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為江蘇高郵人，與北宋著名詞人秦觀是同鄉。位于大運河畔的高郵因驛站而得名，它還是久負盛名的咸鴨蛋的產地。汪曾祺就寫過一篇著名的《端午的鴨蛋》，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有人曾請汪曾祺排列高郵名人的先后順序，汪先生謙虛而又不失幽默地把自己排在了鴨蛋的后面：“秦觀第一，鴨蛋第二，我第三。”

1986年上海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后，北大中文系系友合影，汪曾祺先生（左三）“跳”入鏡頭中

本文作者主編的“中國文學寶庫·當代文學系列”之《汪曾祺小說選》

沈從文高足 聞一多愛徒

都說大學的中文系不培養作家，但汪曾祺是個例外，他是真正的由西南聯大培養出來的一位名作家。他自己曾說：“我要不是讀了西南聯大，也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至少不會成為一個像現在這樣的作家。”當然這也得歸因于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師——教他寫作的沈從文，是沈從文讓他知道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

汪曾祺在讀中學時就是沈從文的超級“粉絲”，抗戰避難時都沒忘記帶上一本《沈從文小說選》。1939年他從上海經香港、越南輾轉來到昆明參加考試，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終于見到了心儀已久的沈從文先生。他不但是沈從文的入室弟子，還是其得意高足。沈從文在中文系開了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汪曾祺全都選了。“貼著人物寫”便是汪曾祺在課上習得的令他受益無窮的寫作“訣竅”。有一次沈先生為汪曾祺的課堂習作打出了120分的史上最高分，甚至說他寫得比自己還要好。

汪曾祺自稱“頗具歪才，善于胡謅”，大學期間深受聞一多先生的喜愛。聞先生的名言“痛飲酒熟讀《離騷》，乃可以為名士”，以及把晚唐詩與后期印象派的畫相聯系的講授方式令他記憶深刻。而他最感得意的一件事是當“槍手”的經歷：在聞先生的唐詩課上，他替一位低年級同學代寫讀書報告，其中對李賀詩歌頗具創見的評價——李賀的詩是畫在黑底子上的畫，故顏色特別濃烈——受到聞先生激賞，說是“比汪曾祺寫得還好”。

“跳”到畫框里的老同學

汪曾祺其實是在新時期被重新“發現”的一位作家。他從上世紀四十年代就開始發表作品，因此到八十年代的寫作屬于“春來老樹發新枝”，自然出手不凡。當他接連發表《受戒》《異秉》《大淖記事》等帶有散文詩性質的小說時，立即引起了文學界的極大關注，并被視為文筆老到、風格獨具的老作家，盡管汪曾祺自己心態很年輕，他也不愿意被冠以“老”的名號。

1986年，在上海召開了一次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這次會議是對新時期以來文學創作出現“井噴”現象的一次集中檢閱，來自全國各地的著名作家、評論家以及來自海外的漢學家紛紛到會，大家情緒高昂，氣氛異常熱烈。汪曾祺自然是以貴賓的身份參加了各種活動，在會議間隙還即興創作了不少畫作題贈給文友們——這也是他在寫作之外最喜愛的一種抒情方式。

我是代表英、法文版《中國文學》雜志去參加會議的，準備向海外報道此次研討會的盛況。在會上我還見到了我的老師樂黛云、謝冕先生以及陳丹晨、吳泰昌、季紅真等眾多北大中文系畢業的評論家們，興奮之余我們這些系友便相約在會后一起合影留念。

會議一結束，系友們說說笑笑來到會場門口的巨幅海報前準備拍照。就在攝影者即將按下相機快門的那一刻，在一旁留意著我們言行的汪曾祺先生突然“跳”到了畫框中，說了聲：“我也是北大的！”那神情就像個活潑的頑童。我們這時才發覺在無意間把汪曾祺先生給“遺漏”了：對啊，他可是西南聯大出身啊！我們這些后輩自然是熱烈歡迎這個帶點調皮的“老同學”的加入。我連忙上前請汪先生站到中間位置，汪先生笑著輕聲說：“不用，不用。”他不想影響大家已經排好的隊列。只見他緊走幾步，一側身站到了他的“小老鄉”黃蓓佳的身旁。于是，這張充滿了歡樂氣氛的北大中文系系友“上海會”便誕生了。

沖進屋里的“下蛋雞”

由于居住條件的限制，汪曾祺先生一開始沒有自己的書房，當他構思好了作品，往往沒有一張桌子可以讓他落筆。他的女兒曾經記過一件趣事，說有時候她上夜班剛睡起來，汪先生就急急忙忙地沖進屋里，鋪開稿紙就寫。家里人笑他說，那情形就像一只老母雞，憋好了一個蛋，卻沒有窩來下。而等他“下完了蛋”，情形又如何呢？汪先生自己有個描述：

“一個人在寫作的時候是最充實的時候，也是最快樂的時候。凝眸既久，欣然命筆，人在一種甜美的興奮和平時沒有的敏銳之中，這樣的時候，真是雖南面王不與易也。寫成之后，覺得不錯，提刀卻立，四顧躊躇，對自己說：‘你小子還真有兩下子！’此樂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這真稱得上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作家自畫像了。

“自報家門”的小說家

汪曾祺的小說屬于少而精的類型，筆墨儉省，但旨趣深遠，回味悠長。他的作品一經《中國文學》英、法文版譯介，便受到了海外讀者的歡迎。他的短篇小說代表作《大淖記事》發表于1981年4月號的《北京文學》，我們英文版的譯載日期為1981年10月。從中文定稿到翻譯出版、送到海外讀者手中，僅用了6個月的時間！這在當年絕對可稱神速，自然這也得力于編輯與翻譯們對他的作品共同的喜愛與推舉。

1988年，我們的熊貓叢書準備翻譯出版汪曾祺的作品集，其中英文版書名定為《晚飯后的故事》，法文版的書名為《受戒》。兩個文版的書名之所以不同，是因為考慮到英語國家的讀者較為喜歡平實客觀的敘事風格，而法語國家的讀者偏愛情感細膩的描繪。英國的學者在為此書做推介時直截了當地稱汪曾祺為“另一個沈從文”；而法國的譯者則指出《受戒》“寫水雖不多，但充滿了水的感覺”，這樣貼切細致的閱讀感受讓汪先生大呼意外，因為連他自己也“從來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我們的外文版作品集的序言通常都比較簡短，汪先生卻別出心裁，把它變成了一篇洋洋灑灑長達7000字的文章！他借用京劇中角色出臺時常用的“自報家門”的手法，把自己的家學與師承、作品背景及創作風格交代得極為清晰明了，為西方國家的讀者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內涵、順利進入小說情境做了周到妥帖的鋪墊。雖然從字數上說大大超出了范圍，但我們雜志社卻意外收獲了一篇精彩的“作家小傳”。記得他的這篇序言寄達時，我們主任特意打印出來讓編輯們先睹為快，大家興奮地爭相傳閱，吟味不已。這樣熱烈的“文學場景”在我們編輯部是不多見的，足見汪先生的文章所具有的獨特魅力。

1999年，我主編了一套英漢對照版的當代作家作品系列（共20冊），把通過《中國文學》的譯介走向海外的汪曾祺等作家全部囊括在內，以此表達我們的敬意。

“摶弄”語言的高手

“寫小說就是寫語言。”汪曾祺對于語言有著高度的自覺。他認為作品的語言映照出的是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語言像樹，枝干內部汁液流轉，一枝搖，百枝搖。”他的小說之所以能牢牢“吸”住讀者，令人欲罷不能，就是跟他雅到極致又俗白到家的語言有關。

他曾經把使用語言與“揉面”相比：“面要揉到了，才軟熟，筋道，有勁兒。”他自己在下筆之前就經常要打腹稿，把語言反復“摶弄”，甚至是“想得幾乎能背下來”才寫的，這也就不難解釋他的文字為什么常常顯得有“咬勁兒”，韻味十足，令人過目不忘。

由他執筆的現代京劇《沙家浜》中阿慶嫂的唱詞堪稱經典：“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后不思量。”這樣的句子就是汪曾祺反復“摶弄”“揉熟”的結果。

下面再舉幾個具有典型汪氏風格的例子：

“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隨遇而安》）“璺”這個詞一般用于陶瓷、玻璃等器物上出現的裂紋，此處借指人心的裂痕非常貼切。

“筷子頭一扎下去，吱——紅油就冒出來了。”（《端午的鴨蛋》）

“晚飯花開得很旺盛，它們使勁地往外開，發瘋一樣，喊叫著，把自己開在傍晚的空氣里。”（《晚飯花》）

“《邊城》的語言是沈從文盛年的語言，……每一句都‘鼓立’飽滿，充滿水分，酸甜適度，像一籃新摘的煙臺瑪瑙櫻桃。”（《又讀〈邊城〉》）

像這樣文白兼具、精準獨到的語言是有魔力的。而他在大理書寫的對聯“蒼山負雪，洱海流云”、在武夷山寫下的詩句“四圍山色臨窗秀，一夜溪聲入夢清”更是令人擊節贊嘆，難怪他的好友、同為京派作家的林斤瀾稱之為“下筆葳蕤，文成蔥蘢”。

汪曾祺是個通才。這一點可謂得其父親真傳。詩、小說、散文、戲劇，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精彩紛呈自不必說，汪曾祺精通書畫，懂醫道，喜美食，年輕時還喜歡唱戲、吹笛，用作家賈平凹的話來說，是屬于“修煉成老精”的“文狐”級別。身具這樣的才情，自然是“心有余閑，涉筆成趣”，寫什么都能寫得十分講究。

蘇東坡曾在寫給他的侄子的一封信中說：“大凡為文，當使氣象崢嶸，五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

繁華落盡見真淳。上面的這段話用來概括汪曾祺的文學生涯，也是非常貼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