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社科院文學所主編的57卷“華北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文藝大系”近期出版。這是根據地、解放區文藝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從2017年立項，歷經近八年的整理、編選、錄入、校定、出版工作，大系終于得以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面世，這本身就是對抗戰精神最好的紀念和繼承。大系的出版將對華北，乃至整個抗日根據地、解放區文藝研究產生極大推進作用，也是根據地、解放區文藝研究進入一個新階段的標志。

全面系統整理華北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文藝史料

新中國成立以來，根據地、解放區文藝的整理研究歷經起伏。

在1949年第一屆文代會上，解放區文藝被樹立為新的人民文藝的范本與方向，集中反映陜甘寧、晉察冀、晉冀魯豫根據地及解放區創作成就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出版，名重一時。但與此同時，新中國文藝向“社會主義文藝”邁進、向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看齊的要求也日漸迫切。相形之下，更多承載了工農兵文藝和群眾文藝形態的根據地、解放區文藝，相關的資料整理出版隨之放慢了步伐。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根據地、解放區的歷史經驗更多是通過“革命歷史題材”創作的方式得到轉換和再書寫。到了八十年代后，在文學研究努力“恢復歷史面貌”的主旨引領下，系統整理根據地、解放區文藝資料的工作得到推動。其中，16卷本的“延安文藝叢書”的出版可作為代表。“延安文藝”成為陜甘寧邊區文藝的代名詞，也幾乎成為所有根據地文藝的代名詞，其他根據地、解放區文藝資料的整理和研究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此后，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編輯出版“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資料叢書”（1989年），選編了晉察冀、冀魯豫、冀南等根據地的創作，河北省文化廳文化志編輯辦公室編輯了“河北文化史志資料叢書”（1991年），整理了晉察冀、晉冀魯豫、冀熱遼等與河北有關的根據地的革命文化史料，晉察冀文藝研究會編選了“敵后的文藝隊伍”系列回憶錄。但后兩者作為內部資料印行，未公開出版，前者的影響也不大。

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尊崇文學性的語境下，根據地文藝強調宣傳性、機動性、行動性強，并與具體工作結合的小型創作，其價值難以得到有效認識，也缺乏史料方面的挖掘和研究上的支持。彼時，根據地文藝研究傾向于突出“大家”，如趙樹理、孫犁等，且注重其與革命政治疏離的一面。與此同時，八十年代興起了地方文學—文化研究的熱潮，一些根據地作家因其地域風格、地方色彩而獲得新的位置，諸如“山藥蛋派”“荷花淀派”等說法流行一時。只是，八十年代的地方性研究側重從文化—傳統決定論的角度理解地域特點，逐漸產生將地方風格、地方文化、地方歷史本質化的傾向。九十年代中期后，根據地、解放區研究整體遇冷，相應的資料整理工作也停滯下來。前些年陸續出版的一些有價值的華北抗日根據地、解放區文藝資料，很多是由民間團體和作家家屬整理出來的，如《〈晉察冀日報〉通訊全集》《王林文集》《王林日記》《徐光耀日記》《阮章競文存》等。近些年，隨著學術思想的更迭，以文學性為核心的文學研究思路不再是唯一路徑，新的文學研究更注重將文學放置于總體性的、多維的歷史和社會坐標中考察衡量。于是，與歷史實踐、社會實踐、政治實踐有著緊密關系的根據地、解放區文藝經驗由此得到了重新的認識與激活，相關研究隨之煥發出新貌，并且正在發展成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前沿領域。

這樣來看，河北社科院文學所鄭恩兵老師所帶領的團隊自2017年起下決心大力投入華北抗日根據地、解放區的文藝資料整理，是帶著很大的勇氣、毅力與學術前瞻眼光的。叢書最初的設計是偏重作品選的“河北紅色經典叢書”，在聽取專家意見和反復討論后，定位變成了“華北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文藝大系”。其特點體現為：“不僅選編了大量的河北紅色文學經典，而且全面輯錄華北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黨報黨刊上刊登的詩歌、小說、戲劇、報告文學、散文、歌曲、版畫等文藝作品，并系統梳理刊登其上的有關當時文藝發生、發展、傳播以及社會各界文藝活動的各類消息和報導，是非常重要的文藝發展史研究資料。”

目前面世的初編集中整理了《晉察冀日報》、晉冀魯豫《人民日報》、《晉察冀畫報》上的文藝作品和史料，共五十余冊。未來整理的范圍將擴展到“《冀中導報》《冀南日報》《新察哈爾報》《冀熱察導報》《救國報》《邊政導報》《新華日報·太行版》《新華日報·太岳版》《冀魯豫日報》《團結報》《前進報》等更多的區域性報紙，以及《冀中畫報》《北方文化》《新長城》《詩建設》《詩戰線》《新群眾》《五十年代》《冀熱遼畫報》等期刊，甚至沉睡在圖書館、檔案館、紀念館內或散落民間的重要油印、手寫革命歷史文獻”。其目的在于“系統建立起華北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的‘文藝史料學’”。如此系統、全面地整理陜甘寧之外的根據地、解放區文藝史料，并以建立有地方特色的“文藝史料學”為學術目標，其工作價值是富于引領性和示范性的。

呈現報刊文藝史料的多維價值

這套大系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也是其優點所在。首先，它舍棄了最初的“河北”限定，改用更為寬泛的“華北”，含納力大大加強，也更貼合當年的歷史形態。根據地意義上的“華北”如編纂說明中所言——“南起隴海路，北達長城沿線，東盡黃海、渤海，西極于黃河，包括當時山東、河北、山西、察哈爾、綏遠、熱河全部及豫北、蘇北、皖北部分地區，分晉綏、晉察冀、晉冀豫、冀魯豫、山東五大塊，是當時最大的敵后抗日根據地群”。這些根據地當年均處于幾省交界處，跨省而立，劃界、版圖均隨戰爭形勢不斷變更，各根據地之間以及根據地內部各區塊間互動頻繁。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的地域呈現出一種典型的“地圖在動”的形態。如阜平這類縣城，在原有體系、版圖中不過是三、四線小城，但在抗戰中卻成為一大片根據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革命隊伍的進入，不僅帶來了軍隊、抗日力量，更帶來了具有全國眼光的新政治、新文化，從而對地方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予以系統而深入的改造。傳統社會自古有“皇權不下縣”的說法，但根據地的政治形態則體現為“中央在縣”——最核心、進步的政治文化力量一直下沉到縣、鎮、鄉、村，與基層社會、老百姓直接見面，調動、激發出基層的活力，使最邊緣、落后的地區變為最進步的、最具引領性的地區。這一系列下沉、融入、改造、帶動的過程，正是根據地的文藝工作所深度參與、表現和記錄的。在此意義上，根據地、解放區的文藝史料不單具有文藝認識價值，更具有歷史認識價值。

這就要提到這套大系第二個優點，即選取的文藝作品、文藝文獻史料主要摘自《晉察冀日報》、晉冀魯豫《人民日報》等黨報黨刊。它們“是當時華北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黨報黨刊的典型代表，為黨的思想與文藝結合提供了媒介和載體，也為華北革命文藝提供了新的表現方式與傳播平臺，既客觀記錄了華北革命文藝的傳播與發展，也完整展現了華北革命文藝的特殊使命與風格特征……”發表在這些報刊上的作品、討論、批評、記錄特別能展現出根據地的文藝與根據地中心工作間的“嵌合”關系，特別能凸顯文藝與一般工作、與黨政軍經各方面及與群眾工作的聯動狀態。反過來，這也提醒我們必須將根據地文藝放在根據地建設、成長的整體和歷史進程中予以把握，才是恰當、貼切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文藝要服從于政治，這個“服從政治”的前提意味著被服務的“政治”要有高度責任感，進步而富于創造性，文藝要在深度結合于革命政治、群眾政治的創造實踐中來獲得自己的活力和新生。這一點在晉察冀、晉冀魯豫這些敵后根據地體現得更為鮮明。因為，要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求生存，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中扎根，在不利的自然、地理、社會、文化條件下求發展，對敵斗爭第一線的政治必須是因地制宜、實事求是的。生死攸關之際，其間不容有教條、惰性、官僚的存身之地。根據地的斗爭是真正的“人民戰爭”，也必須是“人民戰爭”，它扎根犬牙交錯、短兵相接的前線和敵后，充滿殘酷性、復雜性。任何政策都要在實際狀況中得到直接檢驗，“三三制”、群眾路線等正確的政策會在敵后根據地獲得更徹底更有針對性的貫徹與發展。在組織、調動群眾的過程中，在爭取、轉化大多數的過程中，文藝的宣傳、教育、鼓舞、鼓動等作用不可替代。毛澤東曾說長征是播種機、宣傳隊，其實，對于敵后根據地而言，一切政治軍事文化機關都是播種機、宣傳隊。在敵強我弱的態勢中，在以弱勝強的斗爭中，文化戰與政治戰、軍事戰具備同等重要性。

展現新的人民文藝的生成史

對理解根據地的歷史來說，“成長”是關鍵詞。革命政治經歷了真正的考驗變得成熟，根據地的干部、群眾也在血與火的洗禮中成長。文藝工作、文藝創作以及文藝工作者則是經由深度結合進這個過程獲得了思想和藝術上的成長。

從大系匯集的文獻可以看出，根據地的文藝界在抗戰初期和相持階段開始時還受左翼文藝傳統和全國范圍的論題影響，時有論爭與矛盾，而隨著整風運動、大生產運動、群眾路線的展開，越到根據地后期（加上解放區時期），文藝越深度結合于群眾政治、群眾路線、群眾工作，也越來越能從基層、地方、群眾身上汲取活潑、剛健、樸質、深厚的創造力。文藝工作者不僅書寫了新的政治、新的社會、新的經濟與新的人民，記錄了干部的成長、群眾的成長、青年的成長，自己也在其中經歷了脫胎換骨的變化。根據地的文藝也越來越多從紙面的、新文學圈子的“文學”，轉向可以與群眾直接見面的、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更富綜合性的“文藝”。在這個文藝的“人民性”轉向過程中，文藝的教育性與群眾性、通俗化與經典化、普及與提高、專門與融合，種種問題不斷在實踐中涌現出來，并得到及時整理和討論。大系所匯集的資料正是從創作、評論、經驗生成、經驗總結等各個角度展現了這一新的人民文藝的生成歷史。

根據地、解放區創造了“人民政治”的時代，也創造了全新的人民文藝。回望這段歷史，政治、文化、社會及人的成長經驗得以被深度開掘。而隨著現代文學研究方法、眼光的變化與轉移——逐漸從純文學立場轉向“歷史化”，提出“社會史視野”“地方路徑”“情感研究”“生活史”“聲音研究”等一系列新命題、新方法，學界也越來越意識到，根據地、解放區研究是一片亟待開采的“富礦”。而這個富礦開采的廣度、深度則取決于文獻整理的寬度與深度。就此而言，“華北抗日根據地及解放區文藝大系”的出版正逢其時，它為還原華北地區的抗戰文藝、解放區文藝的完整面貌和歷史語境提供了寶貴的資料。相信文學研究界、歷史研究界都會充分重視利用這套資料，推動抗戰文藝、人民文藝研究邁上新的臺階。

（作者：程凱，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