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在“世界文學”的譜系里，圍繞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展開的敘事與想象始終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復雜存在，當然，也是諸多經典作家作品矗立之所在。隨著越來越多原本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檔案資料以及親歷口述被發現與解密，人們的政治站位、思想認知、價值判斷亦隨之動態調整，歷史與現實的勾連與互動持續影響著文學創作者的視角與觀念。戰爭本身可以說是沖突爆發的極端形式，敵對雙方的立場與利益幾乎無法調和，但文學所關注的或者說要表現的卻是極其豐饒繁復的歷史進程、生活狀態與人生命運，它往往超越戰爭本身二元對立的政治訴求，在更為高蹈、幽微的哲學與人性層面進行深入、獨異的剖析與探索。也因此，“二戰”題材文學經典連綿不絕，既為不同時代、地域的讀者所鐘愛，亦成為“世界文學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翼。

2025年是個特殊年份，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迎來80周年紀念。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勝國,對“二戰”做出深刻思考與藝術表達是中國文學的責任和義務。抗戰題材長篇小說因其體量和文體優勢，承載著中國人民災難深重的國族創傷和難以磨滅的民族記憶，經久不衰，歷滄桑而彌新。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14年艱苦卓絕的偉大抗戰進程中，民族危亡關頭文學與時代使命緊密結合的抗戰文學傳統逐漸形成，嵌入并支撐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譜系。諸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等抗戰題材長篇小說將民族命運與個體生命體驗深度融合，形成了“個人—家國”的敘事范式。這一文學傳統以愛國主義為核心，兼具現實主義精神與多元藝術探索，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精神遺產，對后世的抗戰敘事產生了深遠且持續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后，復現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歷史成為十七年文學的主流題材，其中不少作品后來被譽為“紅色經典”。這些作品具有較為鮮明的民族風格與中國氣派，強烈的象征手法彰顯了一個新生國家最具浪漫情懷的審美基調與革命英雄主義精神，這對正在建設新中國的人們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藝術感染與精神鼓舞。新時期以降，“新歷史主義”逐漸為抗戰親歷者的后輩作家們所吸納，政治話語之外，作品更多融入了歷史文化、倫理道德、人文風俗、宗教信仰、人心善惡等復雜社會形態的“全息化”書寫。21世紀初，在市場的推動與影響下，抗戰敘事也出現了一些通俗化與類型化的創作傾向，但在筆者看來，無論作家的思想如何深刻、視角多么獨特、技巧怎樣花樣翻新，對歷史經驗的具象書寫以及對戰爭進程的嚴肅描摹，都應該成為判斷一部抗戰題材長篇小說質地、價值的重要標準。

“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視域與方法

回顧抗戰文學歷史，“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抗戰敘事對歷史、對戰爭、對人性的理解和把握更具概括力、想象力，作品也更具總體性、超越性

過往的中國當代文學熱衷于追蹤歷史和現實中的“變量”，對于“常量”的續寫有所弱化甚至被遮蔽。更年輕的作家們沒有親身經歷，與抗日戰爭的真實歷史越發疏離。他們筆下的抗戰、回望的英雄，更多地是基于某種現代性甚至后現代性理念的想象和建構。集體概念、戰爭的正義性等某個階段被一些年輕作家懸置，這種含混曖昧的歷史觀多少影響了年輕一代受眾的歷史認知和價值判斷。因此，新時代的抗戰敘事有必要跳脫出西方化、好萊塢式的戰爭觀念，擺脫消解抗戰正義性，消解中國軍隊政治屬性、人民屬性和道德屬性的思維慣性，在對抗戰史實的精準還原、細膩描摹中重建中國式的英雄敘事。

進入新時代，文化強國、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為中國文學提供了新的視域、新的主題與新的可能性。“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與踐行，更為新時代文學敞開了宏闊的世界性視野和人類共通的情感結構，成為一個擺在中國作家面前的偉大而輝煌的、兼具現實與歷史意義的命題。這個命題的核心是全人類的視角與格局，表達的是對人類命運的整體性關切，是對人類和平與發展的真誠向往。

2015年9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為了和平，我們要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中國抗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東方主戰場，在戰爭全局中居于不可替代的關鍵位置。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匯聚成正義的洪流，結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攜手奮戰、互相幫助、患難與共的史實正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生動體現。

“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抗戰敘事對歷史、對戰爭、對人性的理解和把握更具概括力、想象力，作品也更具總體性、超越性；以“二戰”題材世界文學經典為參照，描摹的是不同國家、差異族群或相鄰地域的人們所共有的戰爭經驗與命運遭際，建構的是利益相連、生死相關、心意相通的共同價值觀，表達的是對更廣泛地區、更廣大人們命運的整體觀照，是對人類共通情感結構、價值判斷、生命經驗、心靈世界的深切理解。秉承“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新的歷史與文學觀念，創作主體更加關注戰爭歷史中普通民眾的生存狀態、個體記憶與民間傳奇，試圖打撈起那些關乎集體命運也牽系國族歷史的記憶碎片，廓清戰爭與時代晦暗駁雜的面影。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年來，中國的抗戰文學歷經多個歷史時期的艱辛探索，也迎來了嶄新的發展階段。新時代抗戰題材長篇小說如都梁的《大崩潰》（2012），李西岳的《血地》（2013），徐貴祥的《馬上天下》（2012）、《對陣》（2017）、《英雄山》（2021），何頓的《來生再見》（2013）、《黃埔四期》（2015），范穩的《吾血吾土》（2014）、《重慶之眼》（2017），海飛的《回家》（2014）、《驚蟄》（2017），李駿虎的《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2015），熊育群的《己卯年雨雪》（2016），李亞的《花好月圓》（2017），陶純的《浪漫滄桑》（2017），張翎的《勞燕》（2017），蘭曉龍的《我的團長我的團》（2018），老藤的《刀兵過》（2018），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2019），麥家的《人生海海》（2019），何鴻的《大西遷》（2021），張慶國的《老鷹之歌》（2021），黃孝陽、陶林的《隊伍》三部曲（2021），邱振剛的《夜北平1938》（2023），房偉的《石頭城》（2024），趙德發的《大海風》（2025），賈秀琰的《故園今日海棠開》（2025），牛余和的《蘸火記》（2025）、張銳強的《鋼鐵玫瑰》（2025）等接續涌現，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看都取得了新突破，成為一種現象級的重要文學存在。

整體而言，新時代抗戰題材長篇小說承載著作家對歷史、對戰爭、對人的發現與省察；語言、敘述、結構等形式層面較之以往明顯“陌生化”，作品的文學性、技術含量、信息量和精神容量大幅提升；無論是建構總體性的戰爭史詩，還是書寫生命存在的“內在經驗”，都有意識地讓敵我雙方、相關各方在極端情境和高度戲劇性的沖突中互見，彰顯出強烈的理性色彩與思辨品格。

新的時代方位和文學坐標下，我們對抗戰敘事的理解和判斷不應再拘囿于特定題材內部，而要看作品能否突破題材的狹限，上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視域、新觀念、新方法，進而與世界文學經典對話。

總體化寫作與史詩性建構

開闊、強健、注重整體思維的總體化寫作之于抗戰題材長篇小說，體現為對戰爭歷史的大跨度、大幅面、大縱深描摹。進入新時代，創作主體自覺將歷史與現實作為時空整體來思考與敘述，小說的“史詩性”由此得以生長

在現實主義文論中，總體性指文學反映生活的整體，或從整體的視角反映生活。從小說創作的角度看，宏大敘事是歷史敘事的主體或主流，長篇小說基于自身龐大的體量和文體特點，最適宜進行宏大敘事。當史詩情結和宏大敘事的激情被特定的“文學場機制”喚醒，開闊、強健、注重整體思維的總體化寫作之于抗戰題材長篇小說，往往首先體現為對戰爭歷史的大跨度、大幅面、大縱深描摹。

總體化寫作除了在橫向空間上巨細無遺地描摹寬幅戰場畫卷，當然還包含從縱向時間里探尋抗戰歷史與現實人生曠日持久、纏繞糾結的真相。范穩的《吾血吾土》是一部反映西南聯大時期一代知識分子投筆從戎、抗日救亡的英雄史詩，細膩爬梳、連綴起個體生命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心靈史。作家試圖寫出人與歷史的遭遇，更準確地說，是要寫出一組對位但不對等的關系：即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是如何被卷入歷史又如何返身影響歷史進程的。《吾血吾土》的結構方式獨特且意味深長，五個單元分別對應抗戰老兵趙廣陵五次對黨和人民就其新中國成立前的“罪行”進行交代的告罪卷宗。中日兩國老兵對歷史記憶話語權的“爭奪”，也警醒人們要認真對待歷史，警惕歷史被隨意涂抹或遺忘。小說放大了歷史之悖謬，于抗戰英雄漫長且悲情的“贖罪”路途中凸顯英雄精神的恒常底色與不朽質感。

都梁的《大崩潰》便是一部總體化建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史詩性作品。作家以宏闊的整體視野、強悍的思想能力和充分的知識準備，大規模、多角度介入戰場時空，全方位審視國際、國內政治舞臺的風云變幻，圍繞1944年日軍發動的“一號作戰計劃”展開敘事。三條情節線索分頭并進，從不同側面展現大的戰略態勢，細膩而生動地呈現出前線、后方、高層、民眾的戰時狀態，最終匯聚在慘烈的衡陽之戰中。都梁對各種武器性能、單兵作戰能力、作戰組織形態掌握得非常充分，細致呈現出戰爭的膠著狀態與戰場的諸般細節，寫出了戰爭的節奏、氣味和色彩，小說語言亦具備極強的視覺效果和情感張力。上至統帥、將領，下到士兵、小民，作家借助不同人物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串聯起對整個大戰場不同領域、不同層面、不同角落的深度思考，對抗戰歷史的整體書寫正是在這些瑣細、堅韌的生命細節中達成的。

時代風云的翻涌浮沉中，有劇烈的沖突流變，亦有恒常不朽的價值駐留。老藤的《刀兵過》聚焦中醫文化的道與技，將遼河下游平原的抗戰歷史書寫得格局宏闊、意境深遠。小說時間上跨越從晚清至當代的百年風云，通過王克笙、王明鶴行醫救人、立德立心的父子傳承，審視中華傳統文化的興衰輪回，印證時代、社會的發展變遷。深邃博大的中醫文化于戰爭的動蕩變化中守護著日常生活的確定性，虛實相生間流淌出以往抗戰敘事中少有的濃烈的文化旨趣。在既往與抗戰相關聯的歷史敘事中，以大海為題材、以海洋文化為視角的作品并不多見。趙德發的《大海風》以海洋為故事背景與核心意象，通過多重視角交叉的敘事手法，反映出中西方文化在大的歷史轉折處如何碰撞、融合。主人公邢昭衍建立船隊、實業救國的夢想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而破滅。在日軍即將侵略青島前，邢昭衍將自己親手創建的船隊沉入大海，以延緩日軍的侵略步伐，隨后走上了抗戰的道路。小說的故事情節何其英勇悲壯，場景細節又極其扎實細膩，趙德發以很強的寫實能力再現特定歷史時期青島、上海、大連等港口城市經濟運行的邏輯，展現出時代重大變革中，支撐中國社會、家族、個人屹立不倒的家國情懷與英雄精神。

李駿虎的《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取材自“紅軍東征山西進行抗戰”的真實歷史，作品先在地具有了文學與歷史的雙重價值與意義。一場政治與軍事渾然一體的大較量，以頗為波譎云詭且驚心動魄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真實性與對歷史人物的成功塑造成就了小說最為重要的文本特色。毛澤東在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進程中的文學形象十分鮮活生動，一代偉人的機敏與睿智、幽默與淡定、尤其是他那臻于化境的戰略思維令人讀后印象深刻。小說對閻錫山的形象塑造雖然著墨不多，卻顯得生動活泛且頗具地域文化特色。

同樣是取材于真實的歷史，鄧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基于近代世界歷史的宏大視野，站在東西方文明的交叉路口審視文明的悖論與沖突，探討不同政治話語、倫理體系、價值判斷交融互鑒的可能。小說以1941年香港保衛戰為背景，多維度復現主人公郁漱石在日軍戰俘營里三年零八個月的經歷，以及他一個人的抵抗。小說以人道主義為精神基點，超越了狹隘的道德倫理和民族主義情緒，書寫了一段直面復雜人性的殘酷故事。為寫作此書，鄧一光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檔案館、資料室查閱了海量的文字及影像資料，參考了大量親歷者的口述及相關歷史著作。小說以庭審為結構形式，條塊狀的故事線索互相拼接、彼此印證。多重視角交織的復調敘事，使得不同人物都能發出自己的聲音。恰恰是這些奮不顧身、頑強抗爭的小人物支撐著歷史的完整與可信，以往單向度的戰爭歷史由此呈現出更為復雜、寫實的樣貌。作品的敘事切口雖小，卻直面諸如宗教、文化、語言等重大問題，對戰爭與和平、民族與國家、國家與個人、人性善惡與戰爭倫理等等復雜關系展開討論，在總體化寫作中處理各種國際性的矛盾、歧義與辯論，彰顯出強大的歷史吞吐與思辨力量。

進入新時代，創作主體往往自覺地將歷史與之后延續的“現實”作為一個時空整體進行思考與敘述。充分地拉開時間與空間后，錯綜復雜的話語形式容納了更加豐富的信息，小說的“史詩性”由此得以生長。在這種時間與空間的延宕中，歷史與“現實”頻繁遭遇，碰撞出較之以往更加深邃、銳利的思想語義。

“歷史化”祛魅與“內在經驗”轉化

新時代抗戰題材長篇小說作家首先要對“歷史化”進行祛魅，為那些試圖探尋抗戰歷史底層邏輯的作家提供打撈記憶、想象存在的空間。其次，注重“內在經驗”和對戰爭歷史的日常化書寫，成為新時代抗戰文學的重要敘事策略

從敘事角度論，包括正在發生的現實也已經成為歷史，長篇小說本質上講就是歷史敘事。相較以往，新時代抗戰題材長篇小說首先要對“歷史化”進行祛魅。“歷史化”是秉持某一意識形態立場與觀念對歷史認知進行的理性建構，它與本真的歷史真實間存在著諸多縫隙、斷裂甚至是抵牾。祛“歷史化”之魅，恰為那些試圖探尋抗戰歷史底層邏輯的作家提供打撈記憶、想象存在的空間。

張慶國的《老鷹之歌》開篇以一種不同于前人的獨異視角切入歷史現場。滇緬公路上，數不清的卡車滿載物資在這條中國抗戰的生命線上掙扎前行。主人公小林是抗戰運輸隊的駕駛員，這個特殊的職業身份，牽出了一條重要卻又隱秘的歷史線索。在中國抗戰歷史乃至整個“二戰”歷史中，南洋華僑機工歸國參加抗戰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存在，張慶國的敘事意旨沒有拘泥于現有的史料本身，試圖描摹一種新鮮的歷史面相——一種可以為人類所通約、可以為中西方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所共享的情感結構，將中國人、美國人、日本人、南洋華人置于其中。在這里，歷史可以互見甚至互鑒。跳脫歷史定見，超越單一判斷，張慶國秉持著一種富于穿透性的愛意，傾全部靈魂以赴之，理解、體恤人物的經驗和情感、生活和命運。

抗日戰爭猶如一股巨大的洪流，裹挾著那些歷史的真相與親歷者，沿著確定的方向一路狂奔。人的復雜性與歷史的偶然性作為一種堅實的存在，宛若歷史洪河道里的巨石，時光荏苒，潮起潮落，終究水落石出。進入新時代，作家們并沒有止步于一般性的正史講述，而是對抗戰歷史蘊含的豐富意涵進行再挖掘、再建構與再闡釋，民間視角與個體記憶逐漸成為抗戰敘事的主要題材資源。

何頓的《來生再見》以民間視角進行英雄敘事，試圖喚醒人們對這些幾被遺忘的抵抗者的記憶，這本身也傳達了作家對抗戰本質的理解——歷史其實是千千萬萬具體的個人寫成的。何頓的歷史觀是民間化的、個體化的，在他看來，抗日戰爭是一場人民的戰爭。這里的人民，不是被放置在意識形態符號中的，而是具體的、活生生的個人。黃抗日等小說的主要人物都是戰場上的普通士兵，他們也怕死，被俘時也遭受屈辱，最終他們在戰火中經受住了考驗。然而，何頓并不想將他們神圣化、英雄化。他摒棄了諸如寧死不屈、舍生取義等英雄觀念對人物形象的束縛，力圖逼真呈現戰爭導致的真實的人性困境。到了《黃埔四期》，何頓聚焦抗戰老兵經歷的社會變遷和命運浮沉，在生活的流態中著力書寫初心的堅定與生命的堅韌，張揚民族精神的勃勃偉力，禮贊慰藉心靈、拔擢靈魂的愛情，在更深層次上通達人類共通的精神和情感體驗。

進入新時代，作家們不再執著于對人物性格、敘事模式、題材邊界等“外在經驗”的橫向拓展，亦不拘泥于事象表層和故事本身的起承轉合，而是開啟了對諸如長篇小說的文體、人的心靈情感、生存命運等“內在經驗”的縱深掘進。“內在經驗”的詩學轉化指向的是對戰爭歷史的日常化甚至邊緣性書寫，它與宏大敘事相對，成為新時代抗戰題材長篇小說的重要敘事策略。

戰爭狀態下，日常生活的舒展痕跡往往被籠罩在巨大的歷史幕布之下，脆弱而隱秘。海飛的《回家》試圖將隱匿的生命軌跡從歷史的角落里發掘出來，拼接成一部屬于生命“內在經驗”的秘史。小說通篇充滿著各方士兵對家的記憶、對家庭生活的想象，和對達成“回家”這一行動的終極渴求。不僅陳嶺北、黃燦燦等中國軍人心懷回家的夢想，香河正男等日軍官兵也是如此。戰爭將人拋入并囚禁于極端經驗的牢籠之中，而人拼盡全力甚至犧牲生命想要回歸的正是故土家園的日常生活。事實上，極端經驗與日常經驗間的差異構成了小說結構層面的裂隙，處理得不好就容易顯得“兩張皮”。海飛用華麗且富于詩性的語言、精妙的比喻、動人的細節以及寫景狀物、風俗俚語有效填充了這重裂隙。

房偉的《石頭城》花費三分之一的篇幅來描摹抗戰爆發前南京市民的日常生活，從金陵女大學生出行的穿搭、蘇州娘姨的奧灶面到蔣家老宅的中式置景，無不細致刻畫。有了精致安穩日子的鋪墊，以“南京毒酒事件”為原型寫就的“獵舌行動”一章，便更加凸顯出個體生命的尊嚴與反抗日軍的悲壯。作家并非要通過日常經驗的描摹來批判普通人庸懦求生的本能，而是在個體與集體、極端與日常的對照中解鎖一個家族、一座城市、一個國家性格氣質的底色與密碼。解鎖宏大戰爭事件的密碼往往并不一定比揭開一個小人物身上的謎團更加復雜、艱難。麥家的《人生海海》圍繞著上校身上的諸多謎團展開繁復的解密；多視點、零散化、非線性的敘事以及個性化的生動語言，打破了個體生命身上各種極端經驗與特殊經歷的枷鎖，還原了一個復雜歷史人物的日常經驗與世俗生活；超越西式英雄悲劇的失敗宿命，書寫了一段中國式的順天知命、隱而不發的英雄傳奇。

圍繞著英雄還是叛徒、晦暗還是光明的疑難，徐貴祥的《英雄山》從始至終都透著幾分玄幻甚或魔幻的色彩。人生的穿插、命運的反轉，無疑給讀者帶來極大的新奇體驗和心靈震撼。徐貴祥力圖呈現人在歷史轉折點上自發的覺醒，也同時相信社會、政治事件的感應力足以戲劇化地改變人的命運，并且將他們的行動包裹在預設的道德意義和革命倫理中。“英雄山”作為集體主義的隱喻，托舉護佑著“民族國家”的存在，但歷史的星空卻是由一個個生命個體點亮的。徐貴祥在重大歷史事件中發現了詩化的、覺醒的“個人”，重構了“個人”“集體”與“民族國家”之間復雜而深刻的關聯。

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已經習慣了宏觀的抗戰歷史敘事，那種史詩性的遼遠壯闊確實令人著迷。從完整的線性歷史和時間框架中，人們可以得出一種清晰明確的價值判斷，進而獲得對英雄精神的體認與尊崇。然而，拉開一定的時空距離回望，抗戰歷史豐富甚或駁雜的面相，仍需在戰爭各方進行對話、互動、交流的平臺上才有可能相對完整且真實地顯露。在新時代的抗戰敘事中，戰爭進程是一組組生命關系、一道道心靈軌跡的纏繞、碰撞。從“獨白”轉向“對話”的“大歷史觀”，使得各方政治勢力甚至是敵我之間能夠在同一歷史場域和精神時空中互見及至互鑒。

近年來，隨著媒介技術的快速迭代，世界范圍的傳播形式正在經歷深度轉型。圍繞著國際話語權的爭奪，不同國家間的文化軟實力競爭越發激烈。以文學方式展現國家形象并進行更加情感化、藝術化的對外傳播，就對作品的詮釋力、傳播力和滲透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創作主體對抗戰歷史的理解與觀照漸趨開放，多樣的敘事視角和形式技巧挖掘出多向的主題意涵。作家們更加普遍且自覺地意識到人的生命存在、隱秘心理、情感動機、命運遭際與抗戰歷史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作品也在著力探討個人、集體、國家如何維持著辯證統一的關系，思考人們的堅守、犧牲、拼搏、追求的意義。這種檢視和省察并非對正史講述的顛覆，而是有效保存了歷史的細節甚至毛邊，最大限度守護著不同國籍、地域、立場、教育背景的受眾對“二戰”歷史的共情與共鳴。

想象一種關乎崇高、英雄、陽剛、壯美的文學存在，探尋一種彰顯人性上限和“人間值得”的言說方式，在新的歷史觀念和文學方法基礎上，新時代抗戰題材長篇小說創作延伸出了新的思想空間與美學向度。從有限的戰爭走向無限的文學，“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域宏闊而立體、深邃且整全，為新時代抗戰文學開辟出了新的路徑與可能。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