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祖慈，曾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日本文學研究分會副會長，獲第八屆魯迅文學獎翻譯獎

中華讀書報：您是怎么愛上翻譯的，做翻譯是自己的興趣嗎？

竺祖慈：我是1968屆高中畢業(yè)生，屬于“老三屆”。畢業(yè)后即赴蘇北農村插隊務農，1977年參加高考制度恢復后第一屆考試并被錄取。畢業(yè)后教了半年書后調入江蘇人民出版社《譯林》雜志任日文編輯，自己也做一點翻譯的愿望，就是從這段伴自己終身的職業(yè)生涯開始的。最初的動機是希望通過自己的翻譯實踐積累一定的經(jīng)驗和體悟，以期提高對翻譯作品的鑒別力，增加自己與譯者朋友的對話能力，而非僅做一個眼高手低的編書匠。與其說自己文學翻譯的起步是出于愛好，倒莫若說是職業(yè)使然，如果不是從事翻譯文學出版編輯工作，作為一個中文專業(yè)出身的人，僅憑自己自學日語的經(jīng)歷以及對于自小對于文學的愛好，我應該是難有動機和機遇介入文學翻譯工作的。

20世紀80年代前期到90年代中期這十余年中，我利用業(yè)余時間翻譯了百余萬字作品，雖沒耽誤編輯工作，但還是擔心予人不務正業(yè)的印象，于是都以筆名發(fā)表（退休后一次偶遇當時還在譯林社工作，已經(jīng)聲名鵲起的青年翻譯家陸大鵬，我不無艷羨地告訴他現(xiàn)在這樣開放寬容的職業(yè)環(huán)境值得珍惜，希望他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前提下在譯事方面更上層樓）。之后的二十年中，因轉事出版社的行政和經(jīng)營管理工作，一心投入各種日常事務，便完全中止了自己的譯事。66歲結束退休后的返聘工作，又專心照顧老父，直至他以百歲高齡辭世，此時已屆七旬的我才應譯林同事的鼓動和安排，開始拿起譯筆重作馮婦，以至這個沒有多少嗜好的無趣之人因此有了一種近乎上癮的感覺，一方面希望能把譯事作為自己打發(fā)退休時日的一件“正事”，同時也希望借此不使頭腦銹結而更快老衰，而且由于敝帚自珍的人性使然，常常會從自己的翻譯文字中多少獲得一點心理的滿足。我覺得大概這時才能說自己對文學翻譯達到了“愛好”的境地。

中華讀書報：您曾提到自己最喜歡活躍在一線的日本作家東野圭吾，為什么您特別喜歡推理小說？推理小說是您最喜歡的閱讀類型嗎？

竺祖慈：前兩年獲魯迅文學獎翻譯獎后，在一次與媒體的訪談中我提到希望能譯一部推理小說，尤其是在中國擁有大量讀者的東野圭吾的作品。推理小說在日本文學中屬異類，從取材來說，它們完全跳脫個人體驗、日常瑣事和內心感受，多圍繞重大事件展開情節(jié)，尤其是社會派推理作品，常以個體事件反映具有代表性的社會問題乃至社會制度問題，以至松本清張、森村誠一等推理作家已被公認為左派作家。從寫作手法來說，推理作品也一反日本文學作品常見的節(jié)奏緩慢、文字艱澀等特點，常常給人一氣呵成、目不暇接之感，而且較易引起影視業(yè)關注而被改編為影視作品，甚至反復被改編成不同版本，包括不同國家、語種的移植版本，從而形成一種IP（知識產權）資產。

從數(shù)量來說，以我的感覺，現(xiàn)今日本推理、懸疑（mystery）作品的產量在日本國內的文學種類中應是最高的，在中國的譯介量應該也超過了其他日本文學種類，并形成了不少分布廣泛、人數(shù)眾多、活動頻繁的“日推”粉絲群體，其中包括我們這樣的老年人，我有好幾位中學同學常向我借閱日本推理小說，其中不乏各個行業(yè)的專門人士。這可能也是我想譯一本推理小說的動機之一，覺得到時送書給朋友熟人，受歡迎的程度可能會好過其他書，這些年來最活躍和高產的日本推理作家東野圭吾的作品尤應如此，于是便有了我接受采訪時的那段話。

中華讀書報：能順便談談自己的閱讀情況嗎？在翻譯中，有哪些作家作品對您影響比較大？

竺祖慈：我的閱讀生活其實集中在中小學時代和“文革”初期停課無所事事的那兩年，也是因為父親在南京圖書館工作，有了借書的各種方便（也正因如此，那時家里基本沒有藏書）。青少年時代的閱讀自然是從《兒童時代》《少年文藝》之類開始，繼而是《林海雪原》《紅巖》《紅旗譜》《青春之歌》《創(chuàng)業(yè)史》等等，然后是中國古典名著和外國名著（當然都是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和歐美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一類）。待上世紀60年代末我和父母親都先后下鄉(xiāng)務農后，就基本結束了讀書生活，因為沒有任何書源。

中華讀書報：大學時期的閱讀呢？

竺祖慈：1977年上大學后的讀書主要迎合中文系的課業(yè)需求，相對比較系統(tǒng)，而且主要是補自己在中國古典閱讀方面的短板。從事出版工作后則忙于應付各種事務而沒有較系統(tǒng)的閱讀。完全結束職業(yè)生涯后，頭幾年是全身心照顧剛剛病倒的高年老父，待老爺子離世后，自己已是七旬之身，且又重操譯事，于閱讀可用的體力、精力便十分有限，不多的一點閱讀又難置身于網(wǎng)絡時代的碎片化之外，反倒冷落了家中幾柜大多未曾認真讀過的紙書。這幾年的閱讀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日本文學，包括日文原著和中文譯本，其中大多是當下的話題作家和話題作品，借以了解日本文壇的一些現(xiàn)狀，也想為自己的老東家出版社物色一點合適的作品。二是中國文學，此時已主要著眼于尋求語言文字方面的點化，以用于自己的譯作文字。魯迅、張愛玲等人的一些作品反復讀過，已主要不是因為內容，而是實在折服于其中的文字表達，多少已淪于一種“技術流”的追求了吧。

中華讀書報：您有什么樣的閱讀習慣？

竺祖慈：青少年時代的閱讀帶著提高寫作水平的目的，常常會做筆記乃至自己認為的妙詞佳句摘抄，曾經(jīng)積累了幾大本。進入“社畜”生涯之后再無暇余做讀書筆記之類，及至老年，會將喜愛的作品或篇章多看兩遍，但也不做筆記了。青少年時期習慣快讀多讀，如今已是慢讀細讀。與多數(shù)讀書人不同，如今比較習慣用電子閱讀工具，一是輕便，更是因為視力不濟，喜歡電子閱讀工具可將字樣放大到自己方便的尺寸，不亦樂乎。

中華讀書報：反復重讀的書有哪些?

竺祖慈：魯迅著作是我讀的遍數(shù)較多的。

中華讀書報：如果可以帶三本書到無人島，您會選哪三本？

竺祖慈：一個電子閱讀工具帶到無人島則可足矣。呵呵。若只能帶紙質書，可能會選一本盡可能厚一點的魯迅雜文集，一本《紅樓夢》和一本《聊齋志異》。

中華讀書報：假設策劃宴會，可以邀請在世或已故作家學者出席，您會邀請誰？

竺祖慈：宴會應該是個輕松場合，我大概會邀妙語連珠的馬克·吐溫，一肚子故事的馮夢龍、蒲松齡之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