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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之宴》（《收獲》2025年第3期）是孫頻在2025年繼《地下的森林》、《綠色的骨頭》之后又發表的一部中篇小說。這是一部現在在特殊學校當語文老師的中年女性許文娟對自己過往詩人生涯的回望之書。

她1996年入大學中文系讀書。盡管那時，詩歌的余溫已基本褪盡，但她由于受喜歡文學的父親影響，生活儉樸，不善社交，喜歡坐在肅穆莊嚴的圖書館看書，喜歡讀沈從文的小說和散文。竟然被中文系的老師、昔日的詩人謝小如發現。她選修上了謝小如的詩歌賞析課，對里爾克詩歌的共同熱愛，使她對當年這位中文系里最有個性的老師充滿了敬仰。詩人老師瀟灑自如，講課從不看講義和課文，但一講起來就是汪洋恣肆，而且喜歡喝上酒后“醉講”，喜歡帶上他們到大自然中尋找詩意，在大自然里講課，告訴他們：“寫詩就是要找到自己最真的本性”，“詩人要尊重萬物之間永恒的輪回”，“詩歌就是與惡與苦難與羞辱相處的技藝”。從此，她就喜歡上了寫詩這件高貴而體面的事情。她終于被請到詩人老師的家中做客。家里只有老師和自閉癥的兒子兩個人，小小的兩室一廳里到處是書，除了書就是到處盛開的各種顏色的各種各樣的玫瑰花，以及那些已經風干的玫瑰，“血跡一樣灑得到處都是，簡直像一個大型的殺人現場”。她突然想起了兩個已經失蹤的和他走得很近的女生，一個是九一級的，一個是八七級的。他請她吃大燴菜，他教她喝酒，他給她講他的詩人經歷，他是因為詩歌從煤礦工人調到文聯，后來又調進大學里。他當年由六個詩友組成的工人詩歌小組，現在都已各奔東西，有的瘋了，有的得尿毒癥死了，有了進了精神病院，有的下崗修理起了自行車，唯一的一個女詩人去屠宰場當起了女屠夫。他當時給她起了個外號“許三杯”，簡稱“許三”，一口一個叫她“三兒”，再三鄭重地叮囑他，“不要浪費了自己的才華，要寫下去，一定要寫下去”。

小說是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寫的。一個過往詩人“我”，就是在這樣一個“寫詩仿佛成了一件很古老很可笑的事情”的時代里，回望自己“成了中文系的珍稀物種”的種種故事與到了社會上的各種經歷。因為喜歡里爾克的詩歌，因為里爾克喜歡玫瑰花，因為年輕女孩兒更像玫瑰花，她們都成了被老師選中的玫瑰花，她們就這樣一個又一個走進了他的花園里。那兩個失蹤的女生也都回來了。那個九一級的原名王婷婷后改為王??的詩人留校不久辭職流浪多年后，又在學校的外面辦起了照相館。而那個八七級的師姐陳梅曾經寫出一組轟動詩壇的詩，但不久就被送進牢里蹲了八年，出來后也經常回校來到老師的玫瑰園里。后來，“我”才知道了老師更多的人生秘密，老師靠“六人工人小組”的詩集獲得比賽第一名才調進了文聯，當年那個得尿毒癥的詩友文軍死前留下一個自閉癥的兒子。老師因收留了這個自閉癥孩子而終身未婚。詩人趙青其實就是老師謝小如的筆名。老師是六人中唯一靠詩歌改變了命運的人，所以，老師有責任和義務幫助另外的其他人。那個住精神病院的張立強精神崩潰后是老師付的醫院費用。老師還經常給錢幫助去了屠宰場當屠夫的姚墨蘭和下崗改行修自行車的老夏。謝小如后來失蹤后，由陳梅照顧那個自閉癥孩子安安。2011年陳梅也因乳腺癌去世。她去世后，由“我”繼續照顧安安。“我”的經歷也很復雜，先是大學畢業后在報社副刊當編輯，后來報社入不敷出后，讓“我”強行拉廣告，“我”覺得自己不是那塊料，便辭職做導游、做公司文員、做雜志社編輯、做財經記者、做電線接線員、做槍手、開作文轉導班，最后考到特殊學校當了語文教師，安心照顧起了安安和更多的犯自閉癥的孩子們。里爾克的詩歌還有里爾克和玫瑰愛與刺的故事，告訴我們：“真正的詩歌是需要用生命去獻祭的，所有偉大的藝術家都是需要用生命去獻祭的”。正如博爾赫斯所說：“將死亡當作是平常的熟睡酣眠／將黃昏看成赤金的微光幽輝／這就是詩，雖不朽卻清貧／詩像曙光和晚霞一樣去而復回”。詩讓小說中的這么多“誰此時孤獨，就永遠孤獨”的人成為了詩歌的祭品。同時，詩也讓他們在詩歌不再熱鬧的時代里真正體會了詩歌里莊嚴與榮光，那是詩歌留給人類最后的莊嚴與榮光。

《玫瑰之宴》肯定是一場精神獻祭，充滿了復雜而豐饒的隱喻、象征與意象。玫瑰可能就隱喻著“嗜美的殘酷”，小說用一個又一個故事和細節揭示出了人物在對詩歌藝術狂熱背后的自我剝削。玫瑰也可能就是愛情、純潔和浪漫的傳統象征，小說主人公一次又一次的受刺與凋零的過程，或許暗示的就是美的短暫性與巨大的代價，映照出小說中那么多熱愛詩歌的人們用生命獻祭藝術卻終生徒勞的生命悲劇。小說中人物對玫瑰的癡迷，就是他們對詩歌藝術的過度執念，他們心懷遠大理想，終其一生，試圖通過玫瑰與詩歌的高貴與體面超越普通生活的平凡與庸常，但他們可能不知道“體面的事是做給別人看的，高貴的事則是留給自己的”，正是玫瑰的這種易朽性恰恰宣告了這種人生超越的失敗，正如里爾克所說：“美是恐怖的開始”。《玫瑰之宴》里的人物都是80年代、90年代和千禧年詩歌三大黃金時代的遺民，他們一直沉浸在詩歌語言與形而上的世界里，卻無法適應越來越盛行市場經濟與商品社會的后現代語境邏輯，成為“不合時宜的人”，酗酒、貧困、孤獨、情感破裂，自然，他們的精神追求與現實生存形成越來越強烈的尖銳對立。他們像里爾克那樣對“絕對美”的偏執，導致其無法妥協，最終淪為時代的“祭品”。里爾克強調詩歌是“神靈的降臨”，要求詩人以孤獨與苦難為代價來接近永恒，但是，現代人所處的這個世界與社會卻是各種消費主義、利已主義盛行的時代，小說中的人物去盲目模仿，只能因缺乏那種歷史語境而陷入虛無，形成異類。小說中的人物在后現代的消費主義語境中，一味模仿里爾克的苦修精神，卻不能接續他的神圣性，當然，這些人的孤獨、貧困等就會淪為人生矯飾或逃避。孫頻當然是想通過小說中的這些詩人集體追問，當海德格爾的“人，應當詩意地棲居”成為不可能時，人如何面對存在的荒誕？他們的人生失敗就不一定是負面的結局，而會成為一種人生精神清醒的警示。

在AI寫作泛濫、短視頻統治注意力、流量經濟風行、算法推薦肆意和點贊數、點擊量、變現能力被高度價值化的時代里，孫頻通過小說《玫瑰之宴》去敘寫這些“不合時宜”的“精神遺民”、“過時物種”的種種貧困而浪漫的生活，顯然不是對歷史文藝青年的懷舊式追憶，而是對當下時代人們物質豐盈而精神貧困的尖銳映射。孫頻顯然不是簡單地去批判小說中人物的迂腐或時代的粗鄙，而目的是要呈現這種對抗中雙向的悲劇性，正如玫瑰的刺同時扎向握持它的手與覬覦它的眼。所以，小說中這些詩人的集體失敗，就不僅僅是他們個人命運的失敗，而是后現代社會精神價值坍塌的隱喻與象征。這些人們的種種生存狀況和人生本相，反射出的正是物質時代對人精神生活的種種碾壓，這些詩人們的“未完成的神話”以及他們的種種人生失敗，恰恰揭示的就是理想主義在當下世界與社會的不可能性。他們固執地追求詩歌與玫瑰的“無用之美”，映照出來的不正是當下人們精神生活的貧瘠嗎？里爾克玫瑰般對詩歌的高度精神化信仰及其孤獨、苦難和神圣性，觀照的不正是當下“即時滿足”的文化生態嗎？小說中那些人物酗酒、窮困、被嘲笑的種種落魄，當然也有他們個人生存能力不足的因素，但更多映射的是詩性精神在后現代時代的徹底潰敗，整個嚴肅文學在娛樂至上時代的窘相與落寞。孫頻通過這部小說中人物的命運仿佛在向時代發問，當這個世界和社會不再需要詩人的時候，詩歌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孫頻就是想通過小說中這群詩人的命運，來隱喻純文學寫作者可能面臨的共同困境，他們是不是也會像這些詩人一樣，最終淪為時代的“遺老”？如果連人類最古老的精神表達——詩歌都無法存活時，人類那些小說、哲學、戲劇等嚴肅藝術的命運又將會如何？當這個世界只認可金錢、流量、效率等“有用”的價值時，那些“無用”的精神追求又該如何自處？

因此，我覺得，孫頻在《玫瑰之宴》里充滿深情地敘寫這些詩人們的種種經歷和故事，絕對不是為了追憶和緬懷，而是想通過這些過去時代的幽靈來預示未來文學的命運，提前為一種可能消亡的精神生活舉行葬禮，才書寫出了這樣一幅關于理想主義潰敗、人類精神困境與時代精神癥候的復雜世界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