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70年的寫作生涯中，維克多·雨果（1802—1885）共完成詩歌、小說、戲劇、散文、隨筆等各種體裁近百部作品。一個多世紀前，雨果最早以小說家身份被譯介到中國，而法國人心目中的雨果首先是一個擁有20余卷詩集的偉大詩人，是和伏爾泰一樣最能代表法蘭西精神的文人。

1885年5月22日，雨果與世長辭。6月1日，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以一場隆重的國葬向他致敬。守護靈柩的隊伍從凱旋門出發，沿香榭麗舍大街緩緩前行，兩百萬巴黎居民目送他們心中的詩神進入先賢祠。

對東方的向往

雨果從中學時期開始寫詩，15歲時獲得法蘭西學院詩歌比賽嘉獎，20歲時出版第一部詩集《頌歌》，正式以詩人身份登上法國文壇。詩集四個月內暢銷1500冊的優秀成績令人矚目，國王路易十八亦是雨果的讀者，而且賞賜這位年輕詩人年金一千法郎。繼任的查理十世向他頒發榮譽團勛章，并邀請他參加加冕大典。雨果的《加冕禮頌》雖然在評論界反應平淡，但不久便由官方印刷出版。意氣風發的“桂冠詩人”因博學多才而獲宮廷賞識，決定以文為生。青少年時代的雨果體現出明顯的保王派思想，這一點在其日后仍然受到一些指摘。其實無需苛責，這一時期的雨果只是一個以文學為理想、以追求個人成功和幸福為動力的青年詩人，其寫作主題與體裁忠實地反映了他在人生觀和世界觀形成時期所受的家庭影響：父親是拿破侖軍隊中四處征戰的將軍，而母親則教育他將波旁王朝視作法蘭西歷史傳統的維護者，與父親的疏遠使得雨果更加親近舊制度。

隨著父母先后離世和時代變化，在遵循傳統的同時，雨果逐漸萌生革新思想。在文學創作方面，《〈克倫威爾〉序言》（1827）體現出突破古典主義窠臼的創作主張，戲劇《艾那尼》（1830）來之不易的成功標志著法國浪漫主義的勝利并確立了雨果的文壇領袖地位。他已完全脫離青少年時期的仿作階段，尋找到自己的表達方式，其政治觀和文學觀同時趨向成熟。

在19世紀上半葉興發的法國浪漫主義美學中，美的觀念是具有時代氣息的，不應該故步自封，因此要破除古典主義的清規戒律，創作出屬于時代的作品。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法國文學史上的浪漫主義并不是與現實主義相對立的，而是代表著文學上的現代觀念和自由觀念。對于法國浪漫主義詩人而言，東方如同夢幻之地，是通向想象世界的奇妙憑借。夏多布里昂、拉馬丁、福樓拜、奈瓦爾都曾遠行到歐洲以東的他鄉，或書寫憑吊懷古的挽歌，或尋找新的意象和靈感。

雨果不曾抵達東方，但是對東方心馳神往，并且將東方化作筆下的詩行。《東方集》（1829）中的詩篇始于地中海東部的希臘，穿越廣袤的阿拉伯世界，止于亞洲南端的印度。1821—1829年間希臘人民反抗奧斯曼土耳其統治的獨立斗爭激發了雨果的創作激情，詩人認為這是一個開創性歷史事件，正如他在詩序中所言：“在不遠的將來，對歐洲列國而言，東方對西方人的生活必定產生一定影響，如同在文學領域一樣。值得紀念的希臘獨立戰爭已經使所有民族的目光轉向它那一邊。歐洲的均衡看來隨時會被打破，千瘡百孔的現行秩序將在君士坦丁堡那里坍塌。整個大陸都將向東方傾斜，我們將會目睹大事的發生。”雨果敏銳地感知到，在君士坦丁堡所發生的一切關乎歐洲的命運，希臘獨立戰爭意味著1815年滑鐵盧戰役之后維也納公約建立的歐洲秩序正在動搖，并預示著未來的世界格局。

當然，對詩人而言，富有形象化語言的東方更是新的詩歌題材和意象的發生地。《東方集》呈現了一道道色彩斑斕的浪漫主義風景，這樣的愉悅情調自法國巴洛克時代之后已黯淡多年。雨果的詩句中有“金燦燦的玉米”“藍色的屋頂，猶如賦予它們色彩的天空”“墨綠色松柏的身影”“銀光粼粼的波浪”以及濃墨重彩的烏云和火燒云。雨果還從17、18世紀法國東方學興起時期的阿拉伯語、波斯語文學作品的譯本中尋找到異邦語言和文化中獨有的詞匯，將它們嵌入自己的詩行中。這些來自東方的意象和語匯不僅從視覺上營造出旖旎的異國風情，而且在法語詩中產生一種別具新意的音韻效果。遙遠而嶄新的東方為浪漫派詩人提供了革新詩歌語言的天地和契機。雨果在序言中如是表達自己的美學追求：“東方色彩似乎已經自然而然地在所有的思想和夢幻中留下印記……對于這種在他心頭涌起的詩意，他只有聽憑其駕馭……他對東方世界素懷一種詩人的熱忱，仿佛在那里看見一種新的詩歌遠遠地閃耀光芒。這就是他許久以來飛奔而去開懷暢飲的甘泉。”

雨果不僅在夢中的遠方尋找詩的活力和靈感，而且在東方尋找西方的另一半：東方與西方，不應是迥然對立的，而應當相互交流、相互親近、相互融合。這個東方化的詩人其實是把東方當作了一個親密的存在。法國的雨果研究專家弗朗克·洛朗認為“在異國情調的幕后，雨果編織了一匹與眾不同的文錦”，因為《東方集》中有些詩篇以同一主題聯結起兩個世界之間的呼應，東方和西方成為彼此親近的對話者。

于是，我們更加理解，雨果在1861年致英國軍官巴特勒上尉的書信中不僅抨擊英法搶劫圓明園的強盜行徑，而且用詩意的語言描繪那可與帕特農神廟相媲美的萬園之園中的仙境：“有一種言語無法形容的建筑物，猶如月宮般的建筑物，這就是圓明園……這曾是某種令人震撼、神秘未知的杰作，在不可名狀的晨曦中依稀可見，如同在歐洲文明的地平線上顯出亞洲文明的剪影。”雨果還在《莎士比亞論》（1864）中將孔子列于世界文明的天才和智者名單之中：“人類的生命因為他們而前進。推動文明行駛的車輪就是他們的使命……俄耳普斯、釋迦牟尼、孔子、瑣羅亞斯德、摩西、摩奴、穆罕默德以及他人，他們都是同一鏈條上的不同鏈環。”19世紀是東西方發生劇烈沖突的時代，然而，與許多倨傲的歐洲人不同，雨果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認為東方與西方聯結在同一條進步的精神鏈條上。這位浪漫派詩人在遠方尋找詩歌，也在詩歌中尋找遠方。

對人類命運的沉思

1830年，巴黎爆發“七月革命”，雨果見證了民眾的戰斗和局勢的變化，很快完成《一八三○年七月后述懷》一詩：“啊！這已經覆滅的王朝從流放中來，/又流放而去，讓我為他們哭泣致哀！”這是對革命的頌歌，也是獻給波旁王朝歷史廢墟的挽歌，以示對過往信仰的告別。雨果在君王們離去的身影中看見了人民的力量。

19世紀的法國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高度發展，劇烈的變革帶來很多社會問題。雨果一度受到圣西門和傅立葉空想社會主義的影響，認識到貧富不均問題的嚴重性，開始思考社會貧困問題：

因為上帝使人類的命運出現貧富的懸殊，

大多數人累斷了腰，承擔著窮困的重負；

只有極少數人才被請入幸福的盛宴。

這世界的筵席絕不是人人平等，個個自在。

從底層看來不公正的法律顯得多么壞：

讓有錢人燈紅酒綠，讓貧苦人望穿淚眼！

雨果在《為了窮人》一詩中呼吁為死于嚴冬的工人募捐，一方面表達對弱者的同情，另一方面呼吁富裕階層的良心發現和慷慨捐助：

啊，富翁，今日的幸運兒，你在享受中陶醉，

但愿你不要縱情于酒色，沉湎于歌舞，

浪費窮人所注目的你所有多余的財富；——

啊！但愿你表現出你的慈悲！

在《暮歌集》（1835）第六首《市府大廈的舞會》中，雨果細致描繪了上流社會歌舞升平的場面，但這不是歌頌，而是勸告和警示，“饑餓是逼人墮入風塵的可恥罪人”，而富人們“沉湎在五光十色里，什么都視而不見”，雨果深切感覺到解決社會矛盾的迫切性：“法蘭西亟須的并不是盛宴一場，/這所謂都市到處是痛苦與眼淚。”他認為需要以階級調和來避免社會走向深淵，因此在詩作中常常將富貴者的奢華生活與貧窮者的苦難命運進行對比，希望前者用富余的財富來減輕貧困人群的痛苦。雨果始終關注弱勢人群的處境。在《巴黎圣母院》（1831）中，卡西莫多的樸素、忠誠和正直掩藏在他那難以靠近的丑陋外表下；美麗的艾絲美拉達既是男人們追逐的獵物，又注定是一個受社會排斥的流浪姑娘。社會邊緣人物已經進入雨果的人物畫廊，他們將匯聚在后來的《悲慘世界》（1862）之中。

在19世紀30年代，雨果通過豐碩的創作成果完成浪漫主義一代文人在文學形式和語言領域的使命，同時，他已經意識到詩人的社會職責，在《朋友，最后一句話》這首詩中表達出自己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和悲天憫人的情懷：

啊！詩神應該獻身于手無寸鐵的人民。

我于是忘卻了愛情，孩子，家庭，

軟綿綿的歌曲和清靜無為的悠閑，

我向我的豎琴加上一根青銅的琴弦！

雨果在詩中承諾要彈響“青銅的琴弦”，以此隱喻詩人的光榮使命，即追求正義和社會進步。這一時期創作的戲劇《國王尋樂》（1832）、《瑪麗·都鐸》（1833）、《呂伊·布拉斯》（1838）都體現出他反對專制和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人道主義思想。這一精神使命始終貫穿于雨果的全部作品。在《文哲雜論集》（1834）的序言中，雨果表達了自己的藝術觀：“今天的藝術不應僅僅追求美，而還要追求善。”《光影集》（1840）中收錄了一首長詩《詩人的職責》，詩人被描繪為神話般的英雄，因其非凡的命運而與眾不同：他是先知，上帝的使者；他是火炬，給未來的時代帶來思想的光明；他還承擔著教化者的職責，他的使命就是為前進中的人類指引方向。“詩人把火焰投向永恒的真理！/讓永恒真理大放光華，/為心靈射出光芒神奇！”1841年，在入選法蘭西學院的演說中，雨果提倡作家要“奉獻自己的思想”，呼喚作家的歷史使命感：“法國文學偉大傳統的繼承者們不要忘記，新的時代有新的責任。”

雨果的詩歌已經不再只用來吟唱風花雪月，而是被賦予文以載道的意識和力量。1851年，雨果與發動政變的路易-拿破侖·波拿巴決裂，踏上離開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流亡之路，詩集《懲罰集》（1853）是遠走他鄉的雨果對拿破侖三世的批判和清算，是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對宙斯的反抗和復仇。我們在詩中讀到了憤懣和嘲諷，其中《最后的誓言》一詩表達了詩人的悲慨和堅定的斗志：

我決不屈服！我毫不怨天尤人，

我泰然自若，忍住悲痛，給偷生者以蔑視，

在殘酷無情的流亡中，我擁抱你們，

祖國啊，我的祭壇！自由啊，我的旗幟！

無論采用何種文學體裁，雨果的作品中一直貫穿著兩大主題：一是對政治社會問題的關注，二是對人類命運的沉思。在流亡期間，醞釀已久的《歷代傳說集》第一部于1859年問世，全部作品直至1883年完成。雨果以近兩百首詩歌約三萬行詩句敘述人類歷史，繪成一部文學性和思想性完美結合的恢宏長卷，正如詩人在序中所言，這些詩篇“猶如在一幅鑲嵌畫中，每塊石頭各有色彩和形狀，從整體上又構成一幅圖像，而此書所描繪的形象就是人類”。雨果在這部史詩中表達了對人類境遇的歷史哲思，并且將之置于廣袤、邈遠、神秘的宇宙中進行審視：

每一個人類都是一顆一顆心和靈，

在宇宙之眼面前是明鏡一方一方，

每個心中有愛情，每個靈魂有天堂！

萬物有生生死死，一切在孳生繁殖。

萬物被光明充溢，一切被黑暗吞噬。

雨果在序言中如是宣告自己為人類書寫史詩的雄心和方法：“在一部系列作品中來表現人類，從歷史、傳說、哲學、宗教、科學等各個視角陸續而又同時來描繪人類，而這一切方面可以匯聚為一個宏大的通向光明的上升運動。”《歷代傳說集》從人類起源開始敘說，盡管詩篇主題各異，但是彼此之間貫穿一根時隱時現的歷史線條，“人類迷宮中這根偉大而神奇的線條就是進步”。雨果的一生幾乎跨越了19世紀，他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法國歷史上一個政治動蕩的時期，經歷了兩個帝國（第一和第二帝國）、兩個王朝（復辟王朝和“七月王朝”）、兩次革命（1830年、1848年）、兩個共和國（第二、第三共和國）、一次政變（1851年路易-拿破侖·波拿巴政變）、一次戰爭（普法戰爭）和一場巴黎公社運動。雨果生活于時代之中，與時俱進，從不后退。正是在這曲折的社會發展進程中，雨果形成了自己的進步歷史觀。

在近20年的流亡生涯中，雨果經歷過孤獨和悲憤，但是他從來沒有遺忘苦難的民眾，也不曾被公眾遺忘。1870年，他忠于自己的信念，在共和回歸法蘭西之時返回巴黎，收獲諸多擁護。當時正值普法戰爭國難當頭，雨果將個人安危置于腦后，在《兇年集》（1872）的詩篇中抨擊敵人，鼓勵同胞勇敢戰斗。他的詩中洋溢著充沛的情感，又總是可以見到現實的影子。晚年的雨果恰如其分地總結了自己的詩歌所具有的四重性，即抒情性、政治諷刺性、史詩性和戲劇性，因為他的素材和靈感既來自豐富的人生經歷和復雜的社會現實，也源于漫長的人類歷史和遙遠的想象空間。

1878年5月30日，雨果發表《紀念伏爾泰逝世一百周年的演說》，回顧了這位啟蒙思想家充滿起伏的人生經歷，并總結道：“伏爾泰不僅是個偉人，他是一個世紀……他活過的八十八年，填滿了從登峰造極的君主政體到曙光初現的革命之間的距離。”他對伏爾泰的評價也完全適用于他本人。從佩戴波旁王朝的百合花紋章到高舉共和國的三色旗，雨果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政治風云變幻。如今，在紀念雨果逝世140周年之際，我們依然銘記這位詩人以對現實的深刻感觸和真誠的人道主義精神擔當起一個世紀的良知。

（作者：車 琳，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