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文藝與20世紀中國革命同頻共振。以華北根據地為例，抗戰時期的文藝作品出現了“報告式”“通訊化”的創作傾向，可以在更為復雜的文學史敘述中得到分疏與澄清。不可忽視的是，這關涉到“報告文學”“通訊”等新聞體裁與國際左翼文學流播脈絡的對接與融通，提示我們注意到，以華北為代表的根據地文藝在生成語境、文藝標準、實踐準則及美學風格上均與以延安為中心的解放區文藝存在著明顯的區別。這不應僅視為區域文學的地方發展差異，而應放置在整體的抗戰格局與文藝宣傳的視域下重新審視。

根據地文藝中的“通訊”

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者之一瞿秋白早在1932年倡導大眾文藝時即推崇報告文學的獨特功用，一方面闡明了它“新式的大眾化的新聞性質”，另一方面則肯定其為“鼓動宣傳的斗爭之中”所創造的藝術。伴隨1937年全面抗戰的爆發，文藝與戰爭的結合走向了一個更為緊密的階段，以往作為大眾文藝形式之一的報告文學也逐漸從后景走向了前臺，成為抗戰時期風行一時的文藝體裁。如周揚1938年在《新的現實與文學上的新的任務》中所觀察到的，“抗戰以來，長篇形式已經退到了最后的地位，在戰時的文壇上演了最活躍的腳色的，是報告通訊一類的小型作品”。毛澤東更是在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我們的文學專門家應該注意群眾的墻報，注意軍隊和農村中的通訊文學。”這里包含著相當豐富的歷史信息，一方面，新聞與文學范疇的區分在當時認知下并不明晰，“通訊”與“報告文學”“速寫”“訪問記”等概念時常出現混用的狀態；而另一方面，基于新聞工作之于戰地情勢的重要性與根據地文藝的宣傳要求，新聞與文藝在實踐層面建立起了可通約、可交互的前提，如上述毛澤東所提請關注的“通訊文學”也正是在這種語境之下得以成立。

處于抗戰前線的華北根據地，其戰時文藝與通訊的交織狀態則表現得更為鮮明。首先，其抗戰時期的現實主義文藝創作往往基于通訊報道中的現實原型，如孫犁《白洋淀之曲》來自于所報道的雁翎隊真實戰斗寫照、王林《腹地》中的“小翻譯”原型為通訊中的烈士張恩淼，再如白求恩醫生、爆破英雄李勇、回民支隊長之母馬老太太、子弟兵之母戎冠秀等通訊人物形象也先后在現實主義文藝創作中得到了進一步豐富與延伸。其次，作家群體所從事的通訊工作，也以或隱或顯的方式影響了其文藝創作。伴隨華北通訊網的建立，大批報人崗位設立，大批文化工作者涌入，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華北報人作家群”。這一群體既有如孫犁、徐光耀、李英儒等華北本土作者，他們的文藝創作即肇始于所從事的通訊工作，甚至寫作通訊構成了他們學習文藝創作的核心一環；也有如沈重、丁原、康濯、孔厥、魏巍等到達華北工作的成熟作者，他們的通訊寫作可放置在協調報人工作與平衡文藝熱情的視域中進行把握；還有臨時擔任戰地記者、特約記者的知名作家，如周立波、丁玲、史沫特萊、沙汀、何其芳、卞之琳、周而復等人，他們的通訊寫作則關聯著把握地方的“采風”與個人創作的“轉型”，而他們的努力也為華北根據地輸入了國際左翼革命與世界文藝的意識感覺。再次，通訊尤其是戰地通訊的政治性與新聞性決定了通訊語言的準確、精當與有力，而這些語言要求也潛移默化地形塑著根據地文藝形態，衍生出諸如街頭詩、街頭劇、墻頭小說等形式各異的文藝類型，將淺白易懂、宣傳性高、鼓動性強的語言熔鑄其中。總體來說，對于通訊的感知形式筑起華北報人作家文藝創作的深層思維模式，并由此形塑出“通訊體”文藝的存在基礎、寫作機制、語言樣態與審美風貌。

“鼓動”宣傳的情感動力

中國共產黨歷來十分注重通訊工作，1939年中共中央建立了《新中華報》（《解放日報》前身）的邊區通訊網，要求邊區各級縣委及各區委都要指派一定數量的通訊員一月一次給《新中華報》發送通訊。其中，對于“通訊”的定位，總政宣傳部依循蘇聯的軍事宣傳體制，將其性質界定為“補充戰報或配合戰報”，并作為系統性軍事宣傳體制的一部分加以組織與規范。時任總政治部宣傳部長兼《八路軍軍政雜志》主編的蕭向榮在1939年《部隊中的宣傳鼓動工作》一文中即強調了“通訊”之于宣傳工作的重要性：“為要使我們的宣傳工作，能夠普及到全國去，并且要在全世界先進人士面前來控訴日本法西斯蒂軍閥的殘暴行為，宣揚我全國軍民英勇抗戰的事跡，寫通訊的工作，是達成這一任務的最好方式。”

事實上，蘇聯將宣傳細分為“宣傳”與“鼓動”兩個明確的范疇，前者主要仰賴具備一定系統性與學理性的思想、理論來達致世界觀的形成與重塑；后者則注重啟用情感的力量，希望通過多種群眾性、感召性的報道手段來直接影響群眾的認知與行動。中國共產黨在借鑒蘇聯宣傳模式之時，曾將前者界定為書面形式，后者則主要是口頭形式，而在實際的工作中，兩種方式顯然未能得到明確區分，但注重“鼓動”這一實際效能的原則卻在具體的宣傳工作中確立下來。就這一層面而言，中共中央對于通訊體裁的重視，不僅是對“鼓動”實踐的直接推動，更意味著“通訊”這一形式有意識形態屬性，直接因應著前線根據地的戰地語境與政治需求。

然而，實際的通訊產出，無論在質量上還是數量上，都無法滿足這種系統性的軍事宣傳需求，據總政宣傳部統計：“整個敵后每月只有不到二十篇的通訊，實在太少，而且許多通訊都寫得很枯燥，只有晉察冀的一些通訊，在反映對敵斗爭與表揚民兵上較好些，如《血海深仇狼牙山》，《趙羊觀的戰斗》等，還寫得生動，給人以較深刻的印象。”對于多數通訊“枯燥”的批評，與對晉察冀通訊“生動”“印象深刻”的表揚，自然并非僅基于文藝審美要求，而應放置在“鼓動”這一工作中予以審視。一方面，在現代總體戰的視域下，晉察冀根據地高度重視宣傳戰線，不但逐級建立通訊網，更注重地方通訊社對通訊稿件的業務指導工作，“如恢復對通訊員的復信制度，在日報上發表系統性的指導文字等”。另一方面，處在敵后戰場前哨位置的晉察冀根據地與日軍短兵相接，戰事頻仍，所遭受的戰爭暴行也最為深重。現代軍事宣傳的第一目標即是以揭露暴行來激發對敵的仇恨情緒，而訴諸情感的方式本身即是“鼓動”的要義之一。因而在這里，控訴暴行這一策略如實地還原了無辜民眾的受難情形，再現了日寇的殘忍行徑與死亡場景的血腥、恐怖。文藝作品中受難場面的呈現無意渲染悲情，而是作為一種政治道德的現實教育，用以召喚民眾的義憤與仇恨，并作為他們沖決自我、投身革命的情感動力。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如《血海深仇狼牙山》這樣與實時戰爭高度關聯、與鼓動宣傳深度匹配的戰地前線通訊，構成了根據地通訊的寫作范式。

“通訊體”文藝與戰時文體重構

更需關注的是，上述通過控訴暴行、激發仇恨的“鼓動式”敘事范式不僅在通訊寫作中得到倡導，事實上它還輻射到了根據地的小說、街頭劇、敘事詩等多種體裁的創作之中。

最早在報刊上發表的晉察冀小說是塞東的小說《祖國的孩子》，于1938年10月在《抗敵報》上發表。小說篇幅精悍，選取常見的“孩子之死”母題，通過幾乎沒有修飾性的描寫，再現了定縣少年英兒在日寇的威逼利誘下不為所動、英勇就義的場景。強調婦女、兒童、老人等弱勢群體在戰爭中所受的侮辱、傷害，是敘述戰爭暴行的常用手法，最能引發群體的憤恨情感與復仇意志。這篇小說的結尾相當簡略卻意味深長：“英兒死了幾天后，一個勝利的消息傳遍了軍區。”來自軍區的“勝利消息”與“英兒的死”并置在一處，暗示了兩者之間的因果或連帶關系。無論是英兒被無辜殺害的殘酷事件直接引發了軍區行動，或是軍區決策與行動正是基于地方民眾的生存狀況而制定，總而言之，“孩子之死”的殘酷情形召喚出了“得勝”的軍事行動。在文藝“鼓動”的范疇中，這既直接激發了民眾的仇敵情緒，也通過喻示勝利的方式將民眾情緒承接，并將其凝結為集體性的復仇行動。這篇小說的素材組織、敘事方式及內在審美與通訊寫作極其相似，是典型的“通訊體”寫作。當時作為晉察冀通訊社記者的田間，因“沒有寫過幾篇象樣的通訊”而自覺有負職責，但他的敘事詩飽含情感強度，貫徹了鼓動的宣傳要求，通訊社領導認定能“和通訊同時起作用”，從而鼓勵他大膽進行敘事詩的創作實踐。在這里，“起作用”構成了評判文藝創作合法性的依據，也內在激發了作家群體的創作活力與實踐動力。這實質上也提示出，文藝的“鼓動”效應并不與特定體裁綁定，而重要的是，經過示范性通訊的有效傳播和廣泛接受，這種“鼓動式”的敘事模式最終在華北根據地文藝中逐漸醞釀成型。

根據地的戰爭情勢和農村環境催生了“通訊體”文藝，不僅包含了狹義上的文藝通訊，還囊括了街頭劇、敘事詩、標語、傳單、廣播稿、墻報等多種形式的文藝形態。因允許真實、事件中心以及情感號召的文體特征，“通訊”在抗戰文藝的生成與發展中得到持續而深入的塑造，影響并形塑了根據地文藝的敘事模式、修辭風格、語言樣態以及傳播方式。戰時文體的實踐側重不止意味著重估各文類各文體在抗戰情境中的實際效能，更包含一種重構戰時鄉土話語空間的總體性規劃。這基于抗戰動員與戰時反饋，也在新文學內部接續了國際左翼文學的革命光譜，構筑了一條本土革命與世界文藝持續激蕩的發展道路。

［作者系河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戰時通訊與華北根據地文藝研究”（項目批準號：24CZW084）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