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韋勒克在他著名的《文學理論》中開篇宣稱，文學和文學研究應該區(qū)分開來，前者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的藝術，后者則至少要意欲成為一門科學。當今學院中人大半是韋氏的同調，心安理得地從事“文學研究”，心安理得地并不從事“文學”。劉曉藝教授新近出版的著作《感逝集》，卻是一個例外。

劉曉藝專攻明代物質文化史、中英格律詩歌比較等領域，已出版《衣食行：〈醒世姻緣傳〉中的明代物質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家法：一位食貨后學的政經法論稿》（復旦大學出版社，2024）等學術著作。但《感逝集》卻與以上著作顯然不同，它共分“舊詩”“詞”“莎翁商籟”“祭文尺牘”“序跋古文”“懷人散文”六編，大體上皆是文學創(chuàng)作，而非文學研究。在今天的學人里面，這類著作要算是個異數了。

單看六編的標目，已可想見作者創(chuàng)作樣態(tài)之豐富。其中比較接近研究的是“莎翁商籟”之漢譯，但作者是仿《古詩十九首》譯莎翁商籟十九首，遺形取神，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奪胎換骨”，已經接近于一種再創(chuàng)作，不是單純的翻譯。這也是最能見出作者西學背景的創(chuàng)作，其余部分，則大體都在中國文學——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古典文學的傳統里面。

“舊詩”部分，有四言，有古體，有近體，幾乎囊括了古詩的所有重要體裁。作者雖精于格律，其古體尤善。無論“舊詩”還是“詞”，甚至對“莎翁商籟”的創(chuàng)譯，作者都喜用典，如以“擲果盈車駟，為悅所居停”譯莎翁“Save, where you are,how happy you make those”句，思之莞然。這當然緣于作者學殖深厚，也是學者身份的一種不自覺的標識和流露，或者說是作家與研究者在同一主體內的競爭與致意，這兩種身份并不沖突，反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嬋娟”。作者的古典修養(yǎng)，尤其體現在“祭文尺牘”“序跋古文”這樣一些實用文體的寫作上。詩歌是“戴著鐐銬跳舞”，但“鐐銬”本身也足以表明身份，所以近代以來雖然古典文學創(chuàng)作傳統式微，但相比之下，舊詩的研習者還是比古文多些，因為畢竟還有“鐐銬”可以撿起。相較之下，古文的“現代”文學性更加不明顯，因此這一傳統斷得也更為斬截。老輩學人同聲相應的尺牘文字，反而成為近代以來古文延續(xù)的一個不起眼的場域，而這類文字的寫作，也似乎成為古典學者確認身份的一張名片。收在該書的同類文字，稱得上是“量力守故轍”，本色當行。該書“懷人散文”部分的寫作，雖用今文，但仍不遠離古典傳統。《〈鮑思陶文集〉整理后記》情意深婉，但含而不露，其中敘及杜澤遜先生與鮑思陶先生的最后交往，“在省中醫(yī)院，他（鮑）給我（杜）講過未完成的馬蹄韻……”，作者寫道，“‘馬蹄韻’三個字也似它的性質，裊裊漂浮成為一段未完成句”。其中的哀志傷情，亦裊裊漂浮，揮之不去。

在該書之前，作者尚有《昔在集》，可以視作該書的姊妹篇。昔已不在，眇然可緬，逝者如斯，泫然有感。此感如序中自注所言，是復義的，是對“往昔、逝水、逝者的三種意義上的‘感逝’”，有悲慨者，有豪放者，有綺靡者，有朗麗者。無可諱言，當代文學史的書寫中舊體詩文已大體離場，該書的寫作更接近于“洸洋自恣以適己”的自喻適志，但這并無損于其價值，反更因“不可以已”而愈加“充實”。此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所謂“不端正”，是指它不是今日學術評價體系下合乎文學研究規(guī)范的高頭講章，它是一位“泠泠七弦上，靜聽松風寒”的當代學人的心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