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船瓜洲》是王安石的七絕名篇，膾炙人口，并入選中小學語文教材。不過，關于此詩的文本，其實一直存在疑問。王氏文集的各個版本，收錄此詩，均作：

京口瓜洲一水間，

鐘山只隔數(shù)重山。

春風自綠江南岸，

明月何時照我還？

（《王安石文集》卷二十九，中華書局2022年版，第483頁）

只有南宋洪邁《容齋隨筆·續(xù)筆》卷八所載，文本略為不同：

王荊公絕句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shù)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圈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中華書局2005年版，第320頁）

據(jù)洪邁所言，“春風自綠江南岸”，作“春風又綠江南岸”。如今，這已成為《泊船瓜洲》的通行版本，并被樹為詩歌煉字的典范。之前，吳小如、趙齊平、陶文鵬等學者均曾指出，根據(jù)王安石文集諸版本，“又綠”應為“自綠”，“自綠”的藝術表現(xiàn)力并不遜于“又綠”。（《讀書叢札》，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242頁；《宋詩臆說》，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39頁；《文史知識》2012年第7期《春風自綠江南岸—王安石〈泊船瓜洲〉賞析》）然而，“又綠”亦有詩歌草稿為據(jù)，僅憑版本，難成定讞。

進一步辨析、澄清詩歌的異文，不妨從此詩的作年及背景入手。對此，學界素有兩說，爭執(zhí)不下。或認為，此詩作于神宗熙寧元年（1068），當時王安石自江寧被召還京城，任翰林學士，泊舟瓜洲。（李德身《讀〈泊船瓜洲〉的作年、主題和藝術價值》，《文學遺產》1991年第3期；趙齊平：《宋詩臆說》第126頁）或認為，此詩作于熙寧八年（1075）王安石復相時。《宋詩鑒賞辭典》評析道：“這首詩作于熙寧八年二月，……神宗下詔恢復王安石的相位。……詩人感到欣喜。他希望憑借這股溫暖的春風驅散政治上的寒流，開創(chuàng)變法的新局面。”（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208頁）

后者的論證，主要根據(jù)王安石復相的時間及行程：

王安石第二次赴京拜相，恰是在早春二月。南宋著名史家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六十載：“熙寧八年二月癸酉，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王安石依前官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略）翌日，上遣勾當御藥院劉有方賚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倍道赴闕。”熙寧八年二月癸酉是二月十一日，使者至，則王安石立即從江寧出發(fā)，倍道赴京，其時定在月中。瓜洲在江寧下游，順水行船自然不費時日。所以船經(jīng)瓜洲夜泊時，即使是剛剛過十五、六夜，也是明月之夜。既然明月當空，詩人抒“何時照我還”之情自然而然。（朱明倫：《王安石〈泊船瓜洲〉考辨二則》，《遼寧大學學報》1991年第6期）

以上看似合理，實則頗有漏洞。熙寧七年（1074）四月十九日，王安石罷相知江寧府（《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五十二，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6168頁），翌年二月十一日復相。（《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六十，第6336頁）十二日，“上遣勾當御藥院劉有方賚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倍道赴闕”。（《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六十，第6336頁）那么，王安石具體哪天，自江寧啟程赴京呢？上述所謂“使者至則王安石立即從江寧出發(fā)，倍道赴京，其時定在月中”，僅是揣測之辭，并不正確。因為神宗派遣的使者，賚詔趕往江寧，路程遙遠，需要一定的時間，至少十天（詳下）。“定在月中”，決無可能。幸好，《景定建康志》卷十二有明確記載：“八年三月一日赴闕。”（《宋元方志叢刊》，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486頁）即王安石于熙寧八年（1075）三月一日，自江寧啟程赴京。而瓜洲位于揚州南，長江北，大運河入長江口處，距離江寧極近。按照通常的水路行程推算，王安石泊船瓜洲的具體時間，大概在三月三日，（如孝宗乾道六年1170，陸游于七月一日黎明自瓜洲掛帆，晚至真州，滯留兩天后，四日掛帆，晚泊金陵外三十里的竹篠港。《全宋筆記》第五四冊《入蜀記》卷二，大象出版社2019年版，第14-16頁）何來“明月當空”，“自然而然”抒發(fā)“何日照我還”之情呢？故熙寧八年（1075）之說恐誤，《泊船瓜洲》當作于神宗熙寧元年（1068）。

英宗治平四年（1067）九月，王安石在知江寧府任上，被任命為翰林學士。（《宋史》卷十四《神宗本紀一》，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66頁）至神宗熙寧元年（1068）四月，王氏方自江寧抵達開封。四月四日，他以翰林學士越次入對。（《宋史》卷十四《神宗本紀一》，第268頁）北宋時，自江寧至開封的交通，通常以運河水路為主。一般而言，其行程按普通官舟約需12-15天。如仁宗景祐三年（1036），歐陽修貶夷陵，五月二十八日發(fā)自東水門，沿汴絕淮，七月二十六日至江寧，共61日。其間滯留泗州、楚州、高郵、揚州、真州等共47日，水上行舟計14日。（《歐陽修全集》卷一百二十五《于役志》，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1897-1900頁；劉德清：《歐陽修紀年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81-83頁）又如，王安石于熙寧八年（1075）三月一日啟程，三月十四日清明節(jié)，已抵達京城受到神宗接見。（《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六十一載熙寧八年（1075）三月丙午：“召輔臣對資政殿。是日，清明節(jié)也。”李燾注：“王安石云云。”第6359頁）二者皆可作為印證。既然如此，按行程推斷，熙寧元年（1068）王氏離開江寧赴京，應在三月十五日左右。當時恰逢明月當空，故自然而然抒發(fā)“明月何時照我還”之情。這種眷戀江寧、希望將來功成身退的情緒，在王氏身上體現(xiàn)得特別明顯。正如趙齊平分析道：“這是由于古代士大夫往往有功成身退，或者居廟堂而樂山水的思想……所以（王安石）以翰林學士召時，不免對江寧依依不舍，想到將來的歸宿——再還江寧。”（《宋詩臆說》，第128頁）

確認了《泊船瓜洲》的作年是在熙寧元年（1068），而非八年（1075），則“又綠”與“自綠”的文本歧異，由此可以確定。“又綠”形容時光易逝，與下句“明月何時照我還”相連，意謂作者漂泊多年而不得還家。（張鳴：“從詩意的角度說，如果是‘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就容易使人誤解為一首單純的思鄉(xiāng)詩。”“靜園學術講座”講演《春風又綠江南岸》）然而，王安石自仁宗嘉祐八年（1063）八月解官歸江寧丁母憂，直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九月，一直居于江寧。（劉成國《王安石年譜長編》卷三，中華書局2018年版）這與“又綠”所表現(xiàn)的意蘊、情感，并不吻合。“自綠”則意謂春草無情，“自管吹綠了江南的岸草，明月自管射出皎潔的光輝，可是卻不理會詩人思歸的滿懷惆悵。作者正是受到無情美景的感觸，而引起自己欲歸不得的愁思。”（吳小如：《讀詩叢札》第242頁）二者相較，“春風又綠江南岸”因暗示隱指多年的離家，較之“春風自綠江南岸”的確更能渲染一種濃郁的思鄉(xiāng)之情；但這并不契合作者創(chuàng)作時的情景、心緒。就此而言，“自綠”當為詩歌定稿。這也是有著堅強的版本根據(jù)。現(xiàn)存王氏詩歌的三種版本系統(tǒng)，《臨川先生文集》卷二十九、《王文公文集》卷七十、《王荊文公詩李壁注》卷四十七收錄此詩，均作“自綠”。

至于“又”字，倘若洪邁所言不妄，那么，他所引的《泊船瓜洲》，只能是一個草稿。王安石在反復斟酌后，不僅敲定了“綠”字，同時將“又”字改為“自”字，作為詩歌的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