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師力斌的文學評論集《新媒體時代的文學書寫》時，突然想起了黑格爾的一個非常有啟發的說法：熟知非真知。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序言中說：“一般說來，熟知的東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的東西，正因為它是熟知的。有一種最習以為常和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認識的時候先假定某種東西是已經熟知了的，因而就這樣地不去管它了。”之所以產生這樣的聯想，是因為師力斌的評論集真切地反映了熟知與真知的辯證關系。黑格爾并非反對熟知，而是反對沉溺于熟知而不自知，影響向真知躍遷，即熟知只是認識的第一步，真知才是認識的更高階段。師力斌的評論集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認知的躍遷過程，而他能夠實現這種躍遷，還有一個更深的原因：對詩歌、文學的熱愛。

我是師力斌的老同學、老朋友。2001年春天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參加碩士研究生復試時，我們倆一見如故，那時他就體現了這種熱愛。在短暫地交流中，我知道他那時在太原的某單位工作，就是因為熱愛詩歌、文學，才辭職報考北大中文系。我們倆有幸被錄取成為同學后，他的這種熱愛體現得就更充分了，見面不久，他就把自己詩集的打印本送我，請我“指正”。同學3年，他跟我談的最多的，就是他自己的詩歌和詩歌理想。畢業工作后，見面機會相對少了，但一見面，他談的還是自己的詩歌和詩歌理想。20多年過去，他的熱情不但始終如一，而且愈益熾烈，談論的焦點也更加集中了，那就是杜甫及其詩歌。熟悉的朋友都知道，一起聚會時，他的保留節目就是背誦杜甫的詩歌。當然，他不是為喜歡而喜歡，他是在杜詩中看到了理想的詩人形象與詩歌形態，故借杜甫談新詩道路、新詩理想，這都凝結在他的專著《杜甫與新詩》中了。這部評論集中也有兩篇專論杜甫詩歌對當下詩歌啟示的文章，可供我們窺斑見豹。

正是由于熱愛，使他熟知詩歌，特別是中國詩歌，而且他還由熟知而真知，達成了探究真知的理論自覺和行動自覺，就像他在《如何評價新詩大眾化》一文中所強調的那樣，討論新詩需要相當多“專業化的要求”，“它需要討論者對百年新詩的閱讀量、需要對詩歌史的掌握、需要詩歌理論的儲備，甚至還需要一定時間的詩歌寫作訓練”。

正是由于由熟知而真知，他提出了一些極具價值的見解和觀點。比如，他的《新詩如何取標題》一文，不但深入淺出地論述了新詩標題的重要性、新詩標題的類別、新詩標題的要求，而且通過標題探查中國新詩現代化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頗有見地。他的《新詩的音樂性及形式創造》一文也有異曲同工之處，他認為“好詩不一定非要音樂性，音樂性不等于格律。好詩不能單純依賴某一種形式或技巧”。再如，他認為格律論已經進入一個死胡同，“以格律為核心，期待一種定型化的音樂性模式，其結果只能是走向新詩自由的對立面”。這些論斷看似聚焦于具體的詩歌問題，其實關聯著新詩道路的大是大非，所以，雖然只是短短的幾句話，卻蘊蓄著作者長期的苦思，很有分量。

這部評論集中，對我啟發最大的一點是作者對新詩大眾化評價標準的構建。我個人認為，詩歌界之所以長期存在話題多、爭議多而真正建設性理論觀點較少的現象，一個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清晰且具共識的大眾化評價標準，這也正是師力斌多年來深感憂慮的根由。為此，師力斌提出一種辯證的思維，“既在文化上全面考量新詩大眾化的成就，也在審美專業上認真面對新詩寫作的問題”，并依據這個總的原則提出三條標準：“首先，合理評價新詩大眾化，應當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來正視新詩能量，考量其成就”，這樣新詩大眾化在文化民主、文化公平等方面的貢獻就不會被忽視乃至無視。“其次，合理評價新詩大眾化，要區分大眾化和專業化兩個問題”，這樣，詩歌的文化功能問題與美學標準問題就得以呈現，“詩”和“好詩”得以區分，可以相對有效地解決討論中盲人摸象、各執一詞的問題。“再次，合理評價新詩大眾化的成就，既需要平等民主的文化態度，還需要廣博精深的專業眼光”，這樣，就可以避免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等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問題，中國新詩的“歷史想象力”得以確立。

師力斌不但這樣思考，而且也這樣實踐，這在這部評論集中有鮮明的體現。他長期關注“北漂詩歌”，編選詩集、撰寫評論、力推力薦，一個核心動因是關注中國新詩的文化功能與社會功能，關注這些不被注意的詩人詩作中蘊含的文化潛能、社會潛能、美學潛能，期待通過這樣的努力拓寬中國新詩的河床，讓中國新詩能萬流競奔。他對杜甫念茲在茲，對一些經典詩歌如數家珍，是因為他既在其中獲得了美的享受，又在其中看到了“好詩”的精髓、寫“好詩”的門徑。

這兩者，一則大眾化，一則專業化，看似南轅北轍，但在師力斌筆下卻十分自洽、自如，這得益于他的“辯證思維”。其實，大眾化與專業化又何嘗是截然對立、水火不容的？“恰恰相反，專業化的寫作常常需要大眾化的養育，大眾化的潮流拓寬專業化的河床。”

往深處看，師力斌討論的不僅是新詩大眾化的標準問題，更是文藝民主化和美學專業化的對立統一問題。一般而言，文藝民主化為美學專業化創造環境、培育土壤，而美學專業化則拓展文藝民主化的維度、途徑和方式方法，二者雖有分野，卻彼此依傍、互促共進。明了這個問題，守住這個原則，新媒體時代的文學書寫方可百家爭鳴。我以為，這就是師力斌在這部評論集中奉獻給我們的文學真知。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