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替身——評周宏翔小說《角色》
如果用當下時興的流行語來概括,那么周宏翔的《角色》所講述的,可以說是一個有關“替身文學”或“白月光文學”的故事。“替身文學”首先普遍是一種悲劇性敘事,因為“母本”的地位已然被確定,盡管他/她或許早已不在場,并且無法復現,但他/她在追尋者的心目中,永遠都是獨一無二的,所謂“白月光的殺傷力”即是如此。追尋者會去徒勞地尋找“副本”,在他們身上投射對“母本”的特殊感情,這種情感投射本身就“動機不純”,因此很難有一個好的結果。它的精髓之處在于一種錯位感,過去與當下在一瞬間疊加,無論追尋者還是“副本”,都難以分清真實與虛偽,進而對感情和自我產生懷疑。
這樣的替身關系,在《角色》中存在兩對。老杜雇傭蔣紅紅來扮演心愛之人米蘭(兩人眼角都有一樣的痦子),又在聽蔣紅紅講述過高天寶的往事后,特意雇傭了叢小野(他和高天寶都是刀工了得的廚子)。蔣紅紅是小說的絕對主角,她嵌套在這兩對關系中,既是“副本”本身,又是“副本”的尋覓者,其中的悲劇特性都在她身上集中呈現。在前一段關系中,她受人雇傭,明知道自己只是替身,又不得不以堪稱職業的態度和技巧,去扮演那個或許已不存在于世的陌生角色;在后一段關系中,蔣紅紅在叢小野身上不斷發現高天寶的影子,并在敞開心扉的過程中逐漸沉湎,最后卻驚覺一切只是自己的一廂情愿。高天寶是蔣紅紅揮之不去的牽掛甚至執念,為找到高天寶,她不惜與師父決裂,扔下如日中天的事業,不管不顧沖去廣州,找到的只有虛幻。從廣東回來,起起伏伏多年,生活日漸艱難,老杜的特殊委托給了她物質上的支持,但代價是她不再能擁有自己。她本以為能在叢小野身上找到慰藉,但叢小野有女朋友的事實、他辭職的決定,以及老杜對她無休止的要求,一系列事件讓她明白,真實的自我早已不復存在,“他(高天寶)和她原本的角色,在同一天演到頭了”。
“角色扮演”(Role-playing)原本是個心理學詞匯,指的是個體通過戲劇化的表演來重現往日情景,以此起到緩解內心沖突、釋放壓抑情感的作用,進而獲得精神上的拯救和放松。從這一解釋出發去觀照人物,就會發現蔣紅紅既是拯救者也是被拯救者,她給老杜帶來了精神上的安寧,也得到過叢小野的照顧,而當叢小野離職、角色扮演結束,她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支撐。在青年亞文化中,“角色扮演”(cosplay)也并不鮮見,年輕人會委托專業人士來扮演自己喜愛的動漫或游戲角色,讓他們以這些角色的身份來陪伴自己,并從中獲得心靈慰藉。這和老杜雇傭蔣紅紅沒有什么實質性區別,不同之處在于,老杜清楚地知道米蘭已經不在,蔣紅紅只是替身,而角色扮演的委托人是發自內心相信那些虛擬人物是真實存在的。后者比前者需要更多的“信念感”,委托者要向角色投注更多感情,這種感情遠比現實生活中的人際交往更為強烈。也正因為如此,一旦委托結束,委托人往往會產生嚴重的“戒斷反應”,他/她無法立刻適應現實世界,回味之余會感受到漫長的空虛。作為扮演者的蔣紅紅是清醒的,她知道用什么樣的語氣和說辭去回應老杜的要求和試探,知道用什么樣的小細節去把戲做得更真更足,更討老杜歡心。在劇團浸淫多年,“見過的,聽過的,經歷過的,數不勝數”,扮演他人對她而言輕車熟路;但當她成為向他人投注情感的一方時,經驗和理智便統統失效。她當然知道叢小野不是高天寶,但過于強烈的情感讓她無法不在二者間建立關聯,并在叢小野離開后情緒坍塌。
“年少時不能遇見太過驚艷的人”,這句話俗氣,用來概括蔣紅紅又是合適的。十二歲,情竇初開的年紀,單調枯燥的練功生活,遇到背挎菜刀、刀工了得的高天寶,有點“一見楊過誤終身”的意思,但又帶點血腥——為保護蔣紅紅不被欺負,高天寶砍斷混混一根手指,為了“還賬”,又自斷一根手指,并且就此消失。蔣紅紅在門縫中目睹全程,青春期的慌亂在她心中埋下一顆種子,并在數年后兩人重逢時瘋狂生長。兩人的身份沒有變,還是戲子和廚子,但又分明生疏,高天寶的斷指處,“雖已長了新肉,但切口突兀硌手”,兩人間的隔閡亦是如此。之后又是漫長的拉扯:蔣紅紅邀高天寶來看戲,高天寶急于外出打拼,沒有答應;高天寶打來電話,蔣紅紅賭氣不接,長期不再聯系。汶川地震給兩人帶來轉圜余地,高天寶寫下長信,告知蔣紅紅自己的發展情形,蔣紅紅由衷感到高興,又因為寫不出像樣的回信感到氣悶,索性又鬧起別扭,兩人再次回到安全距離。等到她察覺到高天寶的異樣并不顧一切奔赴廣州時,為時已晚,高天寶徹底離開了他,她在這世上成了孤獨一人,這也是她感情如此強烈的原因。
關于高天寶的離去,小說給出了兩種不同的敘述行文。在蔣紅紅向叢小野的講述中,高天寶的離開頗具詭異色彩,他在學徒期間經歷了老字號內部的復雜斗爭,被他人陷害,不得已吃下有毒的菜品,撿回一條命,卻喪失了味覺,口舌不再能嘗出味道。兩人在酒吧相遇,高天寶向她講述經歷,然后在解手時憑空消失,“人潮擠亂了她的視線,她回頭看空空如也的酒桌,橫七豎八斜倒的酒瓶,那張座位,好像從頭到尾就只有她自己坐過”。而在小說結尾,老杜叫蔣紅紅給他做豌雜面,蔣紅紅拿起刀,想起高天寶,“那天去廣州的醫院,在病床上,她看到了他,他原原本本就躺在那里,說不出一句話”。如果后一種敘述是真實的,那么前一種敘述,很可能就是蔣紅紅對高天寶死亡事實的美化。高天寶到底因何而死,她在廣州是否見到了他最后一面,兩人是否有過最后的交談,這是作者留下的懸案,既是讓讀者去自行判斷,也是在加強蔣紅紅因執念而生的譫妄。無論如何,高天寶是蔣紅紅心里的一根刺,無法拔除也無法撫平,叢小野的出現,或許讓這根刺產生了動搖,但最終的結果卻是刺扎得更深,“她低著頭,還來不及哭,下一秒,她切到了自己的手”。
小說結尾,蔣紅紅發現了隱藏在廚房縫隙中的攝像頭,她好像身在楚門的世界中,總有一雙陰暗的眼睛在盯著自己。我們無法判斷這是不是老杜的惡趣味:既希望蔣紅紅扮演好米蘭,又雇傭叢小野來試探蔣紅紅的情緒,既通過攝像頭看到了一切,又在明面上假裝無事發生。這種矛盾也從側面印證了委托者的心理糾結,宣示了替身的尷尬處境。
“你我找不到最終的答案,就交給時間,時間總能替你我至少一人回答。”這是米蘭寫給老杜信中的一句話,是陳述句,也是疑問句。兩個人漫長的情感糾葛,時間真能給出答案嗎?答案究竟是什么,是應該銘記還是應該遺忘?在另一篇小說《另一出戲》(《文藝報》2025年4月18日6版)中,周宏翔同樣寫了一個叫做蔣紅紅的女人,她在離開劇團后,開始網絡直播,上半場唱川劇,下半場扮男人。當她穿上男式西裝時,會想起另一個穿西裝的男人,他曾經說會帶她走出小小的房間,卻因為醉酒從陽臺跌落,先她一步離開。兩篇小說的主題一以貫之,都是在叩問當代人的情感和主體性問題:情感是生活的全部嗎?當一個人的人生被情感牢牢束縛,這是一種忠貞還是一種病態?當我們失卻一段重要關系或一個重要身份,我們是否就成了“失敗的人”,失去了重新開始生活的資格?在錯綜復雜的關系網中,我們真正的位置又在哪里?蔣紅紅切傷自己的手是一個隱喻:一味沉湎于過去,只會再增添新痛。高天寶對蔣紅紅說:“每個人的真我從不在人群中,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我們只是老天分配的角色,目之所及,都是假象。”或許的確如此,我們都是在不停扮演虛假的角色,“真我”另在他處,但如何扮演好當下的角色,不被已經謝幕退場的角色束縛未來的人生,也是一項更為重要且嚴肅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