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24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韓國作家韓江。頒獎詞稱：“她的作品直面歷史創傷和隱性的規則，揭露了人類生命的脆弱……”文學作品如何在不同國別、不同語言、不同文化背景中脫穎而出？經歷了怎樣的跨國翻譯和傳播？這其中作者、譯者、編輯甚至版權代理人，哪個環節起到了關鍵作用？近日，以“文學引進與輸出”為話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國際版權專家、英國安德魯·納伯格聯合國際有限公司駐中國代表黃家坤，作家許言午、遼京、侯磊、阿依努爾·吐馬爾別克、孔孔以及編輯代表等共同探討了中國文學對外輸出生態——我們應付出怎樣的努力，才能如活動主題所述，讓文學成為“人與人之間最短的距離”。

走向世界的文學在于深度，而不在于尖銳

生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在韓敬群的成長和受教育過程中，文學的引進和輸出，尤以翻譯為主的引進工作，對青年文學修養的形成、文學體系的構建，都產生過重要作用。他提到八十年代的兩套著名叢書《走向未來叢書》與《走向世界叢書》，甚至有人將由諸多學者名家編譯的《走向未來叢書》視為中國的“第二次啟蒙”。羅念生、朱生豪、李健吾、許淵沖、李文俊等翻譯家對國外文學名著的譯介，很大程度上豐富并改變了中國當代文學發展樣貌。與過去相比，“現在的文學引進工作不再注重系統性，目光更多放在暢銷書，也很少考慮文學體系的建構，甚至翻譯質量也有所下降”，韓敬群說，在文學輸出方面的問題更為切近，“走到世界去，并不是我們一廂情愿就能實現。對方會不會開門將你迎進來，會不會閱讀你的作品？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從事版權工作近四十年的黃家坤一直面臨這樣的疑問與困惑：中國文學的引進與輸出工作非常不平衡，“不僅在中國，縱觀亞洲與歐美，總是我們買他們、看他們的作品多，對方看我們的作品少。”

漢語是全球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進入西方世界的漢譯文學作品卻并不多見，有一個例子可以衡量——過去十年中，獲得布克國際文學獎提名的超過100部作品中，只有為數不多的幾部是從中文翻譯的，入圍美國國家翻譯獎的作品也存在類似情況。對此，美國Riverhead Books出版社一位特約中國編輯解釋，這種情況一方面源于華裔是少數群體，以中文創作難以擴展到國際市場，很少像英語作家能夠獲得豐富的推廣宣傳以及資源平臺；另一方面源于中西媒體的不融通，西方甚至對中國茅盾文學獎知之甚少，中國文學作品通過西方媒體的宣傳與曝光度亟待提高。

這位特約編輯說，無論中外，大多數作家都真誠渴望與世界讀者建立連接，事實上很多國家希望本土文化能夠實現有效海外輸出，傳播到世界各地，中國也不例外。“文學是人的故事，并不是政治的故事，不要拿它作為文學唯一的表現途徑與意義符號。” 據其介紹，今年8月，Riverhead Books出版社將出版作家張悅然的小說，直譯名為《坐著的女性》。

許言午曾經中斷寫作多年，創作最新長篇小說《揚兮鎮詩篇》之時，他也曾考慮是否應提前預設行文框架，規避風險，進入寫作才發現并不需要——“作家不要自我設限。一些人眼中小說必須具有批判性，但我認為文學最大的價值在于深度，而不在于尖銳。” 真正的好作品不分地域國界，創作本身之外的客觀原因并不足以阻礙優秀文學作品傳播。

對此，遼京和哈薩克族作家阿依努爾·吐馬爾別克也談到，通過閱讀不同國家的當代文學，普遍發現年輕人雖關注不同議題，有不同生活困難和困惑，但處理文學素材的方式值得交流與借鑒。同時作為出版社編輯，阿依努爾·吐馬爾別克深知文學翻譯與版權輸出工作的重要性，“有次妹妹在國外一個咖啡館看到當地語言寫著要放映根據余華作品改編的電影《活著》，福貴身邊最后一個親人去世時，所有人都淚流滿面。我想，這就是文學拉近了人與人的距離。”

翻譯之后，版權工作更加重要

黃家坤將“what、where、who”三個英語單詞視為文學出海三要素——簡而言之，作品寫的什么？傳播到哪去？賣給誰？由于文化差異，一些在國內為人熟知的題材在國外很難引起讀者共鳴，比如歷史內容。這是出版方引進需首要考慮的因素，在主題具有普適性和確保文學質量前提下，輸出方和引進方的編輯對接工作尤為重要，甚至直接決定一部文學作品的海外輸出是否成功。

參加國外出版社的編輯聚會，黃家坤很受震撼。“不僅限于作品，他們對自己負責的每一位作者都了如指掌，包括成長經歷，創作風格，家庭生活甚至八卦故事”。如果編輯能與譯者、版權代理人進行良性合作溝通，那么文學作品的海外輸出成功率將會大大提高。

英國倫敦大學一位漢學系教授曾想翻譯賈平凹《廢都》，終因難度太大而放棄。聚焦上海文化的金宇澄長篇小說《繁花》，大量方言和地域特色，最后把法文翻譯累哭了。同樣，在國外熱度高市場火的作品。引進到國內也有坐冷板凳的情況。

作家孔孔的小說由一位英國人翻譯，二人每周都要進行幾小時語音通話，交流問題。由于文化差異，有時要花很久解釋一個單詞或形容詞。侯磊參加某個中外作家論壇也有相似感受，“雙方學者翻譯交流沒問題，真正達到文學出版水平還是有差距。”

很多人簡單認為，翻譯完就等同于走向世界，其實不然。找到譯者只是第一環節，對譯者知識水平的了解、與譯者的有效溝通，對輸出目標地域的社會文化、文學市場、閱讀生態、讀者群體等進行系統調研與評估，這些工作通常需要成熟的版權代理人來運作。黃家坤透露，韓江的作品由韓裔美國人進行翻譯，翻譯靈活考慮到西方讀者閱讀習慣，因而作品英文版和母語版是有些許差異的。

“中國有非常多的優秀文學作品，太需要一個窗口了”，黃家坤建議在國內開辦版權與海外輸出培訓。鑒于自己作品的海外推廣經驗，孔孔也提到，目前國內的文學海外輸出缺乏整體性和系統性機制，渠道狹窄而分散，一些重要環節都是各起爐灶，難以形成合力。

因為不了解相關知識，黃家坤在與國內作家合作時還遇到不少尷尬情況。有位知名作家，團隊簽了獨家代理，后來卻發現世界各地譯者都在銷售他的作品，而且很多已經賣掉了。“他沒有理解獨家代理的意義是什么，只把我們當成作品譯者之一。” 黃家坤說，版權代理人就像橋梁，作品翻譯完的下一步，才真正面臨走出去的實際操作。“作家覺得譯者重要，實際上版權代理人同樣重要，他們基于專業性，對作品的海外輸出是有綜合判斷力的。”

當下傳播模式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營銷編輯王昊觀察到，國內線上銷售占比日益增長，尤其是一些視頻平臺，甚至比當當、京東等傳統線上銷售平臺運營數據更高，用戶粘合度更大。不同區域的營銷手段也會隨之改變，比如之前在美國《紐約時報》或《紐約客》寫一篇書評，就會帶動傳播熱度，現在則有所下滑。“表現方式變了、推薦方式變了，出版社的選擇判斷和作家寫作風格會受到潛在影響。如果能夠把作品熱點與相應營銷手段對接到一起，也許不失為一種有效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