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鑒于晚唐之后藩鎮割據的禍亂，趙宋王朝在立國之初便定下了“崇文抑武”的國策，倡導文化、褒獎文藝，終宋之世而不移，以三百余年的積累，造就了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文治盛世”，尤以歐陽修、曾鞏、王安石、三蘇、辛棄疾、陸游的成就最為卓著。然而，正是這批文化精英，卻并不擁戴“崇文抑武”的主張。這是怎么回事？

《宋史》中劉摯誡子孫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器識”即“志道弘毅”的責任感；“士”指文化人中有社會擔當的精英；“文人”則指文化人中富于才情而“以文自名”（歐陽修）、“止為文章”（司馬光）的另一部分精英。在劉摯這位北宋名相看來，文化人當以“士”為重，以“器識”為本，“文藝”只能作為余事；如果本末倒置，把“文藝”作為本事而淪為“文人”，那是“不足觀”的。

其實，比劉摯更早更清楚地論證這個問題的，是宋代文壇領袖歐陽修。在《新唐書·文藝傳》序中，他明確指出：“夫子之門，以文學為下科”；而君子“自能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這并不是說文藝不重要，而是在諸多重要的事件中居于最下；“功業行實”則是將“器識”付諸社會實踐；“立言”則專指文藝創作。歐陽修有個學生名叫徐無黨，以古文詩詞見稱于人，試禮部得高第，一時聲名大噪，但歐陽修則頗以此為憂，告訴他：“欲摧其（文藝）盛氣而勉其思（器識）也”“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修身立德也好，施事立功也好，器識為先也好，功業行實也好，一言以蔽之便是“忠義”。器識為先，是忠義的“修于身”；功業行實，是忠義的“施于事”。在《新唐書》列傳中，忠義被排在類傳的第一，“忠義”之后才是“卓行”“孝友”“文藝”等。這是歐陽修的一大創舉，無論在之前還是此后的國史中都是沒有的。歷代國史的類傳，通常都是把循吏、儒學、文藝排在前面，而把忠義、孝友、游俠、列女、貨殖等排在后面。這當是遵循了“士為四民之首”的次序，因為前者多為讀書人，后者中則更多不讀書人。

歐陽修對類傳次序的變動，絕不是隨機的、無意識的，而是自覺地倡導“忠義”，庶使文化，尤其是文藝的發展不致因“抑武”而忽視“忠義”。他的這一用意，曾公亮在《進新唐書表》中直言不諱：《新唐書》不僅把《舊唐書》排在第五的忠義移到第一，更增加了《舊唐書》中所沒有的奸臣、叛臣、逆臣列傳，是在提醒沉迷于“文治盛世”歌舞升平中的宋代讀者，不忘《春秋》義例的“忠奸順逆”，而切不可以“五王之功業”不及附逆的“少保之筆精墨妙”（米芾）。

在《新五代史》中，歐陽修更增加了“死節”“死事”“一行”諸傳，其性質同于“忠義”，而且也排在列傳的最前面。其中提到的人物，沒有一個是地位名聲顯赫的文化人，而率皆“沉淪于下，泯沒而無聞”，且多“出于軍卒”。反觀“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則“武”之不可一概以“抑”而“文”之不可“抑武”以“崇”，再也清楚不過。

過去，謝稚柳先生給我講“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的俗語，認為不可簡單地認為是在推重秀才諷刺兵；結合“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的另一句俗語，它另有秀才多“迂誕浮華”而“不涉世務”、兵卻能踏踏實實地動手做事的意思——與歐陽修的認識不謀而合。

不可簡單“抑武”的觀點，在蘇洵的《上樞密韓太尉書》中也有充分的分析：“武”的危害，根本不在于武力，而在于缺失了忠義的引導。唐王朝的覆滅，固然是因為藩鎮的武力；但唐王朝能平定安史之亂而中興，不也是因為藩鎮的武力嗎？同樣，文化，尤其是文藝要想真正造福社會，光有“文”也是不夠的，只有在忠義引導之下的“崇文”，才有可能“盡善盡美”。否則的話，縱“文章麗矣，言語工矣”，其實也是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般“不可恃也蓋如此”（《送徐無黨南歸序》）。唯有在“尚義”的前提下“崇文”，然后能“闡繹優游，異不及排，怨不及誹，而不忘納君于善，故可貴也”（《新唐書·文藝傳》序）。

歐陽修的時代，北宋社會正處于天下承平的階段，髫髻之童但習歌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無論朝野、不分賢愚，人們大多沉迷于婉約優美的文藝風氣之中，這導致國民意志薄弱、朝廷官員萎靡。歐陽修出身苦寒，從小受母親的教育，深知“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道理，其時豐衣足食，雖無內憂，這當然歸功于“崇文”的國策；但割地賠款，外患始終是相當嚴重的，這又不容置疑地歸咎于“抑武”的國策。有鑒于此，他自覺地呼吁“尚義”，蓋欲“治世于未病”實已“初病”。

范文瀾曾說，我國歷史上以文化人而講究氣節，自北宋始，而以范仲淹、歐陽修、尹師魯為之先驅。這是指三人的功業行實而言，不分軒輊，而以范氏為更勝；單論立言倡說，則以歐公為最力。影響所被，同時及后世的士人，無不是“儒者也”“大抵以為武人”的“忠義貫日月”，無論文藝的成就如何卓著，絕沒有一個是以文藝沾沾自炫的，而莫不著眼于忠義的器識與功業。

曾鞏為其祖父曾致堯的詩文集作序，集之類次，都為詩賦書奏共十卷，序卻將文藝性質的詩賦一筆帶過，幾乎傾全部的筆墨用于介紹乃祖的書奏，彰顯其功業行實的器識，而不欲其以“文人”見稱于后世；司馬光撰“通鑒”以“資治”，于文化人只載有器識和功業者，而不載“文人”，以致引起不少“以文自名”者的不滿和質疑，他卻堅定不移；青年蘇軾自述人生的志向，達則周公、窮則孔子，而絕不以詩文自許；即使詩文，也絕不僅止于文秀婉約，更以雄放豪邁為人所稱道。

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家的文章，我們所津津樂道的無非是《醉翁亭記》《秋聲賦》《赤壁賦》《超然臺記》等，甚至將它們與晚明的“小品文”相提并論。且不論這些“純文學”的散文中無不包含有忠義的“微言大義”而絕非“止為文章”，他們的《志林》《大臣論》《策略》《策斷》《練軍實》《教戰守策》等，我們又熟悉多少？這類文章，又豈是“小品”作家們所能望其項背？而不熟悉這類文章、不明白北宋古文與晚明小品之間的判然殊途，于“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陳寅恪）的認識，實在是買櫝還珠了。

進入南宋，靖康之恥的慘痛事實，“還我河山”的精忠吶喊，使歐陽修“尚義弘文”的思想進一步成為有志之士的共識，辛棄疾、張元幹、張孝祥、陸游等人的慷慨悲歌，誠所謂“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終于，在文天祥的《正氣歌》聲中，伴隨著趙宋王朝的壽終正寢，“尚義弘文”的主題正聲也被絕唱到了最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