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是普通人，正在經歷時代巨變，文學能夠說出更高的存在，普通人得以在歷史的角落里留下個人的痕跡，盡管微弱，但依舊是一種敞開和嵌入。在這一意義上，文學能突破無處不在的虛無和遺忘，印證有和存在。曹多勇中篇小說《凡人》以溫潤細膩的筆觸，講述了父親作為一個凡人既平淡又豐富的一生。作者細碎的敘述飽含溫情，洞察凡俗生活中的人性幽微、生死之思、習俗之變，隱含其中的倫理關懷非常感人。當代小說家寫過很多葬禮，霍達《穆斯林的葬禮》、馬原《岡底斯的誘惑》、羅偉章《誰在敲門》、王祥夫《歸來》等等，既緣于生死是文學的永恒主題，葬禮意味著對人的一生或者一個時代的總結，大概也緣于死亡可以放大各種矛盾沖突。《凡人》以宗平一家的生死聚散為主線，圍繞父親生命終結回溯近一個世紀的時代變遷，揭示了世俗人生以及鄉土文化中蘊含的內在力量。

一、雙線并進的“臨終敘事”與“回溯敘事”

多數人都是活在時間表象和他人目光里的，最難丈量的是人心，論心不論跡，論跡不論心，都算不上是對塵世掙扎困頓的有效安慰。多么熱鬧的生，終會歸于塵土，說出來的是故事，說不出來的是孤獨。《凡人》以父親的病逝和喪葬為核心事件，串聯出一部跨越九十年的鄉村史、家族史與個人史。小說對“生、病、死、葬”的全程書寫，既是對傳統禮俗的田野式記錄，也為如何活著，如何處理與家人的關系，如何體面地死去落葬等議題注入了沉重的倫理思辨。“凡人”往往意味著被遮蔽的多數，曹多勇筆墨細致平和，以一位普通父親的人生鏡像為時代畫像，為鄉土中國寫下凡人傳記。

小說采用“當下”與“過去”交叉敘事結構，當下線自父親暈厥開始，經確認死亡、設靈堂、擇地、入殮直至下葬；過去線則由宗平追憶與敘述者插敘層層展開，回到父親逃荒、放牛、跑船、二婚、撫養子女等生命節點。通過回溯父親在貧困歲月與歷史巨變中的人生選擇，不僅完整塑造了一個具有時代表征與生命韌性的典型形象，也從個體經歷中折射出宏觀社會歷史變遷，體現了歷史與個人命運之間交織互動的復雜關系。兩線在“夜守靈堂”一章交匯，宗平“在父親的一生里只能拼出支離破碎的圖景”，父親的前妻、母親的前夫、母親的死亡、小妹的自殺，都是埋在歷史深處的疑點，個體記憶本身也充滿了迷霧。小說主題因此獲得拓展：普通人生命的無法完滿與記憶的不可確證；延伸出來的追問是，我們如何總結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講述歷史。小說結構上的“一晝夜﹢近一個世紀”的時間搭接，使臨終儀式與漫長人生交錯反照。關于父親的一生，有宗平充滿困惑的片段回憶，也有父親重新在場的隱形回想，以及作者以全知視角開展的線性回溯；而關于葬禮，所有人都是圍觀者，只有父親安靜地躺在時間的裂縫里一無所知，小說因而獲得了類似《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鷹溪橋上》的敘事張力。

二、俗世人生的“微英雄”與“群演”

小說在人物心理刻畫上的精準與細膩令人稱道。作者敏銳地捕捉并呈現出人物微妙而復雜的情感變化，尤以家庭成員面對父親生命臨終階段的反應最具代表性。開篇，宗平接到二弟關于父親狀況的電話，其鎮靜自若與二弟的驚慌失措形成鮮明對照，生動體現了不同人物面對生死大事時的心理與行為模式，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多樣性與矛盾性。

父親生前備棺、做壽衣、擇墓地，自稱“怕死在醫院里，尸體回不來家”，折射出鄉土社會對“落葉歸根”的終極想象；病重仍砍掉柿子樹以驅趕“枝杈上掛的小人”，是瀕死老人在“現實—幻覺”邊界的來回搖晃。逃荒、跑船、經商、喪妻喪女，歷經大時代巨變與個人創痛，卻始終“自個找法子活”，在“平凡”里生長出活著的韌性。宗平作為長子背負很多，理性中隱含著對家庭的疏離。接洽醫生、請殯葬師、尋墓地的過程中，他屢屢陷入“活人與死者、現代與傳統”的沖突。尤其在醫生強調“腦死亡”時，感慨“證明一個人死，比證明一個人活更難”，不僅僅是因為死亡的標準難以確定，更因為內心的倫理糾結難以跨越。二弟、小妹等人，則映射出當代鄉村家庭在經濟遷徙、倫理松動中的多重矛盾。小妹因不堪勞累和心理壓迫喝藥自殺，是家族悲劇的暗潮。鄉村醫生、殯葬師、“老太爺”等人物，以方言對白塑形，構成一張織補式社群網絡，也讓父親的死亡進入公共儀式，被共同完成。

三、在死亡儀式中丈量鄉土傳統與現代性

《凡人》超越簡單的故事講述，深入探討生命的尊嚴與人性的倫理邊界。通過對平常人面對生死抉擇的細致描繪，思考生命終極關懷這一哲學命題。父親的個人史與淮河改道、抗戰逃荒、人民公社、計劃生育、市場化等宏大敘事串連。1938年花園口決堤導致十三年農荒，六十年代初煤井“八號井”商品糧成為嬰兒唯一口糧，到幾十年后河防公司征地，時代又一次介入死者最終歸宿。小說以“一家一死”的微觀切口，切入國家與時代肌理，形成“凡人見證史”的獨特視角。父親對于死亡的平靜接受、宗平與二弟在是否送醫之間的爭執，以及他們在情感和現實之間的權衡，無不體現出個體生命的掙扎與困惑。小說以“田野筆記”的方式，細數鄉村喪葬流程：聽診、請殯葬師、擦洗、更衣、選墓地、暖棺、行葬等，每一步都被制度或風俗限制——從醫院定義的“腦死亡”到按黃歷選辰，再到河防公司征地導致“無地可葬”。這種多重張力把死亡轉化成社會沖突匯聚點，突顯鄉土傳統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尷尬位置。子女們對“是否送醫院搶救”的反復猶豫，是現代醫療理性與傳統孝道在鄉村的錯位；父親一塊墓地選了數十年而最終仍被現實擠出“生的最后棲身處”，則象征鄉土倫理漫長而遲滯的“現代性進入”過程。

小說中地方色彩濃郁的方言口語，貼近生活，更易于引發讀者的情感共鳴，拉近了文本與讀者之間的距離，使故事更具現場感與感染力。“不照”“半拉”“咯噔”“照不照”等，既保留淮河流域方言的聲腔，也讓敘事具有“說書體”韻致。長段對話交替第三人稱陳述，文本帶有“說—寫”雙重節奏：對話提供即時性與情感溫度，敘述段則完成時間跨越與價值評述，二者融合形成舒緩沉郁的敘事氣流。作品敘事勝在細致入微，不過部分章節在節奏把握上仍顯冗長，尤其是對于家庭瑣事的繁復講述，有時拖慢了敘事的整體節奏。個別情節（如小妹服毒、父親年輕時的愛情線）在情感鋪墊上略顯倉促，未能完全與主線融合。小說敘事帶有情感克制的悲憫，雖圍繞父親病逝展開，但避開了煽情和沉溺，而通過儀式過程的冷靜敘述，營造出一種“悲而不哀”的詩性啞光。當宗平扛起兩丈長的松木總杠子并在夢中跌倒，小說于默然中將喪父之痛推至極點。診療過程、喪葬儀規、村莊地理均可被指認為真實可考的細節，尤其是民間習俗拆解和地方性知識生產，為快速消逝的淮河流域鄉村禮俗留下文本切片，其價值超越文學范疇，進入文化人類學與鄉村社會學的交叉地帶，為其提供了民俗志功能。

《凡人》以一位普通老人的離世，寫出了“凡俗世界的悲壯”，讓我們看到在宏闊歷史與時代變遷中，鄉村社會依舊憑藉儀式與口頭傳統，維系著“體面死去”的尊嚴；也看到“凡人”生命深處的執著微光：愛的渴求、親情倫理與對家園的執念。曹多勇以深厚的現實關懷與扎實的語言功力，為“凡人”立碑，也為鄉土中國留下了一曲溫暖而蒼涼的田園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