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驗如何轉化為小說素材，進而用敘述對其進行美學賦形，是青年小說家面臨的挑戰。如果說上海十里洋場的現代性體驗催生了20世紀30年代的新感覺派小說，時隔近百年，全媒體時代對人類存在的深刻影響，無疑同樣呼喚著對當下“新感覺”的文學表達。孟小書的《獵物》凝視虛擬與現實界限消失的時刻，用寓言化的手法和陌生化的場景設置，提供了新的異質的美學經驗，在細膩的故事和富于女性色彩的敘事中給予我們反思時代的契機。

《獵物》由三篇小說組成，形式上像一篇小說集，但我更愿意把它定義為一個完整的小長篇。三篇小說有貫穿始終的主人公Leila和K（盡管主人公的身份在第三篇小說《終極范特西》中變形較大），有一致的主題（即“狩獵”），并置在一起宛如火車的三節車廂，組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小說一《狩獵》講述一對男女網紅來到東非坦桑尼亞一處獵場進行合法狩獵的故事，隨著獵殺視頻如旋風般瘋傳，女主人公Leila不堪心靈重負和網絡暴力，走向死亡。小說二《白色長頸鹿》接續上一個故事，將Leila離異的父母老賀和竹桑帶到女兒死亡的事發地，在對女兒死因的探尋中，牽扯出原生家庭綿里藏針般的隱憂。小說三《終極范特西》中，Leila化身為不愿見光的殘疾女網紅，而搭檔K則變身為被迫卷入電詐團伙的犯罪分子，隨著二人交往日深，良心未泯的K最終放棄了騙來Leila以換取自由的想法。如果說K在肉身上被囚禁于緬北電詐機構，那么Leila則被心理上的自卑囚禁。小說借此講述了一個身心不自由者彼此救贖的故事。

在書名“獵物”統攝下，三篇作品講述了多個層面的狩獵，于自然叢林狩獵之外，著重探討了互聯網時代虛擬對真實的獵取。人與動物層面上，《狩獵》以東非坦桑尼亞KILIMA獵場為故事發生場域，呈現了草原動物自在嬉戲的場景。然而，這個動物的天堂也是動物的墳場，所謂“野生動物”不過是被貼上價碼的商品，等待著獵人的子彈和鈔票。狩獵這個獨特的題材也是吸引Leila和K到此拍攝視頻的原因。第二個層面的狩獵發生在人與人之間，尤其是男女之間。小說提到K初中時的“狩獵”游戲，對女性的侵犯于他而言，只不過是游戲。直到成年后獵殺了一頭長頸鹿（作為女性化的意象出現），K的欲望才得以真正釋放。然而，看到一個真實生命的消逝，他又“覺得自己的身體也在逐漸消失”。同樣，在《白色長頸鹿》中，情緒不穩定的竹桑，壓榨著老賀和女兒的情感空間，她的咆哮、暴躁，“像一張鐵絲網將老賀的全身包裹住了”。而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電信詐騙殺豬盤中，K對女網紅Leila的狩獵?！办o靜地等候，讓獵物體會到十足的安全感后，再施以致命一擊，徹底將其擊斃?！薄东C物》所表現的更深層次的狩獵存在于網民與網暴對象之間。《狩獵》中的Leila之死，是網絡暴力催化的結果，而導致危機發生的技術性原因則是斷網。如果沒有斷網，Leila陽光健身博主的形象也不會因來不及下架狩獵視頻而坍塌——決定一個人的命運，儼然只需要一個wifi信號。同樣，在《終極范特西》中，Leila直播中遭遇的洪水般襲來的惡評，也無意中加快了這個缺愛、自卑的女孩在情感上倒向詐騙分子的步伐。

孟小書在《獵物》中延續了現代文學的潛在敘事模式，將“看與被看”深化為互聯網時代的“殺與被殺”。狩獵者Leila看長頸鹿時，也被無面目的網民看。網紅主播Leila被粉絲圍觀、打賞時，也被幾千公里外的詐騙團伙當作獵物盯上。而最終導致《狩獵》中Leila之死的不是某個具體的人，而是類似魯迅《我之節烈觀》中所說的“無主名無意識的殺人團”。我們無法從原子化的網民你一言我一語掀起的暴力旋風中，指認出將Leila推向死亡的兇手。如果說祥林嫂的死，還能歸咎于魯四老爺、柳媽和魯鎮其他人，Leila的死卻別想找到誰為其負責。導致祥林嫂之死的深層原因——集體無意識的封建禮教，在今天被置換為互聯網傳播和算法邏輯。

《獵物》呈現了我們時代獨有的世界觀——真實、網絡虛擬與夢境無意識交織。如果說弗洛伊德發現了潛藏于人類意識冰山之下的無意識部分，將其整合為人的存在本質，那么肉身與數字分身的難解難分則更進一步，成為互聯網全媒體時代人的本質特征之一。Leila夢境中反復出現的白色長頸鹿是她理想自我的投射，它美好、溫順、優雅。當長頸鹿被擊殺，女主人公的另一個自我破碎了，這是導致其自殺的內在原因。母親竹桑來到女兒殞命之地尋找她生前的印跡，隨著另一頭長頸鹿被丈夫獵殺，這個意象變成纏滿白色繃帶的形象，映射出竹桑對女兒的愧疚。對老賀來說，那個青年時代出現在小興安嶺的獵人，實際也是鏡像世界中一個理想的自我，他虛構了一個與庸常生活無涉的獵人作為心靈的寄托。從中可以看到小說中每個人人生的不完滿以及他們的渴求，這催生出另一重真實——夢境與虛構中的真實（抑或補償）。

與之相伴的是身體化媒介時期，肉身與“數字身體”的博弈與撕扯。在身體化媒介時期，人以節點的形式存在于微博、微信、抖音等媒介平臺上，呈現出的“數字身體”不具備實體形態，卻虛擬在場，代替肉身行使完整系統的功能，比如一些人的“精裝朋友圈”就是肉身的“數字身體”。小說中，鏡頭前的Leila，偽裝的中產精英K，朋友圈中的“寶哥”，都是肉身的數字分身或“數字身體”。頗有意味的是人名，“博奇”與“Leila”，“張存良”與“K”，虛擬世界中的英文符號所代表的美好形象，與現實中本名的主人所遭遇的污糟境遇和一地雞毛，既分裂又統一，難解難分地糾纏在一起。二次元、宅文化、網絡直播、網絡暴力、網絡詐騙……小說開掘出將當下現實難題轉化為文學表達的路徑。

穿透虛構的迷霧，依然能看到《獵物》的價值傳達。在現實、網絡虛擬與夢境無意識交織的世界中，我們或許有可能破解互聯網景觀社會的認知與情感悖論?！督K極范特西》留下了一個“光明的尾巴”，K決定放棄用Leila換取自由的機會，他遠遠地看到了那個穿紅色POLO衫的女孩。小說在這次擦身而過中，重新厘清了設身處地與隔空觀看的巨大差異。當“獵物”逐漸走進張存良（而不是K）的內心，對象化的Leila也慢慢還原為活生生的博奇。我們終究會發現，身體而不是“數字身體”才是我們存在于世唯一能夠擁有的東西。擁有一個身體，意味著介入確定的環境，觀看真實的表情，言說帶聲音的話語，小說以物理世界對抗虛擬世界，重新張揚了人的主體性和內在本質。

孟小書的作品有一種全球視野，比之于前輩作家“到世界去”的野心，她更多的是“在世界中”的從容，《獵物》對異域景觀有細致的刻畫，但毫無獵奇式的展演性描寫，這或許也是她沒有自我設限于一地一域，而能夠通達互聯網時代共通性精神命題的原因。

（作者系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