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這意味著知識生產的目標應超越“本土化”，邁向以“自主性”為核心的知識體系建構，從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作為一門關心社會運行和發展的學科，社會學更應突出中華文化主體性地位與創造性，保持構建過程的開放性與動態性，不斷激發學科內在活力。可以說，基于學科建設、特色主題、時代議題、傳統文化和中國社會實踐的內在統一，凝聚百年社會學研究的歷史積淀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新鮮經驗，探索中國自主社會學知識體系的建構路徑，正是我們這一代社會學人的使命。基于上述使命要求，可以從以下五個方面進行探索。

由“學科新造”考察學科建設發展規律

可以從一個學科自異國移植到本土落地生根的過程，來考察學科建設的歷史規律與特征。不妨將這個學科重構階段稱為“學科新造”，其間往往伴隨大量自主知識創新，因而最容易觀察。在社會學引入中國的早期建設階段，嚴復把社會學翻譯為“群學”，這在“學科新造”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以期使這門舶來學科能更好適應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與文化環境。幾乎與嚴復同時，吉丁斯在美國為社會學美國化進行“學科新造”。從兩者的經驗比較看，個人特質、學術思想積淀、知識分子網絡、制度環境和政治經濟背景等多重因素都深刻影響著他們在社會學“學科新造”過程中取得的學術成就與地位，更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了此后社會學在各自國家的發展走向。進一步而言，學科建設是學者個體學術生涯、人生際遇與宏觀歷史互動的過程；學術思想的創新與傳承不僅取決于學者的個人天賦和后天努力，也在更大程度上受微觀到宏觀多層次因素的共同作用。梳理成功或失敗背后的機制，探索“學科新造”與學科發展中的客觀規律，對指導中國自主社會學知識體系建構，無疑能提供更深入的啟示。

把握學科發展中的人類學傳統

在社會學學科史上，人類學與社會學始終存在著深厚而緊密的思想交匯。置身于建構中國自主社會學知識體系的當下，回溯社會學中的人類學傳統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與價值。事實上，在歐美與中國社會學脈絡中，都蘊含著豐富的人類學思想：在歐美社會學體系中，馬克思主義、功能主義和交換論均體現出顯著的人類學取向；而在中國社會學的理論譜系中，唯物史觀社會學和“燕京學派”則凝聚了豐富的人類學思想與方法精髓。它們不僅是社會學中國化歷程中較為突出且成功的范例，更驗證了中國社會學傳統中的人類學貢獻，為當下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提供了思路與策略。首先，應充分運用田野調查和民族志寫作等方法，以具象而真實的資料為分析基石，深入理解并把握中國社會的歷史與現實。其次，必須緊扣時代脈搏，聚焦社會主要議題，創造性地運用交換論、功能論等理論視角。最后，應積極延續并發揚主動介入社會實務的學術傳統，整合多方學科資源，推動學術機構、學者群體與社會政策制定者等重要主體的協同合作，形成社會研究與社會建設之間的有機互動。

在實踐中激發社會理論生命力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及建設相結合的歷史進程，也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與中國實踐彼此塑造、相互促進的歷史過程。然而，傳統的中國社會學史敘事往往更關注社會學家的思想，忽視了實踐形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對此，中國社會學人需要將關注點放在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意義上，同時也要看到中國實踐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的豐富與發展，強調在實踐基礎上重構中國社會學發展史的重要性，堅信理論的生命力正是源于與實踐的不斷互動。在新時代推動共同富裕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學人需要同時具備文化自覺、理論自覺和實踐自覺“三位一體”的自覺意識，對馬克思主義社會學中國實踐形態進行細致考察，立足中國社會實踐的沃土，建構中國自主社會學知識體系，從而更好地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

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構建中國特色社會學

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是中國社會學人推動中國自主社會學知識體系建構的重要路徑之一。費孝通先生晚年對文化自覺的理論反思，以及他致力于在中國文化基礎上重建社會學的努力，都印證了傳統文化在社會學中國化進程中的深遠意義。以費孝通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發展為“和而不同”的文明觀為例，若能通過現代文化的視角加以詮釋，便可實現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豐富中國自主社會學知識體系。費孝通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以現代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知識重新詮釋，創造性地轉化為全球化時代的文明對話原則，強調世界多元文化應在保持“文化主體性”和“文化自覺”的前提下實現文明交流互鑒，即費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所表達的現代世界應有的文明觀。這一文明觀超越了狹隘的“文明沖突論”，既是中華文化融合力的表現，也是中華文明得以連綿不絕的重要原因，對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發展人類文明新形態具有重要價值。這一分析方法同樣適用于對其他傳統文化概念與命題的當代詮釋和科學轉化，為建構中國自主社會學知識體系提供多樣化的理論滋養與豐富文化根脈。

以人民為中心提升中國社會學的人文性

對“社會”的不同理解形成不同的社會觀，從而深刻影響社會學者的學術理論與實踐。費孝通晚年對自己一生學術生涯回顧和思考之后，總結出兩種社會觀及其對應的社會學研究取向。第一種社會觀認為，社會是由眾多個人為生活需要而集合在一起的群體。進一步說，社會不是實體，僅是個人在群體內分工合作，滿足生活需要的手段。第二種社會觀則主張，人已不再局限于“生物人”層次，而且在自然界演化中成為了“社會人”，社會因而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實體，生物人只是社會的載體。在費孝通學術生涯的三個不同時期，兩種社會觀的影響各不相同。在對自身學術歷程進行反思后，一生“志在富民”的費孝通最終將思考集中于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注重“心態”研究，并認為其社區研究是應用社會學，“一門為人民服務的社會科學”。這種定位意味著構建中國特色社會學要“以人民為中心”，胸懷“國之大者”，建構中國自主社會學知識體系，不斷增強建言資政、為人民服務的能力，提高人民福祉。避免社會學研究過于技術化和科學主義，同時推動社會學理論深化、指導社會變遷實踐，特別是在提升中國特色社會學的人文性方面，“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取向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社會學人唯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才能真正推動中國自主社會學知識體系的建構與發展，更好地服務于當代社會的進步與繁榮，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