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寶應為揚州下轄縣，歷史有2200余年。在從揚州回滬的高速公路上，我臨時決定拐道寶應一游。不為別的，只為尋訪蒲松齡（今山東淄博人）在寶應的遺跡。

年輕時的蒲松齡，“喜人談鬼”“雅愛搜神”，這為他后來在繼承魏晉志怪、唐宋傳奇基礎上寫作《聊齋志異》埋下了引線。概括蒲松齡的生平，我以為“趕考”“著書”四個字至為恰當。前者指其一生都割舍不下的“舉業(yè)”：19歲參加童子試，一連囊括縣、府、道頭名，被人目為“學霸”。誰都沒料到，后來他舉業(yè)蹭蹬，次次名落孫山，直到古稀之年仍為“趕考”而奔走。但是，能因此就小看蒲松齡嗎？還真不能！他和吳敬梓、吳承恩、冒辟疆、陳繼儒、金圣嘆等文豪落榜生一樣，因分別手握一本傳世之作如《聊齋志異》《儒林外史》《西游記》《影梅庵憶語》《小窗幽記》和“金批水滸”，成為流芳明清文學史的大家。

蒲松齡幾十年趕考，付出了高昂的時間成本，經(jīng)濟上也很拮據(jù)。五口之家，光靠祖上傳下的幾塊薄田是很難生活的，蒲松齡常為生計發(fā)愁。當年的落榜生，在謀生一途上并無多少選項，大多教書或當官家的幕賓（師爺）。蒲松齡兩樣占齊：先是于康熙五年前后應聘當了塾師，后又于而立之年在同邑進士、寶應縣令孫蕙的關照下，謀得一份南下幫辦縣署文牘的差事（師爺）。師爺這行當又分“刑名、錢谷、書啟”三大專業(yè)，蒲松齡的特長自然在筆頭上，即書啟師爺。但他就是個臨時工，因為一俟開考日臨近，他便得辭聘回鄉(xiāng)備考。

那日，我去到寶應縣安宜鎮(zhèn)葉挺路以北的察院巷旁，蒲松齡游幕寶應紀念館即設于此，周遭為老式居民區(qū)。一道題為“鶴軒留仙”（“鶴軒”即蒲松齡故居，“留仙”即蒲松齡字）的圓拱式空心門，是紀念館入口。進門左前一株大樹下，有尊蒲松齡手握書本、背倚竹林的坐像。離此尺許的草坪上，有一磚砌紅底的金字瓷貼，上刻“鶴泉”二字。再看館內(nèi)建筑，多呈清水磚墻樣式，一座兩層建筑的門頭上有米字體“松鶴清源”。入內(nèi)觀摩，一樓為圖文展示區(qū)，內(nèi)容大體圍繞蒲松齡的家世和游幕寶應的史跡；二樓設茶室、書房，營造出蒲松齡當年寫作會友的場景。

二

師爺這個行當，到了清朝中晚期風氣已大壞。不少從業(yè)者缺乏職業(yè)道德，與地方勢力聯(lián)手謀人錢財、害人性命，幾成遭人唾棄的“刀筆吏”。這在清末譴責小說《官場現(xiàn)形記》《老殘游記》中皆有披露。

蒲松齡是師爺行當中的“清流”，他心憂民瘼，見不得底層民眾瓶罄凄涼的苦狀，十分同情他們的遭遇。寶應地處水路要沖，連年水患，導致田地被淹、流民乞討之事時有發(fā)生。蒲松齡沒有粉飾太平，從他代孫蕙所擬的書啟、文告（共90余篇）中即可看出，其中反映民生疾苦的內(nèi)容很多。雖然師爺手中并無實權(quán)，也不在編，但蒲松齡除建言獻策外，還力所能及地做了不少造福民生的好事。有賑濟救災、紓解民困、懲治惡官等政績見諸史載。倘用一句話點評，我以為他的所作所為是他勇于擔責和濟世情懷的折射，也是君子居于亂世卻涵養(yǎng)其剛正、不改其志節(jié)、未泯其良知的體現(xiàn)。

游幕寶應期間，蒲松齡利用政務余暇，續(xù)寫了《聊齋志異》共491篇故事中的30余篇。除寧采臣、花姑子、梅三娘等人物及鬼怪仙妖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外，像聶小倩、青鳳、嬰寧、香玉的塑造均取材于蒲松齡在寶應期間的生活體驗。傳說他常坐候道旁，邀人座談，供人茶水，只為“搜奇索異”，積累了大量創(chuàng)作素材。至于《鶴軒筆札》手稿、《南游詩草》等佳作，也是其游幕寶應時期的成果。

我曾讀到一些談及蒲松齡的文字，大多持“科舉受害者”“對功名極為看重”一類立場，我以為這是“執(zhí)今以律古”，并沒有“設身處地”和“換位思考”。對于當時的讀書人而言，科舉是人生頭等大事，尤其像蒲松齡這樣出身寒素、無所依傍之人，要想實現(xiàn)階層跨越，兼有穩(wěn)定的薪資養(yǎng)家，除“一朝得中”之外并無他途。

這里舉幾組數(shù)字，即可看出“金榜題名”對當時的很多讀書人而言，是一種終生的執(zhí)念：乾隆六十年，地方上報70歲以上參加會試的考生多達122人，其中80歲以上的共有92人。嘉慶朝，86歲的王巖及84歲的王服經(jīng)考中進士，進入翰林院，可謂白頭登科。創(chuàng)下中國古代“考生”年齡最高紀錄的，是順德的老秀才黃章。他60歲才考上廩生，83歲成為貢生，90多歲中舉人。參加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考試時已102歲。黃章手提燈籠，上有“百歲觀場”四字，由其曾孫引導入場。

對于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落榜，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也有吐槽、諷刺科場不公的篇什，如《考弊司》《司文郎》《郭安》等。而且蒲松齡一直有個“執(zhí)念”，認為自己折戟科場是“公道不彰……不能自達于圣明”，倒也未必。蒲松齡是大文豪不假，卻并不意味著他也擅長八股文這種捆手綁腳、路數(shù)不同的文體。好比你是公認的大寫意畫家，卻未必是出色的工筆畫家；你現(xiàn)代詩寫得好，不代表同樣擅長詩詞格律。一些大文人皆考不上科舉，能說他們文章很次嗎？顯然不能畫等號。反過來說，史上那些高中狀元、榜眼、探花的學霸，又有幾人比得上蒲松齡等人的文名及成就？

蒲松齡寶應游幕生涯雖只一年余，卻向來受到相關學者的重視。如果你翻閱蒲松齡的各種研究資料，便知寶應一節(jié)總被擺在較突出的位置。究其原因，離不開兩個“唯一”：一是寶應系蒲松齡唯一一次離鄉(xiāng)打工所在地；二是寶應系蒲松齡唯一一次參與地方行政管理的經(jīng)歷，凸顯了其與蒲松齡較為特殊的緣分，故有學者把寶應稱作蒲松齡的“第二故鄉(xiāng)”。

三

康熙十年秋，蒲松齡為備考山東鄉(xiāng)試（第三次），辭聘寶應縣衙返回老家，又進入打工、趕考的“兩點式循環(huán)”。特別是寶應歸來的七八年間，蒲松齡常囊無余資，家無柴米，生活越發(fā)窘迫。每次興沖沖地趕考，均以落榜告終，其沮喪、失落感與日俱增，他在詩中也大倒苦水，“名士由來能痛飲，世人元不解憐才”“閉門坐臥手一卷，不欲事態(tài)入吾眼”“獨向隴頭悲燕雀，憑誰為解子云嘲”，以史上懷才不遇的名士自比。

不過困境也是“進境”，蒲松齡這一生，最緊要處是沒忘了著書。論科舉，他是苦主；論文學，他是巨人。《聊齋志異》斷斷續(xù)續(xù)寫了好些年，始終未殺青，這回他終于下定決心，要集中精力將此“孤憤之書”完成。倘把蒲松齡的幾十年趕考看作“有意栽花花不開”，那么著就《聊齋志異》可稱“無心插柳柳成蔭”。或者說前者是他現(xiàn)實考量的“優(yōu)先級”，后者則為其精神寄托的“優(yōu)先級”。有意思的是，蒲松齡前半生即完成了《聊齋志異》（成書于他40歲時），而趕考卻貫穿了他的后半生。當時的他不可能意識到，著此一書便“足抵公卿貴”，又豈是熱衷的功名可比？《聊齋志異》和很多名著一樣，起初由于傳播渠道有限，只有極少數(shù)人讀過。直到他的同鄉(xiāng)、官至刑部尚書的大詩人王漁洋資助刊刻，才使之面世。王漁洋還在書前題句：“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大人物的“站臺”，自然使《聊齋志異》如插上翅膀，廣為流播，以至仿作如云，皆求附驥尾而傳名。今天的人們譽稱蒲松齡為“世界短篇小說大師”，稱《聊齋志異》為“中國古典文言小說之巔峰”，可在當年，蒲松齡的際遇并未因出書而有轉(zhuǎn)圜。那或許是出版商的良機，卻并非作者立竿見影的現(xiàn)實報償。

客觀地講，蒲松齡也算得遇貴人。曾任南通知府的畢際有，把當時32歲的蒲松齡請回家當教書先生，管吃管住，還容蒲松齡邊教書邊趕考，對蒲松齡利用教書之余搞點文學創(chuàng)作，也不加干涉。這樣的雇主，是否打著燈籠也難找？無奈蒲松齡在畢府教書近40年，還是沒考上功名。考到70歲時，自家人也被拖疲沓了，陷入貧困之中。

畢家雖好，但蒲松齡畢竟老了，總不能終老在別人家。他于康熙四十八年撒帳歸里，終結(jié)數(shù)十年職業(yè)生涯。不過對于功名，他仍不死心，于72歲高齡在青州府補了個歲貢生。這是個什么“官”？其實相當于“名譽”之類，理論上可以候補官職，實際上你那么大歲數(shù)無人會聘你。較戲劇化的是，就在蒲松齡補貢生那年，他的長孫蒲立德不費吹灰之力考上了舉人。蒲松齡向來沒少教導他，聞聽此事后卻半喜半悲，寫詩說自己“一經(jīng)終老良足羞”。

晚年的蒲松齡，先是經(jīng)歷小孫子因痘病夭折的痛楚，再遭老妻病逝的打擊。1715年，他自卜不吉，于正月二十二日酉時依窗“坐化”。我在想那樣的場景：窗外的流云，就如同蒲松齡這一生求之而不得的功名，而流云散去，便是夜空中那顆熠熠閃爍的文星，讓其身后300年文壇追慕風神、遙企光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