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周氏兄弟于1923年7月失和。將近十一個月后，又復發(fā)生沖突。見1924年6月11日魯迅日記：“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終取書器而出。”同日周作人日記：“下午L來鬧，張徐二君來。”

徐祖正

近日某公司舉辦拍賣會，拍品之一為徐祖正（按即徐耀辰）1913至1942年間日記，展示了1924年6月11日一則原件，乃是首次公表。現(xiàn)抄錄其中與上述沖突事件相關部分，文字、標點悉從原文：“飯后有點疲倦了。做什么事呢？還是看完幾本卷子罷。忽然八道灣周宅來的電話。去接時是啟民夫人的。說‘兄様’來在那里正和啟明吵嘴中呢，說鳳舉在那爾？我心里很對她著急。我說我此刻到處用電話去找他，我說請放心好了，不要緊的。我就打電話到什坊院對鳳舉說。不久鳳舉打電話給我說他預備去，問我去不去。我說我去后，也不會說什么話。于是他說他先去。我回進房里來停了一回，想道我應該去一次，于是走出大門叫車子去。走進周宅走過啟民兄的書齋看見啟民站在那里。二太太坐在那里。鳳舉和豫材并坐在隔一張茶機的背椅上在那里談話。我走進去看見啟明還很鎮(zhèn)靜的和豫材辯論。二太太見我去了，她告我豫材如何蹂凌他。我回顧后面有二太太的老弟另有一位同居的一個青年。他們都站在后面靜默著。我想我不能靜默著了，于是走到豫材近邊對他開口道一向擔心已久不過沒有機會不能插嘴。如果以我們是朋友的話，我想可否由我們朋友之力使你們兩位在某一程度為止得了了解。豫材說他要去了。我和鳳舉送他出門去。我回進去再坐著。二太太歷訴豫材一向對她的無禮。啟民尚還鎮(zhèn)靜，說有許多人來問豫材的小說怎樣。他自己也問諸人怎樣。我想小說家沒有了人格所做的小說也不過爾爾了。（我心里想實獲我心）啟民又說豫材的話時時變換。方才說過的話竟至要否定的。既然有勇氣要做惡魔為什么沒有勇氣公言去做惡魔呢？我接口道是呀！惡魔未始不可以生存的呀，只要有勇氣公言好了。說得很有力量似的心頭感到輕快。我不想久坐累他們招待所以先鳳舉而回了。心里也不覺得悲哀和驚奇。只自倖自己有了立腳點，并且自己有了天地，此刻是從自己的天地里面開出眼精去望望外邊的人罷了。”

徐祖正1924年6月11日日記

從前我讀周氏兄弟日記，覺得有幾個很感興趣卻難以搞清的地方。首先，魯迅這平生最后一次回八道灣十一號，待了多大工夫。現(xiàn)在讀徐祖正這天的日記，他接到羽太信子電話后，延宕好久才去八道灣，后通知的張鳳舉反而先到。張從什坊院（按即什方院）出發(fā)，徐從祿米倉出發(fā)。這兩個地方都在東城朝陽門南小街東側。后者今稱祿米倉胡同，前者則與小井胡同合并為今盛芳胡同。順便說一句，我從前住的紅星胡同東口就對著盛芳胡同西口，祿米倉胡同則在往北半站地。祿米倉距離西城新街口西邊的八道灣超過七點五公里，什坊院則超過八公里。徐祖正乘人力車過去，路上怎么也得四五十分鐘。可知魯迅等候張徐二人前來，著實耗時不短。

再者，其間魯迅與張徐二人有無互動。關于這場沖突另有幾份二手材料——僅限于轉述當時在場者所說，其他輾轉相傳如周建人《魯迅和周作人》一文所言不在此列。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上海峨嵋出版社1946年10月出版）有云：“這所小屋（按指西三條二十一號）既成以后，他就獨自個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據(jù)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卻，說這是家里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這是在取回書籍的翌日，魯迅說給我聽的。我問他：‘你的書全部都已取出了嗎？’他答道：‘未必。’我問我所贈的《越縵堂日記》拿出了嗎？他答道：‘不，沒被收了。’”

對照徐祖正日記，可知張徐二位不是“一忽兒”就來的，當時都曾“開口說話”，并未先魯迅而“退了”。

附帶說一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曾針對許壽裳說：“這里我要說明，徐是徐耀辰，張是張鳳舉，都是那時的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賓’，如許季茀所說的。許君是與徐張二君明白這事件的內容的人，雖然人是比較‘老實’，但也何至于造作謠言，和正人君子一轍呢？”

許廣平著《魯迅回憶錄》（作家出版社1961年5月出版）有云：“后來魯迅也曾經(jīng)告訴我，說那次他們氣勢洶洶，把妻舅重久和他們的朋友找來，目的是要給他們幫兇。但是魯迅說，這是我們周家的事情，別人不要管，張徐二人就此走開。……當天搬書時，魯迅向周作人說，你們說我有許多不是，在日本的時候，我因為你們每月只靠留學的一點費用不夠開支，便回國作事來幫助你們，及以后的生活，這總算不錯了吧？但是周作人當時把手一揮說（魯迅學做手勢）：‘以前的事不算！’……這一件事情，魯迅還對我說得比較簡單，后來朋友告訴我：周作人當天因為‘理屈詞窮’，竟拿起一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打去，幸虧別人接住，搶開，這才不致打中。”

對照徐祖正日記，可知張徐二人并未“就此走開”。

宋希於君又提供徐祖正1924年6月13日日記原件照片，亦系首次披露，其中有云：“朝上考國三的歐洲文學史從朝上八點到十點。下堂來遇見豫材。他正同幼漁在那里談話。我走去，他很親熱的招呼我。我對他說明那天接了鳳舉的電話因為想道可有以后說話的機會所以前去的。他和幼漁說一向對啟民還能原諒他的態(tài)度。前天之后知道原諒是錯的了。幼漁旁邊隨便打了幾句合鎚。末后只有豫材和我兩人在教員室里，今天他很特異的和我很投機的談話。他告訴我二太太造他的謠言。我務必想不多和他談到這個問題上去。我和他談暑中想做的事。告他留學的事。差不多到十二點了，我回來。”

徐祖正1924年6月13日日記

同日魯迅日記：“上午往師范大學考。”

再看許壽裳轉述魯迅“這是家里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和許廣平轉述魯迅“這是我們周家的事情，別人不要管”——后者似乎襲自前者——的話，這里所記魯迅兩天后的態(tài)度多少有些出入。

第三，沖突過程中在場者有哪些。除魯迅及周作人日記談及的幾位，還得加上徐祖正1924年6月11日日記所說“另有一位同居的一個青年”，即川島。川島曾作《弟與兄》一文（載1978年10月22日《人民日報·戰(zhàn)地》），說來也是一手材料，有云：“其時，我正住在八道灣宅的外院（前后共有三個院子）魯迅先生曾經(jīng)住過的房子里。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去上班的當兒，看見魯迅先生來了，走進我家那小院的廚房，拿起一個洋鐵水杓，從水缸中舀起涼水來喝，我要請他進屋來喝茶，他就說：‘覅惹禍，管自己！’喝了水就獨自到里院去了。過了一會，從里院傳出一聲周作人的罵聲來，我便走到里院西廂房去。屋里西北墻角的三角架上，原放著一個尺把高的獅形銅香爐，周作人正拿起來要砸去，我把它搶下了，勸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我也回到外院自己的住所來，聽得信子正在打電話，是打給張、徐二位的。是求援呢還是要他們來評理？我就說不清了。”

上述回憶錄，許壽裳寫在周氏兄弟沖突二十余年后，許廣平寫在三十余年后，川島則已相隔半個多世紀，記憶容有錯訛闕漏，又難免受到時代輿論導向的左右；相比之下，日記作于事件發(fā)生當時，或許更能反映真實情況。至少對徐祖正來說，寫時儼然未曾考慮他人看法及后續(xù)影響，甚至無遑推敲文字。他的日記只記與自己相關的內容——別人對他說的，他對別人說的，以及當下心里想的。別人之間，則只寫道：“鳳舉和豫材并坐在隔一張茶機的背椅上在那里談話”“我走進去看見啟明還很鎮(zhèn)靜的和豫材辯論”。

關于這一事件另有一份二手材料，即郁達夫所作《回憶魯迅》一文（載1939年3月1日、7月1日、8月1日、9月1日《宇宙風乙刊》第一、九、十一、十二期）：“在我與魯迅相見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的消息，從祿米倉的張徐二位那里聽到了，原因很復雜，而旁人終于也不明白是究竟為了什么。……據(jù)鳳舉他們的判斷，以為他們兄弟間的不睦，完全是兩人的誤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對照徐祖正日記，“失敬”與“無禮”意思大致相近，可知此處徐張二人只是原本轉述，而郁達夫亦是轉述了他們的轉述。

至于徐祖正日記中“二太太見我去了，她告我豫材如何蹂凌他”一句，末了的“他”字，未必是“她”的誤寫——如某些網(wǎng)文所徑改的那樣。此字如不錯，或許與前一句“我走進去看見啟明還很鎮(zhèn)靜的和豫材辯論”有關，指“辯論”中一方此前的表現(xiàn)。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關于那個事件，我一向沒有公開的說過，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現(xiàn)在看到徐祖正日記，得以知道他私下所言。再看魯迅日記，兩造的說法都有了。有關此事，我們的話只能說到這兒為止。徐祖正的兩則日記有助于多了解一些當時的情況，對于先前的認識做些訂正，但我們所知仍然有限。認識只能基于所知，超出界限即為臆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