揀了四月中旬的日子，我和一群作家朋友搭上伴，第一次行走鹽城。我的衣兜里裝著幾頁行程表，上面寫滿了各種采風點位，幾乎像一支長長的隊伍。這支隊伍之中，我首先盯住的是位于大豐區的中華麋鹿園。麋鹿可以說是明星動物，其外形獨特有趣，角似鹿非鹿、臉似馬非馬、尾似驢非驢、蹄似牛非牛，故被稱為“四不像”。從興趣上說，這是我必須要看的重點。

但比這個重點還占據C位的點，不在行程表上，而在我的腦子里。是的，一來到鹽城大豐，我腦海里搶先跳出一個身影，飄飄地從遠處走近，停在了我的眼前。這個人就是施耐庵。

對我來說，施耐庵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要從小時候說起。大約十歲時，父親領著我到縣圖書館辦了一張借書證。從此我成為追書少年，生吞活咽了許多小說。那會兒文學書籍比較單調，大多是紅色作品和蘇聯小說。有一天我意外搶到一本《水滸傳》中冊，很是歡喜。一日一夜看完，心里雖然快活，卻也存了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感覺。又有一天，突然發現鄰居家有一套《水滸全傳》，齊齊整整的三本，派頭很足。我趕緊借了來，一頭扎進故事中，跟著梁山好漢斗斗殺殺。隨后幾年，這套書的讀癮隔一些時日便會發作——我一次次地借了又還、還了又借，看了約有七八遍。可以說，施耐庵的梁山故事深度侵入了我的內心，并在歲月中潛伏下來。許多年以后，當自己成為一個小說家時，我才明白《水滸傳》的隱性力量：它對人物的塑造、對詞語的運用，早已不知不覺影響了我。

不過我對《水滸傳》的閱讀，從來只圖痛快而不帶研究。譬如施耐庵是哪里人，我就沒有深究過，只知道他大約是興化人。這次行走前查了查，才發現因為區域劃分的調整，施耐庵已成了鹽城人。也許他的原籍尚有爭議，但有一個研究點逐漸清晰：他出生在鹽城大豐白駒鎮，晚年也是在這里創作了《水滸傳》。明白了這一點，我心里像是收到了一道暖光。于我而言，這次游走鹽城，首先成了一次親近施耐庵的致敬之行。

這個下午，我就是這樣帶著一腦子的水滸之事走進中華麋鹿園。

麋鹿園聲名不小，挺有氣場，一照面便把作家們的眼睛吸引了去，也讓我暫時撇下了施耐庵。一班人上了觀光車，沿著一條寂靜小道向前開去。路上兩邊很是開闊，布滿了綠地、樹林和河池。綠地上不時出現一群群麋鹿，它們在尋食或奔跑。樹林邊有幾頭公鹿在閑逛，它們頭上的鹿角相當挺拔。河池里則站著兩只母子鹿，那小鹿像是剛出生沒幾天，怯怯地依靠在母親身旁。有那么一會兒，車子在路邊暫停，一頭落單的母鹿湊了過來。我們趕緊開了窗戶，手捏胡蘿卜條遞出去，母鹿沉靜地用嘴巴一一接納。

不用說，這些場景讓人心暢。我問當地陪同者，這個麋鹿園有多大？麋鹿的數量又是多少？當地陪同者介紹，中華麋鹿園有三千多畝，江蘇大豐麋鹿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有四萬多畝，是世界上最大的麋鹿保護區，目前麋鹿種群數量突破8500頭。我腦子里緊急換算一下，面積有十幾所大學那么大呢。在這么寬敞的地域里，這些多麋鹿又是怎樣組成一個社會的呢？陪同者說，麋鹿界也有強者為王的規則，每年夏天，園區里會上演“鹿王爭霸”賽，兩只公鹿拼力頂撞，勝出者繼續下一輪決斗，如此一輪輪打過去，最后的獲勝者便是鹿王。鹿王權力不小，可以“一夫多妻”。正因為強者方能留下后代，麋鹿種群才延續著好的基因并不斷繁衍壯大。

這些話聽著好玩兒，卻也只是微觀的視角。細想一下，麋鹿們靠角力構建的社會還是虛弱的。它們的衰盛，最重要的仍取決于人類的態度。事實上，麋鹿在中國大地上已生活了數百萬年，輝煌之時的數量曾超越當時的人口。后來隨著人類的擴張，麋鹿不斷敗退減少，最后收縮到了皇家園林里。清末潰敗時期，八國聯軍攻入北京，順便將麋鹿或殺或搶，終致這稀貴動物在中國本土絕滅。好在上世紀之初，英國有一位貝福特公爵愛鹿心切，花巨資在世界各地購得地球上僅剩的18頭麋鹿，并漸漸發展成上千頭。1986年，麋鹿回家了——中國從英國七家動物園引入39頭麋鹿，安置在大豐的自然保護區。有趣的是，麋鹿們是坐飛機返回祖國的，這對它們來說，一定是一輩子最難忘的一次遷徙。

觀光車拐個彎往前開，右邊出現了一座石頭雕像：漢白玉的圓形座基上，站立著一只壯實公鹿，鹿角有力，神態自由。它的目光像是穿過長長的歲月，望向很遠的以前。瞧著這座石雕，我腦子里忽然出現了武松的舉拳造型。是的，這時候我想起了武松打虎。

在施耐庵的筆下，武松是一位很講義氣的江湖好漢，性格剛勇，膽大無懼。那一天他路過景陽岡，一時快活喝了十五碗好酒，隨后丟開店主“三碗不過岡”的勸言，徑直上得山去。不久酒力發作，耐不住“放翻身體要睡”，此時一只喚做“吊睛白額大蟲”的猛虎跳了出來，沖著武松就是一撲、一掀、一剪。之后便是武松打虎的場景了，那《水滸傳》第二十三回寫得明白：

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卻退了十步遠。那大蟲恰好把兩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只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只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盡氣力納定，那里肯放半點兒松寬。武松把只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里，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扒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按下黃泥坑里去。那大蟲吃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錘般大小拳頭，盡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鮮血來。

施耐庵的這段描寫極有氣勢，并且活脫脫的很是逼真，一個打虎英雄的形象由此誕生。不過細究起來，他寫得鮮活是有緣由的——原來他筆下的武松有一個生活中的對應人物。

武松的原型名為卞元亨。他也是鹽城人，有一說為施耐庵好友，又有一說為施耐庵表弟，反正兩個人關系挺近。元末張士誠起義，卞元亨被召去做了將領，后又解甲重返江湖。他不僅善通詩詞，更是“膂力過人，能舉千斤”。年輕時一天，聽說附近草地有虎，他“徒手獨往，以腳蹴虎頜，使虎立斃”。一腳踢中老虎的下巴，讓一只大動物骨碎身亡，這確實有些傳奇。但活生生的身邊傳奇，正是文學寫作所需要的——施耐庵據此打造出一條打虎好漢，并呈現了當年的自然生態環境。

顯然，當時人與動物不能和平相處。景陽岡上的這只猛虎，老是“出來傷人，壞了三二十條大漢性命”。武松酒后打虎，正是為民除害。動物吃人，人殺動物，這種爭奪生存權的對抗樣式，在生命歷史中行進了漫長的年月。

而時間到了此時，鹽城大豐用自己的方式改寫人與動物的相處之道：拿出一大片好地——這里是太平洋西岸的典型濕地，也是亞洲東方一塊難得的凈土；拿出最專業的精神——盡心讓這里的麋鹿們歡樂奔跑，子孫萬千。這不是簡單的讓渡空間，也不是簡單的拯救動物，而是一種修復自然、生命共生的現代行動。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形成了鹽城土地上《水滸傳》和麋鹿園的隔空對話，更達成了一場跨越六百年的生命和解。若是武松穿行到今日，只怕也會哈哈大笑地喝上幾杯酒，然后拿著胡蘿卜行走在麋鹿們的中間。

我又想起了剛才在觀光車上投喂麋鹿的情景。春風微吹，天上有云。那頭母鹿湊在窗邊，態度顯著平和，嘴巴不驚不慌地接住蘿卜條，眼睛里有安詳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