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談談兩個問題：一是我為什么喜歡文學創作；二是我為什么創作《鼻腚詩社》這部中篇小說。

先講我為什么喜歡文學創作。文學創作是一項私人工作，在工業、機器、電腦、網絡、AI等把現代人越來越社會化的當今世界，作家那張小小的書桌是僅存不多的幾個私人作坊之一。我很珍惜我的小作坊。又因為文學創作是很私人的事，作家從小作坊里創造出來的文學作品應該都是獨一無二的藝術品。小作坊的獨立性是它存在的理由，講述我的創作體驗，實際上是請各路感興趣的朋友到我的作坊來參觀。

文學創作于我，是一種尋找真理的方式。從古到今，凡想活個明白又知道自己局限性的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尋找真理。數學的方法、邏輯的方法、實驗的方法、懷疑的方法、詩的方式……從古代屈原的《天問》到現代人送上太空探測宇宙的一艘又一艘宇宙飛船，人類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式尋找有限的生命在無限的宇宙中的意義。西方有位哲學家把人類的知識體系比作一艘大船，航行在無邊無際的海洋里，四周黑暗，沒有方向，船板還要不停地修。我的理解是：如果我們地球人只有地球文明這一艘大船，那尋找真理本身和不停地修船，就是船上人的生命意義。

文學創作是我在小作坊里進行的“思想實驗”，它和我所擅長的邏輯方法技術上不一樣，但重要性上是并列的。在我的作坊里，我把過去的經驗和對未來的想象放進思想實驗，探討什么是人性，人性中哪塊船板得換成新的，知識大船才能不出事，繼續尋找真理的航程。在思想實驗中，我發現荒唐也發現美好，學到知識也得到快樂。我寫一篇小說會讀和我寫一篇哲學論文差不多量的資料。不同的是，用邏輯的方法尋找真理，是理性審美，不允許主觀想象；通過文學創作尋找真理，是情感審美，想象是必要條件。理性的經緯和情感的圖像都是人們表達對世界認知的語言方式。我同時喜歡這兩種語言，前者清晰簡潔，有數學美；后者自由開闊，有藝術美。用這兩種語言，我創作了一系列小說，希望能用理性的思考和情感的想象把故事說得恰到好處。但愿讀者們喜歡。

再講我為什么寫《鼻腚詩社》這部小說。我有很多故事想寫，有些故事我不寫，別的作家也會寫。但是《鼻腚詩社》是我獨特的經歷，到現在為止，我也沒碰見另一個懂馬桶且會做木頭馬桶的作家。我要不寫，故事里那群制作馬桶的普通工匠和他們的歷史存在恐怕不會有多少人知道。然而，他們的存在和生活是中國現代化的起點之一。改革開放的艱難道路，是他們走出來的。中國的現代化就是他們這代人搞起來的。換句話說，《鼻腚詩社》里那些年輕木匠所經歷的傳統生活方式和他們見證的社會轉型，是絕不應該遺漏的一段重要的中國現代史。我要是在歷史博物館工作，也會把這一段放進中國現代史的某個展廳里。

在《鼻腚詩社》里，我想如實地記錄下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的起點和艱難。對于小說，故事可以編，叫“創作”，但是細節得真實，這才叫“寫生活”。那時候，我天天記日記，所以《鼻腚詩社》里寫到的很多細節是有根據的。當年中國現代化的真實起點不高，農民們過了幾千年的農耕社會，不用埋頭種地的工匠就算是眼界高的工人階級了。我日記中記了一句話，是那時候我們馬桶廠有威信的老木匠們對“現代化”的解釋：“將來，一根整木料塞進大機器的嘴里，另一邊，馬桶就咕嚕咕嚕地從大機器的屁眼里滾出來。”“現代化”在20世紀70年代末的一個社會群體的想象中，跟孫悟空差不多。

在這個起點上，一群年輕木匠想往前走。他們往前走的每一步，有美好，有浪漫，卻又糾纏著深厚的、復雜的、壓力沉重的人情味。那種人情味是從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文化結構中飄散出來的氣味，“好能好到極致，壞也壞到極致。以奇怪的方式好，以奇怪的方式壞”（《鼻腚詩社》）。這就是改革的艱難之處。然而，這條艱難的路得有人走。

如果一個幾千年的老文化，走到了一個點，從上到下都想另辟蹊徑，走一條新路，付多少代價也要硬走下去，這就是一種歷史必然——有些船板非修不可了！20世紀70年代末就是這樣一個時代，當時的年輕人，擔當起了這個使命。改革的路是他們這代人走下來的，代價也是他們付的。現在的年輕人，手機一掃，外賣就把飯送家門口來了；油門一踩，就開著車出去自駕游了；祖母去世了，編輯一個AI，還能和說著方言的祖母交流……這都很好，但是誰也不應該無視，路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船，只能繼續往前走，一邊走，一邊修。當現代的年輕人反思工業化和改變生活方式的代價時，我通過《鼻腚詩社》做了一個思想實驗：把不同時代和地方的故事放在同一時間平面上，分析思考人的文化的遺傳基因。

小說發表了，實驗結果供讀者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