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劇《人生若如初見》中，李現飾演滿清貴族梁鄉。

由江奇濤編劇、王偉執導的歷史劇《人生若如初見》即將收官。該劇聚焦庚子國變后，五位青年赴日留學，于革命浪潮里成長、抉擇，歷經各方勢力角逐，最終見證封建帝制落幕，踏上民族復興征程。

創作者秉持歷史非虛構敘事，立足人物偶然性選擇，力求平衡藝術張力與歷史真實，深入挖掘個體抉擇與偶然變量，由此回歸歷史劇本質，以歷史視角回應、觀照當代社會，深度解答了歷史劇創作如何立足“歷史”的核心問題。

以實為史，探索“歷史非虛構”敘事

王偉導演秉持“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創作原則，主張“史詩”交融、以人載史，力求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展現真人、真事、真意蘊。其前作《問蒼茫》便以“真誠的歷史觀”，再現青年毛澤東由追隨者蛻變為先行者、開拓者，探尋中國革命正途的波瀾歷程。與之承續，《人生若如初見》以1900年庚子國變為宏闊背景，塑造了滿清貴族梁鄉（李現 飾）、革命黨人楊凱之（魏大勛 飾）、北洋新軍李人駿（周游 飾）、流亡革命者吳天白（朱亞文 飾）以及覺醒女性謝菽紅（春 夏飾）等鮮活形象。這些角色身處近代中國風起云涌的歷史洪流，投身清末新政、新軍改制、辛亥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他們的命運與時代變遷緊密相連，既凸顯了歷史演進的必然性與真實性，又鑄就了個體命運的史詩氣魄與厚重底蘊。

為了強化歷史場景的真實質感，《人生若如初見》在細節處理上尤為考究。從實景呈現的甲午海戰、東京街頭的明治建筑，到1∶1復刻的《新青年》雜志、精細還原的《時務報》，再到清代貝勒府原樣復刻的扣子、進口粗麻面料軍裝，堪稱歷史劇的“細節典范”。編劇團隊還深入研讀歷史文獻，精準再現了清末民初特有的語言風貌：梁鄉在談笑間不乏舊式文人雅韻，楊凱之的湖南口音中頻現“革命”“共和”等激昂之詞，而日本教官的訓誡則生硬地夾雜著中文詞匯，盡顯殖民者的傲慢姿態。當一部歷史劇將服飾縫紉手法考據至故宮水準，將密信傳遞暗號溯源至長沙起義，方能直擊觀眾心靈。

而在堅守“歷史非虛構”敘事的同時，《人生若如初見》的藝術化重構也面臨邊界考驗。例如，吳天白的人物設定參考了“革命火藥王”喻培倫，卻被塑造成滿腦子革命空想的形象，或使“非虛構”與“合理想象”的界限趨于模糊；梁鄉挽救大清無望后與革命黨的“合作”情節，深化了其內心掙扎，可保皇派在歷史轉型期的真實抉擇往往更趨多元，這難免有簡化歷史群體復雜性之嫌。可見，此類藝術加工服務于敘事需求，同時也觸及了核心議題：在歷史劇的“虛實之辨”中，如何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平衡藝術張力與歷史真實，這對創作者而言仍然任重道遠。

以偶破律，凸顯“人物偶然性”選擇

從《亮劍》中李云龍以草莽氣魄消解“英雄”的刻板形象，到《漢武大帝》里漢武帝、衛青、霍去病等角色所牽引的多方勢力博弈，再到《人間正道是滄桑》中楊家兄妹因信仰裂變而走向命運殊途，編劇江奇濤始終以“虛實相生”的筆法，在大歷史的“必然”中書寫小人物的“偶然”，呈現個體意志與時代夾縫中迸發的“偶然星火”。正如《人生若如初見》中反復出現的“煤油燈”，僅以孱弱光斑勾勒人物輪廓，卻在低照度的明暗對比中凸顯宏大敘事中的個體選擇和生命韌性。

這種“偶然”的“個體選擇”，集中表現在梁鄉身上。作為清宗室后裔，他留日、歸國、尋找出路的軌跡看似被歷史必然性裹挾，實則是個人意志的激烈博弈與被動迂回。他與革命黨人的合作，既非源于對革命理想的認同共振，也非出于逐利本能的投機算計，而是在家族存續危機與王朝傾覆預兆的雙重擠壓下，對現實困境作出的權宜之計。哪怕是原本被視為禁忌的“剪辮”行為，也是他權衡考量后的偶然選擇。這不僅讓梁鄉的形象突破了傳統敘事中的二元對立，更以跌宕的個體命運，揭示歷史進程的復雜本質。

不可否認，歷史當然有其內在的必然邏輯，劇中八國聯軍侵華的炮火、日俄戰爭的陰謀、清政府的崩塌以及三民主義的覺醒，皆是不可逆轉的重要歷史節點。然而如果以放大鏡乃至顯微鏡來觀察，在彼時“應該建立怎樣一個國家”的思辨中，有人維護封建君主專制，有人提倡君主立憲，有人向往更激進的革命。當我們以全知視角審視這些藝術化的人物時，往往將他們簡化為史書中的符號，苛責他們與“既定軌跡”有所偏差。譬如吳天白的激進越過了史載的分寸，梁鄉的妥協背離了預設的范式。

然而，對劇中的“局內人”而言，歷史并非坦途，而是布滿岔路，生死存亡皆系于偶然。正如開篇“擲筊賭命”的場景中，官員輕飄飄的一句“雙仰開釋，雙覆殺頭”，便決定了楊凱之的生死命運，此景恰是偶然性的血色注腳。因此，無論是吳天白以命相搏的孤注一擲，還是梁鄉在權謀夾縫中的迂回游走，都是歷史迷局中個體生命的奮力突圍。編劇并未拘泥于史實的機械復刻，而是以“歷史可能性”重構人物譜系，將那些看似悖逆史載的抉擇，升華為對偶然性的文學勘探，還原了最本真的歷史。

以史為鑒，回歸“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歷史劇的價值，在于其能否成為貫通往昔與當下的精神紐帶。《人生若如初見》中，梁鄉目睹清廷綱紀廢弛、百姓苦不堪言，憤而撕碎奏折。此舉是與腐朽舊體制的徹底決裂，更是他打破固有認知、重塑自我精神的標志。楊凱之在延吉之戰引爆炸彈同歸于盡，高喊“愿成為喚醒秋風的第一片落葉”，彰顯為理想獻身的崇高境界。謝菽紅逃婚赴日求學、從事軍需生意、創辦進步報刊，盡顯女性進步思想。他們的抉擇，從不同維度詮釋了自我超越與堅守理想的精神內涵，激勵著青年一代以史為鑒，在現實中堅守初心、砥礪前行。

該劇對歷史復雜性的呈現，進一步強化了其當代性反思的銳度。劇中巧妙借用了“革命黨與立憲派之間的路線分歧”這一經典歷史情節，引發了一系列關于社會發展方向、路徑探索的深刻思考。在那個人人叩問“天涯何處是神州”的年代，社會亟需一種理性的聲音來凝聚共識，匯聚起更為廣泛的力量，共同推動社會的前進步伐。此外，日本軍官平田一郎登場，揚言并不會把所有的制勝之法教給中國軍事生，揭開了日本“算計陰謀”的偽善面具。彼時的日本政府，表面上創辦新式學堂，實則卻暗中培植親日勢力，宣揚“同文同種”之論，此行徑與當下某些國家以“軟實力”為名、實施文化霸權的做法如出一轍。因此，該劇時刻提醒著我們在文化交流中要保持警惕，堅守文化自信。不得不說，這種歷史與現實的“互文性”，讓劇集超越了娛樂產品的范疇，引導觀眾重新審視自己的身份認同與價值抉擇。

《人生若如初見》歷經波折、爭議頗多，但我們欣喜地看到“兩位歷史劇黃金搭檔”，在“歷史正劇”和“古偶戀愛劇”夾縫中尋找新的可能性，力求探索一種介于虛構與寫實、偶然與必然、歷史與當下的新歷史劇范式，這種精神正是電視劇創作推陳出新的核心動力。

（作者為上海大學上海電影學院博士后、蘇州科技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