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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zhàn)時期（1931-1945）發(fā)行量最大、在全國知名度和普及度最廣的兒童報刊如《兒童世界》（商務印書館）、《小朋友》（中華書局）、《小學生》（北新書局）、《新少年》（開明書店）、《我的畫報》（新中國書局）等，都依托自己的刊物特色，塑造了各種“抗敵英雄”形象。將這些英雄形象分類，可以分為“歷史上的民族英雄”和“文學中的抗敵小將”兩大類。

歷史上的民族英雄

不同時期對“民族英雄”的定義一直在演變，抗戰(zhàn)時期兒童報刊選登的“民族英雄”的共同特點有：他們都是中國歷朝歷代為祖國抗敵、復興而努力奮斗的英雄人物。既有在戰(zhàn)場上英勇殺敵的英雄，也有為國家拼盡全力的勇士。他們代表了抗戰(zhàn)時期需要的“民族精神”——堅決抵抗外敵、為國家犧牲生命和捐輸人財、絕不投降的戰(zhàn)時民族主義。

其中在疆場殺敵的民族英雄故事我們已經耳熟能詳，如班超、霍去病、祖逖、謝玄、花木蘭、岳飛、文天祥、史可法、戚繼光、鄭成功、林則徐、馮子材、鄧世昌、左寶貴、閻典史、于謙、沈鏵、任環(huán)等。值得注意的是，為適應抗戰(zhàn)需求，兒童報刊還對“民族英雄”概念進行了延伸，從戰(zhàn)場上拓展到戰(zhàn)場外，囊括進了為愛國而奔走努力的其他歷史人物，如哭秦庭救楚的申包胥、博浪沙刺秦王的張良、臥薪嘗膽的勾踐、智復齊國的田單、為國家仗義疏財的卜式、持漢節(jié)牧羊的蘇武等，這種典范甚至進一步擴展到為國家放下一己榮辱的廉頗和藺相如。

對于這些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兒童報刊通常用非虛構的“故事”和“戲劇”兩種文學體裁來講述。1931-1933年間，《兒童世界》就在《愛國劇》《愛國故事》欄目中刊載了系列民族英雄故事。1933年，《小朋友》也在《愛京劇》欄目中連續(xù)刊載了民族英雄故事，這些故事文采斐然，流暢易讀，由民國時期編輯、教育家、兒童文學作家呂伯攸親自撰寫。此外，便于講故事的多格漫畫圖和有利展示民族英雄風采的大幅封面畫也常被兒童報刊使用。如1934年間，《我的畫報》就刊登了一系列民族英雄的多格漫畫故事，有班超、霍去病、祖逖、謝玄、花木蘭、岳飛等。1935年間，《小學生》也以一系列民族英雄作為雜志封面，有蘇武、馬援、郭子儀、岳飛、文天祥、戚繼光、史可法、鄭成功、林則徐、馮子材、鄧世昌、左寶貴等。該雜志還每期撰寫配套文章《封面故事》，介紹封面畫中民族英雄的愛國事跡。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畫都為七色畫，用色十分鮮艷明亮，畫面恢宏大氣，英雄人物在畫面中占滿畫框，身形頂天立地，表情生動威武，服飾衣冠細節(jié)考究，動作栩栩如生，展現了人物的英雄氣概。它們都是當時紅極一時的裝幀藝術家鄭慎齋的作品。鄭慎齋師從畫家劉海粟，曾為許多文學作品設計書籍封面。上海北新書局《小學生》（1931-1936）從發(fā)行到停刊的6年中，鄭氏一直承擔其封面畫創(chuàng)作者，而這一組“民族英雄封面畫”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一組作品。

事實上，梳理民族英雄故事的做法在此時期的報章和書籍中相當常見，有不少出版社也通過出版“中華民族英雄傳記”系列書籍來傳揚和重振民族精神，以彰顯“外患和禍亂并不足懼，最可懼的就是民族精神的喪失”之道理。但兒童報刊講述這類故事卻自有其獨特的視角，它們以青少年為目標讀者，特別強調“英雄的少年時代”和“少年英雄”的故事，如反復演繹班超投筆從戎、祖逖聞雞起舞、岳飛后背刺字、花木蘭替父從軍等英雄的少年時代情節(jié)，并變換多種形式歌頌少年英雄汪踦的事跡。1933-1934年間，《兒童世界》曾三次刊登汪踦的故事，用故事和戲劇講述了齊魯交戰(zhàn)期間，魯國14歲的童子汪踦奮勇殺敵、戰(zhàn)死沙場的壯舉。音樂家沈秉廉也專門為《兒童世界》創(chuàng)作了《汪踦出戰(zhàn)歌》，其情懇切，其辭十分雄渾有力：“魯國弱小齊國強，將軍不戰(zhàn)先退讓，國破家亡在目前，我不抵抗誰抵抗。爸爸再會，媽媽再會，孩兒去了，莫悲傷。為國殺敵，為民除害，今日雖死，有榮光。”

兒童報刊刊載民族英雄故事的目的在于以古喻今。考慮到小讀者的理解能力，刊物往往在故事結尾直接點明其用意，要求讀者將歷史故事和當下中國進行聯系，如《田單復齊》和《為祖國廉藺交歡》，意在諷刺當局“攘外必先安內”的不團結政策：“一般勇于對內而怯于對外的不抵抗人們，和田單比較起來，不知將怎樣慚愧啊！”“一個國家里，如果朝野上下，都能相讓為國，又能一致對外，國家是沒有不強盛的。”《岳武穆盡忠報國》是要闡釋“堅決主戰(zhàn)不能主和”的道理：“主戰(zhàn)與主和，究竟那方面有利于民族和國家？”《文天祥殺身成仁》則是借文天祥舍生取義的故事來諷刺當下做漢奸的現象：“為什么不可投降異族人？我們可以幫助外國人壓迫本國的同胞嗎？有許多人為什么肯做漢奸？”總之，要讀者從歷史中汲取當下抗戰(zhàn)需要的民族精神：“他們義勇的精神，正是在我們抵抗暴日時所需要的呢！”

而從小讀者的回饋也可以看出，兒童報刊的此類教育是比較成功的。兒童的回饋體現在兒童參加的廣播節(jié)目、兒童節(jié)大會發(fā)言、平日的演說和兒童投稿的讀后感中。一篇1936年的“學校生活速寫”記錄了某小學舉辦的愛國故事演說比賽，學生們所講述的有弦高犒師、汪踦殺敵、木蘭從軍、左寶貴抗日、卜式毀家助軍、文天祥殺身成仁、史可法守揚州、戚繼光抗倭寇等兒童雜志上常見的英雄故事，而兒童們不僅“都講得慷慨激昂，愛國的情緒，表現得十足”，他們對每個歷史人物精神的當下啟示也領會得十分清晰，如分享弦高故事的兒童就呼吁同學們回家宣傳義商行為：“諸位有許多是從商家來的，我希望諸位回到家里，跪倒在自己爸爸哥哥的面前，懇求他們都做一個現代的弦高，都做一個愛國的商人！”講述汪踦故事的兒童則呼吁道：“小朋友們，我們的國家已危險極了……我們都是中國的孩子，我們都該做一個現代的汪踦，馬上組成一隊小戰(zhàn)士，勇敢的殺退我們的敵人啊！”總之，其教育效果正如該演說比賽的宣言所說：“細味古人愛國的史實，堅定自己愛國的決心，準備做一個鏟除橫暴捍衛(wèi)祖國的小戰(zhàn)士！”

文學中的抗敵小將

另一種英雄形象來自于文學虛構。抗戰(zhàn)文學創(chuàng)作一直占據著兒童報刊的重要版面，不同于成人報刊上的抗戰(zhàn)文學，這些兒童文學以青少年為主人公，描畫兒童能為抗日所做的貢獻。在這些想象中，兒童被要求承擔起自己的政治角色，在各個場景中做出應有的反應，顯示了當時的知識分子對戰(zhàn)時兒童的期待和塑造。這些作品也代表了抗戰(zhàn)兒童文學的最高成就，舒群、沈起予、賀宜、包蕾、鐘望陽、陳伯吹、陳北鷗等作家都貢獻了代表作品，按照兒童形象特征，可將其分為解放區(qū)、國統(tǒng)區(qū)和淪陷區(qū)的兒童。

解放區(qū)兒童參與抗戰(zhàn)的方式主要是查崗放哨和生產動員。作為邊區(qū)兒童團成員，他們在邊區(qū)協(xié)助游擊隊從事救亡宣傳、站崗放哨、帶路送信、監(jiān)視敵人、慰問軍屬和參加勞動等工作，在側面戰(zhàn)場貢獻了巨大的力量。有不少小說都表現了解放區(qū)兒童團員的生活。1938年，兒童文學作家鐘望陽以蘇蘇為筆名在《譯報》副刊《兒童周刊》上發(fā)表長篇小說《小癩痢》，連載9期，深受讀者歡迎。該小說描寫了一個鄉(xiāng)下孩子小癩痢在游擊隊教育下，從一個憨頭憨腦的孩子迅速成長為一個能傳遞情報、無所畏懼的小游擊隊員，此外，小說還著力描寫了“大毛狗”“小猢猻”“粗里粗氣”等一批小英雄形象。另外，作家陳北鷗1945年也在《小朋友》上發(fā)表戲劇《小戰(zhàn)士》，塑造了兩個敏捷勇敢的兒童團員李小七和王小五，兩人都是游擊隊的兒童哨兵，其中李小七的父親還是游擊隊隊長。他們訓練有素，機智過人，在路邊查路條時，不僅救助了逃難兒童張志成和被敵兵抽血的林氏兄妹，還設計誘騙來汲水的日本兵——最終成功用繩子勒住日本兵脖子，將他上交給了游擊隊。除了小說和戲劇，邊區(qū)兒童團員查崗放哨，捉漢奸挖地道等功績還被記錄在抗戰(zhàn)兒童歌曲中，如音樂家冼星海所創(chuàng)作的兒童歌曲《酸棗刺》，就通過小孩和農民之間的對唱，記錄了兒童團員配合游擊戰(zhàn)的場景：“你拿刀，你拿刀，我拿槍，我拿槍，牽起手來打東洋，牽起手來打東洋。”“你放哨，你放哨，我站崗，我站崗，防止?jié)h奸鬼子進村莊，防止?jié)h奸鬼子進村莊。”另一首《兒童團武器歌》則將兒童團捉漢奸和敵探的工作描繪得更為生動細致：“棍兒可以通消息，刻了尺寸來測量，盤查放哨又站崗，又站崗。”“麻繩木棍來合作，一天捉到小漢奸，麻繩捆起，走一趟，走一趟。”

國統(tǒng)區(qū)兒童支持抗戰(zhàn)的方式則主要是捐款和“服用國貨”，這是國統(tǒng)區(qū)中小學生參與抗戰(zhàn)的兩大官方途徑，因此兒童刊物也配合學校和教育部做了大量宣傳。由于兒童沒有收入來源，他們捐款需要省吃儉用，通過省下“糖果錢”“看電影費”“雜食費”“鉛筆，橡皮，薄籍和一切用品等費”來儲金，因此捐款抗敵的兒童形象都十分感人。1933年，重子在《小朋友》發(fā)表抒情小說《等待光明到來》，講述畫家蒲伯畫了一幅鄉(xiāng)下女孩站在陰雨中遠眺的畫，義賣了150元捐給東北義勇軍，而這些錢里，還有畫中的貧苦小女孩菱菱托他捐獻的一塊錢，是沒有收入的她“一個銅元一個銅元節(jié)省下來的”。這類兒童為東北義勇軍儲金捐款的故事在此時期報刊中很常見，1933年，《兒童世界》也發(fā)表了名為《快樂的一夜》的“愛國故事”，講述兩個小學生敏中和強華在元旦節(jié)將母親給的零花錢捐給東北抗日義勇軍，他們因此得到了母親的表揚和獎勵，度過了快樂的一夜。而故事主人公名為“敏中”和“強華”，也寄托了作者的愛國愿望。此外，該故事也能看出兒童捐款能有效影響家庭，無獨有偶，1936年，兒童文學家鐘望陽以其本名杜也牧在《小朋友》上發(fā)表短篇故事《愛國的毛毛》，講述小學生毛毛為綏遠抗戰(zhàn)向全家人募捐，祖父捐出了吸紙煙的兩塊錢，爸爸捐出一個月的車費五塊錢，媽媽則省出三元菜錢，全家為毛毛湊齊十元，毛毛的家庭因此得到了老師和同學的表揚。同期雜志中另有一個異曲同工的故事《最好的禮物》，講述玉兒為外祖母慶生，他將一塊錢以外祖母的名義捐給了“救國義捐經收處”，得到了外祖母的表揚。以上故事無疑展現了當時知識分子“兒童是國家、家庭及學校的一個連接點，是對中國普通民眾與家庭婦女進行抗戰(zhàn)宣傳的一個有效中介”的理想。

除了捐款，要兒童堅持用國貨也并不容易。一方面，兒童并不能掌握家中采購大權，無論是衣服、日用品還是學習用具，幾乎都依賴于母親的選擇。另一方面，此時洋貨比之國貨物美價廉，不僅質地更牢、價格更低，而且外觀更精美，強行要求民眾選擇國貨，是出于與經濟規(guī)律相悖的民族利益，不少家庭婦女缺少此種覺悟，更愿意購買洋貨。因此，兒童報刊宣傳服用國貨的辦法是，將“服用國貨”與“好學生”概念綁定，塑造了多名“服用國貨”的好學生典型供兒童模仿。早在1931年，《小朋友》就發(fā)表了《愛國的孩子》，講述一名叫仁兒的孩子家貧但愛國，店員向其母親推薦日本布，仁兒堅決抵制日貨，要求其母親購買中國布。1933年，《小朋友》又發(fā)表了標題相似的故事《愛國的福兒》，講述福兒的媽媽要為他買帽子，漂亮的帽子是外國貨，普通的帽子是中國貨，福兒則堅持選擇中國貨。同一年，《兒童世界》也發(fā)表了小說《一個模范學生》，講述模范學生培生的母親獎勵他考試得第一，要為他做新衣，培生不讓母親用日本絲綢，專門要求買土布做衣。上述正面典型的故事無疑會帶給兒童讀者深深的刺激——人人都想做好學生，考第一名固然不易實現，但“服用國貨”卻是容易模仿的。隨著教育部對兒童“服用國貨”要求的日漸嚴格，學校也將之與學生的操行等級掛鉤。1935-1936年間，兒童報刊上甚至出現了“服用國貨”的反面人物，《兒童世界》上的吳士林和《小朋友》上的麗麗都是這樣的反面典型，他們穿著漂亮的外國衣服，卻被同學指責和勸告“這不是國難中愛國小學生該做的事情”，最終他們也都因羞愧而改正了自己的行為。榜樣是人成長的一種需要，人類大多數的行為可以通過觀察他人的行為獲得，尤其強調他人對示范者或示范者行為的評價，對行為的再現有較大影響。兒童的教育離不開“典型”，“好榜樣”和“壞榜樣”都是兒童教育的重要手段。

淪陷區(qū)兒童的抗日行為則主要表現為對“最后一課”的奮起反抗。《最后一課》本是法國小說家都德1873年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講述普法戰(zhàn)爭中被普魯士強行割讓的一所鄉(xiāng)村小學在上告別母語的最后一課時的悲哀和屈辱。抗戰(zhàn)期間，兒童報刊反復介紹這篇小說以喚起中國兒童的共鳴和愛國情感，正因為小說中描繪的場景也是淪陷區(qū)兒童所經歷的，有不少作家開始效仿這篇小說來創(chuàng)作中國的“最后一課”。1936年，作家沈起予在《文學叢報》上發(fā)表了小說《最初一課》，講述兩個小學生聯合起來反對親日反共的教科書的故事，更有意思的是，小說主人公劉復明和王大朋本是經常打架的死對頭，但因為共同憎恨日本人占領學堂，強迫老師講授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編寫的親日課本，劉復明和王大朋決定化敵為友，帶領全班一起反抗日本假鬼子帶來的“最初一課”。1939年，兒童文學家包蕾在《好孩子周刊：兒童讀物》上也講述了類似的故事，日偽學校里的老師和日本軍官要求學生歌頌日本，但是學生們卻拒絕當漢奸，即便有學生被日軍當場殺害，依然有學生前仆后繼地在墻上寫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標語，帶領大家朝漢奸扔石頭。事實上，描述其淪陷區(qū)兒童“最后一課”的回憶文章很多，但大多數都較為抒情悲觀，但正因為如此，這類敢于反抗“最后一課”的故事才尤其振奮人心。

現實中的抗戰(zhàn)英烈

除了上述兩類“英雄形象”，兒童報刊上還有一類英雄人物是“現實中的抗戰(zhàn)英烈”，他們是抗戰(zhàn)期間為國鏖戰(zhàn)的抗敵英雄，如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犧牲的上海商會童子軍烈士羅云祥、鮑正武、毛征祥、應文達，駕駛裝軍火的卡車沖入黃浦江，與車內日軍同歸于盡的上海汽車司機胡阿毛；1936年底堅持綏遠抗戰(zhàn)的傅作義將軍；1937年在盧溝橋事變中殉國的佟麟閣和趙登禹將軍；1937年淞滬會戰(zhàn)中堅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烈士；1938年在聊城抗戰(zhàn)中犧牲的愛國將領范筑先，以及一些愛國民間人士，如被稱為空軍之母的空軍烈士周志開的母親，在農村同日軍周旋作戰(zhàn)的廣西韋老太太莫花棉等。兒童報刊通常用新聞或故事等簡短體裁來報道他們的事跡，不需要額外的文學修飾，這些發(fā)生在眼前和身邊的抗戰(zhàn)英烈傳已經足夠感動讀者。

從“歷史中的民族英雄”到“文學中的抗敵小將”再到“現實中的抗戰(zhàn)英烈”，兒童報刊上出現的這三種英雄形象在虛實與古今之間，共同打通了民族主義從歷史到現實的通路，歷史上的民族英雄精神最終在抗戰(zhàn)時期得到了續(xù)接和重振。當日本侵華改變了中國兒童的生存境遇，也同時改變了知識分子對兒童的定位和教育，兒童被看作是“全民族生命的幼苗”，“國家之盛衰視乎民族，民族之強弱視乎兒童”。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開始借助媒介力量，以兒童報刊為陣地，以兒童喜愛的英雄形象為手段，向兒童進行抗戰(zhàn)啟蒙和教育。其對于抗敵英雄的選擇，故事的講述方式和角度，以及在人物形象中所植入的情感、觀念，都反映了教育者對兒童的期待和塑造，讀者在閱讀報刊的同時，必然也受到這些英雄形象的感召與鼓舞，兒童的抗戰(zhàn)動員因此得以完成。

（作者系重慶師范大學初等教育學院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