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亞軍早年的小說，總是從極其平淡之處展開內掘性煉金，總是從逼仄狹小剎那間躍升人之神性偉岸無限廣闊，文本總是終歸溫暖延宕之處，盡顯靜美詩學。近十多年來他的小說常常逆轉陡進，傾力于小說人物深陷人世困境無以自處之敘事，赫赫然于精神尷尬懸浮無依之境，強力彰顯著酷烈詩學之驚心。

縱觀溫亞軍的小說創作，早年的“邊疆”“軍旅”文本，只是他所創造的沉溺于自我的想象世界，即便是初入大都市的“城市”敘事文本，亦是如此。酷烈詩學之驚心文本，標志著溫亞軍創作從傳統思維拘囿下的成功突圍，這些從堅質現實末梢出發的文本，是其創作的現代性轉型，是文學從有限情感撫慰轉向對人性、存在之深度廣度的拷問，是全新哲學張力的藝術開掘。中篇小說《另一個母親》（《十月》2025年第3期），亦是這種騰升性典型文本，它讓小說不再是情感的庇蔭，而是在精神深困于疾病深淵之一線邊緣，讓身處現代文明下的人類重新掂量生命存在的分量；母親的阿爾茨海默癥成為照見人性深處及人己關系逼仄的鏡子，更是映照出現實快節奏個體化生活對人之本真的滌蕩，及對傳統倫理秩序的顛覆。

生活能夠自理的母親，大哥二哥尚不愿面對和擔負照顧之責，父親去世了，他們對被阿爾茨海默癥傾覆了生命正常存在的母親更是避之不及。“另一個母親”，是父親不可拋棄不得不去面對的母親，是意識不在現世現時的母親，是照顧了大哥二哥兩代人而被他們遺棄的，游走在不為人知的世界里的母親，是顛覆了彌補孝道的柳孝成有序城市生活的至親。文本以專注、細密、飽滿、動人、至哀的敘事凝鑄了親情傷逝的慘然圖景，乃至以疾病隱喻解構了個體生命本質性存在的意義，讓人們情不自禁地去追溯遠逝的寧靜而平和的生活。

拋棄母親的不止是大哥二哥，或許老家更適合阿爾茨海默重癥的母親，但是他們選擇了人性趨利避害的本能；與柳孝成以利益求取為導向的假離婚的共謀者袁可可，最終無法忍受病中母親對其生活常態的全然傾覆，不僅拋棄了她，更是連帶地拋棄了丈夫柳孝成；一直竭力調和著矛盾日益激化的柳孝成夫妻關系的兒子，最終也以現代經濟交換理性思維決然地舍棄了奶奶，甚至直呼父親的小名“若女”，以冷酷的理性力證了父親的“傻帽”；母親亦被絕對好保姆黃婷婷無可奈何地舍棄，因為危及了她卑微的生命；母親更是被療養資源緊缺與私營免責制度所拋棄。柳孝成與侄子柳立萌親情血脈聯結沒有拋棄母親，“接下來怎么辦”，卻依舊是天問。

溫亞軍以傾情、專注讓敘事成為小說本身，更是讓情節展開躍升為生命的哲學思辨。柳孝成小名“若女”，注定了他無法拋棄對精神意識已經陷入混亂之中，依舊清晰記得他小名的“另一個母親”不棄不離的守護。面對變殘了的倫理關系與日益淡漠的兄弟情感，即便被妻子兒子從現代觀念意識理性所徹底拋棄，即便柳孝成依舊不知道該怎么辦，他并沒有逃避現實生活荒誕的“饋贈”，而是選擇以悲情與之共舞，他正如海明威筆下的圣地亞哥，以煢煢孑立的悲涼對抗著世相荒誕及生命的無意義，這或許本身就是人之精神存在潰散中衍生出的意義。精神意識深處至悲之中的柳孝成，令人重溫體認了加繆的名言“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自殺”。 溫亞軍逆反早年的文學進路，以罷黜溫情溫暖重構個體困境的張力，將文本推至存在之思的深邃之境。

小說以阿爾茨海默癥為策動點，構筑了多層次強大的現代性邏輯對傳統倫理的顛覆，在凸顯現世之物性價值趨向中如絲如縷地蠶食了人（柳孝成）的精神存在。以前，父親面對發病的母親陷入焦慮，求助柳孝成的大哥二哥，卻被他們以堂而皇之的理由推給小兒子；父親葬禮后大哥二哥對安置母親問題大言不慚的推脫，三兄弟不歡而散的精神交鋒等等的背后，其實是現世趨利性價值追求對傳統倫理責任的主動放棄。而侄子柳立萌，則是溫亞軍在整個現世物利共性冷酷中埋下的一絲人間小溫。求醫無助于阿爾茨海默癥的緩解，而是不得不接受以丹麥進口藥“鹽酸美金剛片”所代表的產業化冷酷的盤剝。然而高價藥所帶來的卻是母親癡呆化的加重，直至喪失最熟悉不過的做飯能力，乃至失去自理需要人看護。父親的葬禮上柳孝成妻子對鄉下煩瑣的喪事程序的內心排斥抗拒，對看護婆婆無力承擔，亦是城市文明對鄉土傳統倫理秩序的根本性驅離。量化工作的擠壓，制度約束造成的婚姻裂痕的隱埋，直至辭公職開綠化公司，投入產出失衡等等拘囿了柳孝成的精神空間。城市并沒有給予患病的母親以生命場域，她意識殘存于時斷時續的久遠時空里，亦是現代城市文明對傳統生命打開方式的隔離。二哥回報柳孝成善意以冷酷的算計，更是趨利人心貪婪的惡意偷襲。母親進城不僅顛覆了柳孝成夫婦正常的生活秩序，她的走失事件更是造成了他們之間難以彌合的裂痕，還好110最終通過技術手段在麥李橋下找到了母親。接著母親的躁狂癥又被鄰居投訴，片警上門，這一切意味著現代都市文明對可憐的“另一個母親”從公共空間的排斥。醫院專家開的“利培酮片”倒是抑制了狂躁癥，然而卻有著極大的副作用。柳立萌從網上給奶奶買的定位儀，更是意義全失，科技理性并不能安頓可憐的奶奶。舊的問題得到解決的同時，新的問題又在不斷出現，“另一個母親”對柳孝成夫婦的城市生活的顛覆是全面的，是深淵的不斷淪陷。母親大小便失禁，最終引發了袁可可的徹底爆發，假離婚終成真離婚。他們的婚姻因利而動，因擔負而解體，無疑是對傳統婚姻觀念的滌蕩。柳孝成無以承受的承受，只能訴說給侄子柳立萌，從柳立萌的義氣擔當里獲取一點點薄涼的慰藉。經驗豐富的保姆黃婷婷的到來，貌似極大地緩解了“另一個母親”所帶來的災難。原本寄托著中國人團圓團聚的年關，在母親的意識錯亂中卻醞釀著更嚴重的災難預警——揮刀亂舞的母親竟然砍傷了保姆黃婷婷，城市的契約服務依舊在阿爾茨海默重癥的母親面前敗北。

逐利群體的狂飆激進瓦解了鄉土倫理的根基聯結，阿爾茨海默重癥的母親被鄉土群體遺棄，又被城市文明嚴密而強勢的制度體系所罷黜，她還能回歸故土嗎？溫亞軍以暗自遞進、逐級層深的細密敘事，一步步將柳孝成推向無底深淵：如同母親被大哥二哥所遺棄，他終究被妻子袁可可（婚姻）與兒子（意識觀念）所拋棄。阿爾茨海默重癥的母親或許就是他明天的生命處境與時態，而他所領受的一切心靈承壓，可視為群體性的“阿爾茨海默重癥”——個體尊嚴性生命的消解殆盡。

小說里除了殘存在侄子柳立萌那里的一絲小希望，甚至溫暖更多的時候是一種意念性虛妄，柳孝成的生命充盈的只是無盡的幻滅感。從人性贊美到人性及群體異化拷問，無疑是溫亞軍文學品質的絕高提速，困境作為現代性的解剖刀，深入群體深層肌理；困境作為存在的終極叩問，凸顯哲學之裂隙。從溫暖潤心到深淵懸浮的敘事轉向，更是文學對自身使命的覺醒與擔當，是對表象的背離，是對本質的切中，更是對存在意義的終極追問。

母親陷入了阿爾茨海默癥的深淵，是不爭的事實，然而病了的又何止是母親？文本以自然敘事流，最終以阿爾茨海默癥的災難性升級不斷輻射與回彈，匯聚成當代群體的巨大精神時態隱喻，最終完成了對主人公柳孝成精神存在的潰散定格。或許深陷沉疴積弊的，正是以現代文明標榜的失衡失序的群體構造。于是，小說最終將柳孝成留給了人間萬劫不復，將對個體精神性存在的潰散過程留給萬千讀者，而將言外之意，將更深邃的哲思溢出了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