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夢華錄》詳細記錄了北宋都城東京的城市風貌，一直深受中外學者的重視。該書為后人了解北宋后期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提供了豐富的材料，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

《東京夢華錄》最早刊行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今已失傳。后世通行的版本，追根溯源，均源自元刻本。鮮為人知的是，早在清末，一套珍貴的元刻本《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便被秘密運往日本，收藏于日本靜嘉堂文庫，使得該文庫成為著名的文獻中心。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收藏家潘世茲將其豐富的藏書捐贈給國家圖書館，其中就包括元刻本《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從此，國內學者研究北宋城市史、民俗史、文化史，就不用再依賴靜嘉堂文庫的藏品了。

袁寒云題簽的元刻《東京夢華錄》

袁寒云題跋

珍貴文獻被日商收購

靜嘉堂文庫收藏的《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上，留有著名藏書家黃丕烈的兩篇跋文。黃丕烈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考中舉人，他對古籍有著濃厚的興趣，癡迷于收藏，曾收集到宋版書百余種，并專門構建了“百宋一廛”來放置這些珍貴的書籍。

黃丕烈收藏的《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最初為明代顧元慶所藏，書上還留存著“顧氏”“顧元慶印”“吳郡顧元慶氏珍藏印”等藏書印，見證著它曾經的歸屬。到了清初，顧元慶的后人顧應昌對讀書的熱愛達到癡迷的程度，因排行第五，遂自號“五癡”。在錢謙益的絳云樓失火后，他積極收集殘書，哪怕是那些帶有燒痕水漬的書籍，他也悉心整理。顧應昌為人豁達，遇到有人求書，總是慷慨應允，他常說：“家有書未讀，借者乃藏書之用，豈敢吝惜。”黃丕烈就曾從他那里購買過幾十種書。

1796年，顧應昌病逝，元刻本《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質于張”，1798年，黃丕烈花費二十四兩白銀從張家贖回此書。黃丕烈在題跋中對這部書進行了細致的品鑒，他說：“裝潢精妙，楮墨古雅，板大而字細。人皆以為宋刻，余獨謂不然，書中惟‘祖宗’二字空格，余字不避宋諱，當是元刻中之上駟。至于印本，當在明初……”后來，黃丕烈將此書轉讓給了汪士鐘。汪士鐘對黃丕烈的舊藏情有獨鐘，甚至有“凡有黃氏手跋，每冊要多付十元書價”的說法。后來，黃丕烈的大部分藏書都歸入了汪士鐘的“藝蕓書舍”。

汪士鐘去世后，其藏書四處流散，聊城楊氏海源閣、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杭州丁氏兄弟八千卷樓、湖州陸心源皕宋樓以及蘇州潘祖蔭的滂喜齋等，都買入了部分藏書。而元刻本的《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則進入了湖州陸心源的皕宋樓。

皕宋樓藏書極為豐富，所藏書籍質量極高，其中包含大量宋元刻本、名人手稿、抄本以及珍稀孤本。樓中藏有宋本200多種、元本400多種，樓名的由來，便是因為陸心源自認為所藏雙百宋本，數量超過了蘇州黃丕烈的百部宋本。1894年，陸心源臨終前，特意囑咐長子陸樹藩“藏書不得分散出售”。

然而，世事難料。幾年后，陸樹藩身負巨額債務，陸家在上海的絲廠、錢莊也先后陷入困境，最終倒閉。無奈之下，陸樹藩只能尋求整體轉讓父親的珍貴藏書。當時，清政府和國內藏家都沒有能力接手這批藏書，就在此時，日本學者、靜嘉堂文庫庫員島田翰盯上了這批藏書。

日本靜嘉堂文庫由三菱財閥二代巖崎彌之助于1892年創立，文庫初期主要收藏刊本，如《十三經》《資治通鑒》等，后來陸續擴充，納入了《古今圖書集成》、《二十四史》等，其館藏雖初具規模，但缺乏珍本。

1905年，島田翰假借“宮內省委托”之名，多次秘密參觀、調查皕宋樓藏書。在目睹皕宋樓豐富的藏書后，島田翰回國積極活動，巖崎彌之助委派重野成齋往上海與陸樹藩會面洽談購書事宜。最終，雙方以十二萬銀圓的價格成交。1907年6月，四萬余冊藏書在上海由日本郵船公司秘密運往日本。靜嘉堂文庫憑借這批藏書，一舉躋身東亞文獻中心。如今，該文庫所藏陸心源舊藏占比極高，其中包含宋代古籍127套（2629卷）、元 代131 套（2553卷），《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十卷本也在其中。陸心源畢生的心血就此散佚，這無疑成為近代中國文化遺產的一場重大劫難。

袁克文慕古好收藏

在日本靜嘉堂文庫推出《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影印本后，中外學者研究北宋社會生活，多依據該影印本。其實，在國內收藏家的手中，還有元刻本《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而國內的這位收藏家，就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的次子袁克文，號寒云。

袁克文不喜政治，長于詩文，工書法，能唱昆曲，愛好藏書古玩，精于鑒賞，曾與傅增湘、徐森玉、周叔綱等交往，研究版本、文物。民國年間，袁克文與張學良、張伯駒、溥侗一起被稱為“四大公子”。袁克文知道黃丕烈有“百宋一廛”專藏宋本，就建書樓“后百宋一廛”，后來他又慕名陸心源的“皕宋樓”藏書豐富，就把自己的藏書樓改為“皕宋書藏”，其收藏宋版書達200種，超過了黃丕烈。

1915年夏天，有一位老藏家將《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交給老書店重新裝幀，并寄存在那里，標出了高價準備出售。傅增湘和董康都曾看過此書，但都覺得價格過高而沒有購買。步章五見到書的首頁后，立刻跑去告訴好友袁克文，說這部書值得購買。袁克文帶著重金前往，卻被店主告知原主已將書收回，他只好滿心遺憾地離開。后來聽說書被蔣某買走，袁克文懊惱不已。

然而，五個月后，事情出現了轉機。早已不再對此事抱有期望的袁克文，突然迎來了文德堂的老板韓佐泉。韓佐泉帶著書上門，表示他知道袁克文一直對這部書念念不忘，就設法從蔣某處購得。袁克文喜出望外，當即以七百銀圓的價格買下此書。

該書現已收藏于國圖，書衣有袁克文墨筆題簽二行云：“《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十卷，汲古閣舊藏秘本。乙卯秋寒云續收。”書衣右下角鈐“乾隆年仿澄心堂紙”朱文長方印。扉頁有題簽“宋刊東京夢華錄十卷”,落款為“高麗女史吳孝媛”。其背面左下角鈐“宣德二年內造庫紙”朱文二行。部分書葉版印略有模糊，此本遞經毛晉、袁克文收藏，序言鈐“佞宋”“寒云鑒賞之印”等印，卷首鈐“寒云”“袁克文”“毛晉”“汲古主人”“毛扆之印”等印，卷十尾鈐“寒云秘笈珍藏之印”“東吳毛氏圖書”等印，書尾有袁寒云跋。此書當是《東京夢華錄》存世最早刻本。

在卷末，袁氏題款：“乙卯八月獲于日下海王邨文德堂書肆。寒云”，并撰寫了一則跋文。袁克文認為，幽蘭居士的《東京夢華錄》十卷本，就是《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中記載的宋刻本《東京夢華錄》。其字體古樸典雅，具有宋代刻本風格。不過，他也指出，此書印制時間較晚，所用的“寬簾麻楮”紙應為元末產物。清代藏書家黃丕烈收藏的元代覆刻本，便是據此宋版翻刻而來。原刻宋版為“小黑口”，下方刻有刻工姓名；而覆刻元版為“大黑口”，無刻工姓名。

袁克文得到此書后的幾年間，經濟狀況逐漸變得窘迫。無奈之下，他將此書轉讓給了廣東南海的潘宗周。潘宗周以經商起家，對古書收藏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喜愛收藏宋本。在20年的時間里，他收集了宋本百余種。他曾從袁克文手中購得曲阜孔氏舊藏的宋刊《禮記》，這部書在當時被視為海內孤本，為此，他將自己的藏書堂命名為“寶禮”，張元濟還為他編撰了《寶禮堂書目》。

新中國成立后，潘宗周的后人潘世茲將寶禮堂的藏書全部捐獻國家，《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也隨之入藏如今的國家圖書館。

兩部書差異極小

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和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的《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同樣都是元刻本，二者之間是否存在聯系呢？

我收藏有這兩部元刻本的影印版，經仔細比對，重點查看版心下所記的刻工信息。結果發現，兩者在同一個位置出現了相同的刻工，比如卷之三第三頁版心下有“良”，卷之四第三頁版心下有“吳明”，卷之六第六頁版心下有“元”，卷之七第五頁版心下有“姚宏”……除了個別頁面在印刷清晰度上稍有差異外，兩部書的字跡、行距、排版，甚至刻工名字都一模一樣。

《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中記載有“[補]幽蘭居士東京夢華錄十卷”，傅增湘先生對其進行鑒評時提到：“元刻本，十四行二十二字，細黑口，左右雙闌。傳世有二本：一本毛氏汲古閣舊藏，有毛氏印記黃紙淡墨印，今歸潘宗周寶禮堂；一本明顧元慶舊藏，有黃丕烈跋，今在日本靜嘉堂文庫。二本余均寓目，袁本（注：已歸寶禮堂的袁克文題跋本）并曾借校。靜嘉堂本近已影印行世。近又見內閣大庫散出殘葉,亦黃紙淡墨印，驟視幾與靜嘉本無別，而字之偏旁有不同者，是元末明初已經修版矣。惜潘本（同指上文‘袁本’）遠在滬瀆（注：古稱吳淞江下游近海處一段為滬瀆）,未能與靜嘉堂本比勘，以決其是否一刻也。”

正如傅增湘先生所言，作為親眼目睹過靜嘉堂文庫本和袁寒云題跋本的專家，他認為這兩種藏本是元刻《東京夢華錄》僅存于世的兩本，其遞藏脈絡清晰可尋。其他版本，大多是在元刻本的基礎上衍生而來，無論是覆刻還是重刊，在價值上都不及元刻本。元刻本《東京夢華錄》，當之無愧地堪稱存世最早的原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