫，也不是翻拍舊照，或現場寫真。即便是憑借記憶，記憶也有“哄騙”人的時候。魯迅就說過，那些他兒時在故鄉吃過的蔬果，后來成為他“思鄉的蠱惑”，久別之后嘗到了，“也不過如此”。魯迅還說：“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作家回憶中的故鄉，大抵如此。

明知故鄉的景物人事在回憶中，是“哄騙”自己，卻仍然要“時時反顧”，原因在于魯迅說的那一點“舊來的意味留存”，還在于一想起這“舊來的意味”便魂牽夢縈，揮之不去。

故鄉這“舊來的意味”也牽著我的魂，連著我的夢，讓我的創作禁不住要“時時反顧”。

我寫過一組短篇小說，是取材于我小時候的捕魚經歷和湖村的日常生活。我沒有具體寫那些過程和細節，只寫了那些讓我心動的瞬間。我為一個吞蝦的少年寫了《元貞》，為打魚歸來村巷間古怪的響動寫了《歸魚》，為把家禽家畜引為同類的“秀”和“明”寫了《生人》，為丟下新娘去追旱腳魚的“細火”和他的那個不斷為腳魚放生的傻弟寫了《追魚》，為滿田畈跑著捉黃鱔湊學費的伙伴寫了《國旗》，為養狼豬的“鞠保”的奇遇寫了《鞠?！?，為江堤決口時刻出現的“龍王”寫了《決堤》，為鯉魚在月光下產籽的美景寫了《金鯉》，為少年“勝利”伴著一個撿來的妹妹飄流寫了《少年勝利飄流記》，為一群少年的勇氣和情義寫了《少年行》，如此等等。

在其他涉及民間文化習俗的作品如《臘戲》《元宵》《猖日》《趙家姑娘》《書場春秋》中，我也寫了一些令人心動的瞬間。這就是我的故鄉，是我感覺到的、感動過的故鄉，是能觸摸、有質感、有溫度的故鄉。為了這份心動，我甚至不惜變身為魚，在“大魚國”里做一回臣民，將我從小與這些水族的交往，跟他們廝混在一起的感情，悉數寫進《魚得水變身記》。這些水族的歷史和命運，則通過一個人的突發奇想，被寫進了中篇小說《魚廬記》。這個作品從辛亥年間“想生”的太爺爺想修一個“公廬”，以竟“天下為公”之志，到“公廬”的逐漸解體和重生，是一部人的意志和魚的命運相交織的小說，也是我寫魚的小說中，一部帶有一些歷史意味的作品。

故鄉的歷史文化和民情風俗，也讓我著迷。我不能走進歷史，也不想往來穿越，于是就讓故鄉的歷史成為我想象的空間。我寫了《龜話》《龜箴》《龜證》系列作品，都與故鄉的“龜”和“禪”有關。

我離開故鄉到外地求學，告別了我的少年時代，后來又在外面工作，與故鄉隔著一段遙遠的距離，也隔著一個時代。我意識到，小時候生活過的地方，已然成了我的故鄉，我也開始隔著時空打量這塊故土。在我的注視中，那些熟悉的人們一一奔來眼底，尤其是對我影響最大的村人和教過我的老師，更是呼之欲出。小時候，我與他們朝夕相處，接受他們的教育，耳濡目染，身歷心受。他們讓我接受了人生的啟蒙，給了我生活的本領，塑造了我的身體和人格。我的身上，積淀著他們的人生經驗，留下了他們的生活印記。于是，我寫下“鄉村教師列傳”和“鄉人傳”兩個系列作品，這是我有意以故鄉的人事為原型創作的小說，也是我的小說中，懷舊的色彩最為濃重的作品。

在“鄉村教師列傳”系列作品中，我寫了從我在村里上民辦學校，到去鎮上讀高小的全部啟蒙教育經歷。我寫了九位鄉村教師，包括我的母親，有六位是教過我的，都實有其人。“列傳”所“傳”的，雖然不全是他們的經歷和遭遇，但也不是憑空想象和向壁虛構，而是那個時代的鄉村教育狀況和鄉村教師命運的寫照。我還有意加入改革開放以來三位“教二代”的經歷，書寫鄉村教育的歷史全貌和鄉村教師的命運變化。這是我獻給故鄉的一首“教育詩”。

在“鄉人傳”系列中，我寫了從事各種職業或兼作別業的各種“鄉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相面、拔牙、武師、木匠師傅、飯鋪老板娘等等。我寫了這些人的職業生涯和人生傳奇，也寫了他們的“善”和“義”。我小時候受過這些人的影響，得過他們的幫助，他們是那個年代鄉村生活不可或缺的生態。

我寫的是過去年代的故鄉，是過去年代的人們和他們的故事。我也知道，故鄉發生了許多變化，變成一個地地道道的“美麗鄉村”，但每次回鄉，一踏上故鄉的土地，我眼前浮現的仍然是我記憶中的模樣，就像鄰居的一個小丫頭，已經長成了漂亮的大姑娘，我記得的卻仍然是她頭上的那對羊角辮。我已經78歲了，無法像年輕作家那樣，深入了解故鄉發生的變化和鄉人的生活變遷，我只能在我對故鄉的回憶中，捕捉每一個令我心動的瞬間。也許這瞬間的場景和印象也像魯迅說的那樣“哄騙”了我，但只要那點“舊來的意味”還在，我就要用我的文字把它再造出來，為它保鮮。

我已經寫了許多關于故鄉的作品，寫作的時候，我常常會想起當年告別母親外出求學的情景。春天的原野，油菜已經抽枝長葉，稻田里還白汪汪的一片，母親站在田畈中間，一動不動。我幾次回頭，都看見她在望著我的背影。她的身后，是一座石橋，橋下有清清的流水，橋那邊，是綠樹掩映的村莊。

今年春天，我又回了一趟故鄉，已是油菜開花的時節，放眼望去，金燦燦的一片。在那一片金黃之中，我仿佛看見母親還站在田畈中間，一動不動，望著我漸走漸近的身影。

（作者：於可訓，系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