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對大多數小說家而言，寫小說也許是一門“技藝”，遵循自己擁有或信任的規則。五六年前，我和幾位四十歲左右的小說家趙志明、馬拉、李清源，還有今年即將從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畢業的高翔一起，住在人民大學靜園一幢宿舍樓里。那時候我們常在書和酒的旁邊談論文學。說起小說，我大多是傾聽者，有時候竟然昏昏欲睡。趙志明是一位天生的故事講述者，2017年初，在我們即將入學人民大學創造性寫作專業讀研究生的時候，閻連科、梁鴻等諸位老師邀請我們吃飯，圍著圓桌各自說起未來三年的理想和計劃，我便聽到志明說，他的心中已經裝著五六十個短篇小說，只等著自己將它們牽引出來。我表示驚奇、羨慕和不敢相信。后來我和馬拉同住一間宿舍，親眼見到一位成熟小說家的日常作息：他常常每天早晨左右起床，去食堂吃完早餐，便回到自己和我相比幾乎沒有幾本書的書桌前（上面只有奈保爾作品和數本他自己及朋友的書），在一臺老舊電腦上開始當天的寫作。夏天，他光著膀子，坐在桌前一直寫到十點左右。那時候，通常他已經將一個小說續上一兩千字。時間、字數和思緒都差不多了，他便停下來，和我聊聊天，有時候干脆再睡一覺。寫完當天的小說，我便看到一個小說家開懷的一天，他無憂無慮，喝酒吹牛，和當時還是小孩子的一兒一女視頻聊天，不喝酒也不上課的時候，他有許多時間躺在他的皺巴巴的床上，似乎毫無憂慮地呼呼大睡。有時候他突然說：“彬彬，幾點啦，我們是不是該去外面走走了——”

一個小說家是如何作為工作開始自己一天的寫作和生活，如何創作一個小說，各人有各人的經驗。但總的來講，加上我自己大概還是“小說青少年”的經驗，一個人在寫作一個小說，以及終于完成一個小說時，那種強烈的放松的愉悅勝過任何美食、詩歌，也許和愛相近。因此我也曾聽批評家布魯姆說過類似“如果一個人能夠續寫《卡拉馬佐夫兄弟》哪怕一寸，他又怎么會坐在桌前苦苦為一個小說寫評論”的話，可見一個優秀小說家的幸福。

在寫小說之前，我寫了大約十五年的詩歌。直到現在，我也首先認為自己是一位擁有崇高理想和美好心靈的詩人，我希望成為詩人族譜上熠熠生輝的那一個，即便不會被很多人看到。2017年之前，我試著寫過小說，總因為詩人邏輯和構思習慣或能力的欠缺，而無法完成一個哪怕五千字的小說。后來我終于開了竅，掌握了自己寫小說的一點“技藝”，或者說，我從自己心靈中將小說終于呼喚出來。我曾在一場大醉之后的第二天上午，完成一個一萬多字沒有分段的小說，名字叫做《醉酒》。至今，大多數時候我是憑借靈感、一句話的語感，或者一種瀑布般的想象，完成了我那二三十個短篇小說。《汪靜怡小姐的客廳》同樣源于類似這樣的東西：“汪靜怡小姐”——曾在“小姐”和“女士”之間徘徊——這樣一個名字，以及一團基于我這么多年在北京的租房生活，與人合租的日子，在人大那三年和四位小說家的同宿舍的經驗。在2024年3月冬天將要結束的時候，我提筆開始寫這個小說。那時我的腦子里還有下著大雪的一天，一個人走在金臺路通往團結湖公園的想象：我看到一個標致的都市麗人，穿著黑色大衣，空手走在下著大雪的朝陽公園一條筆直的路上，天很冷，這位被我稱為“汪靜怡小姐”的女士感到自己充裕卻孤單，她想著自己需要什么樣的人的關系，是不是能一個人獨自走下去也覺得好。回憶——想象那些在北京一個一個新舊三兩居室里與人合租的外地人的生活，他們在過一種什么樣的日子？有什么樣的精神空間？人和人是那樣不同，而人又難免活在他人周圍，在個人的內心中包容和接受他人的撞擊。我也曾有過一個孤獨敏感的室友，從前是短暫的同事，后來有短暫的合租歲月。在一兩次不愉快的交流之后沒多久，他搬離了出租房，我去清理他的屋子——那是我的女兒在小學時代居住過五年的臥室，有我們一家人的回憶和情感——看到他留下的簡易衣柜上許多袋沒有吃完的方便面，地板上兩個月沉積的紅酒漬和其他雜物……他曾經在那間九平方米的住所中接待過一位遠遠看去好像美麗的女孩，他也通過微信和我說過，他恐懼我的敲門聲，那會讓他的心臟不舒服……這就是一個孤僻者的外地生活。就像卡夫卡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是孤獨而自在的，“和人相處卻是一件難事”。當我重新將它敘述出來，它或許成為小說的一部分。

我已經有了一顆小說家的心靈，這時常令我感到勝過詩人的愉悅，盡管這愉悅就像短篇小說一樣，并不那么長久，需要另一個小說，在下一個月重新點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