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任慶泰，早年留學日本，習得照相技術，被譽為“商人之先覺者”。1892年，他在北京創辦豐泰照相館。1905年秋，任慶泰邀請京劇大師譚鑫培，在豐泰照相館的中院天庭架設的手搖攝影機前，拍了可歸為“自行制備”的電影《定軍山》。關于1905年的時間點及《定軍山》的拍攝，雖有人質疑過，但實證史料的累積使以《定軍山》為中國電影攝制元年的約定俗成，成為學界共識。

《定軍山》的拍攝及其作為中國電影史起點的認定，并非孤立于單一史料之上，而是經由多重史證、多源交叉得以確認。1905年2月，任慶泰所經營的大觀樓開始放電影，并“自行制備”電影。該月18日，《京話日報》刊登了英美電戲公司假座大觀樓放映電影的廣告，并列出了放映的片目。次年2月25日《京話日報》“本京新聞”中刊登《大觀樓電影上捐》的公告：“大觀樓演唱電光影戲，由開設人任慶泰到衛生局稟報。據說這一處電影，都是自行制備，并沒有洋商合股。所演的戲文，全為開通民智，不是淫詞小調。”

與此同時，1906年10月28日天津《大公報》“秋操拍照”報道：“此次河南彰德府秋季大操，特約京師豐泰照相館前往拍照。聞該照相館共去撮影妙手五六人，其幫同照料者亦六七人之多云”，證明豐泰照相館時有“撮影妙手五六人”，且受邀參加拍攝“秋季大操”紀錄電影。

《中國電影發展史》記述，稱《定軍山》拍攝于1905年的秋天，并引《電影》周刊第14期（1938年12月7日上海出版）文章《舊劇電影化并非始自梅蘭芳》，指出豐泰照相館當時拍的由譚鑫培、俞菊笙等人參演的短片，放映時“有萬人空巷來觀之勢”。此文系1935年6月29日北京《益世報》所刊文章《舊劇攝成影戲遠自譚鑫培俞菊笙》（作者梨園董狐）的改寫，相關不同版本的文章甚夥。在此之前，1932年9月2日《天津商報畫刊》上刊發過署名“醉生”的文章《三十年前之北平電影》，其中道：“自光緒三十年，大柵欄、大觀樓，即有電影園……但所映影片，尺寸甚短，除滑稽片外，僅有戲法與外洋風景……又當時外人在北平所涉影片，僅注意熱鬧。”“俞振亭之金錢豹等片，亦偶然見之，是又可見吾國戲劇之攝入電影，固甚早也。”

梅蘭芳《舞臺生活四十年》的執筆者許姬傳，認為《定軍山》的拍攝“大約是一個秋季”。許姬傳是根據梅蘭芳的“老友”吳震修親睹此片拍攝的回憶而記述的。《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中又一次講述了此事，并判斷為“1905年的一天”。

另外，王越的《中國電影的搖籃——北京豐泰照相館拍攝電影訪問追記》一文，載《當代電影》前身的《電影文化》第1輯，1988年出版，系王越1959年采訪豐泰照相館學徒劉仲明（攝影師劉仲倫的“堂族弟弟”）所寫的追記文章，稱此片拍攝于1905年“上半年的一天”。

值得注意的是，程步高等人在《影壇憶舊》等著作中亦有相關記述。程氏稱《定軍山》拍攝于1908年：“到1908年，仍由該館出面接洽，商得當時北京著名京劇名角小叫天（譚鑫培）的同意，及戲院的協助，在一塊空地上，搭露天棚，棚內置舞臺布景，利用日光（當時本無燈光），與普通拍照相同，拍攝譚鑫培的《定軍山》。當然是無聲片，故唱功場面均刪，只抽《請纓》《舞刀》《交鋒》等幾個舞蹈武功動作場面，拍成電影。”盡管關于拍攝年代存在不同意見，學界基于多方史料的綜合考證，仍普遍將1905年視為中國電影攝制的起點。

任慶泰的豐泰照相館在北京前門外。1905年譚鑫培的這次電影活動，作為電影史學家李少白多年前說的歷史研究中的“基礎事實”，展現了中國人對這一新興媒體的無窮的創造和民族電影美學的探求。彼時，參與的人或許并未意識到，“這是中國攝制的第一部影片，亦是中國最早的一部京戲紀錄片”。譚鑫培成為“中國第一位現身銀幕的藝人”。戲曲與電影結合，成為中國電影的起點和歷史性生成的預設框。譚鑫培的銀幕現身，亦意味著中國電影與民族文化在光影初啟之時，已然交匯、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