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摘要：智能時代的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是大數據語境下對文本的智能寄生和相關信息認同，強調信息平臺對稱前提下的閉環流通。智能時代的文學批評危機，根本在于文學批評與人工智能的信息對稱機制的融合度——信息差。史料信息化不等同于史料不重要，更不能說人不重要，但史料累積本身不再那么重要。智能時代的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其史料工作更多著眼于文學豐富生態的整體建構，著眼于文學現場的立體呈現，即時呈現文學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發掘彼此間的當下關聯。對文學的深情、對文學意義的追尋與探索，應是窮搜文學史料、文學研究歷史化的初心和本心，是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的始終。

關鍵詞：智能時代 文學批評 歷史化 角色寄生 信息認同

文學創作、文學研究與文學消費傳播，三者在當代中國的走向雖有些微差異，但當代社會情勢格局、文化場態與精神生態，又是三者互動相生的大前提。近年來，當代文學批評、文學研究中史料發掘、應用以及“歷史化”等問題成為熱點，尤其是在當代文學批評實踐中，史料的地位、作用、選擇、運用等方面引起諸多討論。這些貌似非常細微、具體的專業觀察，實際上都不過是在當代文化場態下的、一種短時段呈現的人文思想風云，本質上就是關于當代文學、當代文學批評、當代文學研究作為當代人思想精神指數的可信度問題。畢竟，任何形式的歷史化與史料化，無非都在于強化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的真理性。而上述問題的出現，大背景就是進入人工智能的大數據時代之后，由于人類智能的個體角色和私密創造者身份退隱，加之面對信息巨量化與浪潮化的挑戰，以及信息洪流集約化、標準化的新場態和新生態，當代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必須直面前所未有的兩個問題：一是智能時代的角色寄生，二是信息時代的史料運用。傳統學術經典規范視野下的史料化、歷史化也好，智能時代信息生態下的角色依附與認同也罷，其志趣都是以史證實、以史求真，以信息凸顯意義，目標都只有一個，那就是不斷明確文學批評“我是誰”的根本問題。

一、文學批評：從個體藝術到信息量產

在個體化、私密化的文學時代中，鑒于一種先知與創造者意識，以及一種精英化角色的扮演，文學是創造的藝術，文學批評是針對文學的批評，以批評辯證為志趣，二者皆求取文學的真精神。于是，在立足當下關懷的意義上，一切文學批評自然也都是當代文學批評。當代文學批評的動態和朝向，往往關聯著我們當下的生活情態和思想情狀，關聯著當下人的情感沖撞，是一種及人與及物的思考。

可是，當人類生存進入智能時代之后，個體藝術從注重隱私、私密與創造性，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求取以人類智能最大公約數為基礎的信息起跳平臺。當代文學與文學批評都面臨著一次前所未有的信息化洗禮——創造性不再是個人行為，而是一種集體標準，是信息量產之后對個體的規模化形塑。每一個領域里，定量化的信息瞬間注入，成為智能時代人類精神生活的起跑線。文學創作既然如此，文學批評就必須接受這種形制之下的智能生活。因此，要明了文學批評的諸多走向，前提就必須明了當代文學的走向，必須明了當代人的生活、精神情感動向和現實。

眾所周知，文學作為觀察生活的維度，前提是基于它的社會存在必要性和精神價值可信度。當代文學批評的必要性，也正是基于它與當代文學精神呈現的可信度的同構關系。有鑒于此，只有當代文學批評具有可信度，相關當代文學史料的呈現、積累和使用才有意義。很顯然，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下，由于信息渠道的高度集中和簡約，當代文學、當代文學批評在上述層面上的可信度是毋庸置疑的。甚而至于，20世紀80年代被懷念為一個文學批評的黃金時代，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雙雙被賦予了無上崇高的地位，成為一代人精神懷戀的園地。90年代后，人們對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期待迅速降低，當代文學與當代文學批評的可信度也迅速回落。

很久以來，人們一直把90年代之后文學與文學批評的可信度回落，歸因于它們在社會結構中的角色失落、身份祛魅。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下，在短歷史的有效觀察中，這種解釋似乎是有效的，畢竟大語境的變動必然導致話語權的重新分配，也會導致社會角色影響力的重塑。然而時過境遷，當文學與文學批評在跌宕中漸漸回歸到真實的生活，當越來越多的力量被不斷分解和重組之后，本質上文學和文學批評的可信度，不過都是一種信息覆蓋面造成的影響力而已。“自媒體、微媒體時代改變了傳統文學批評中作家、批評家和讀者之間的關系，不但使三者的身份重疊復加變為一種新常態，而且前所未有地將文學與文學批評，乃至將所有的閱讀變得空前的信息化。信息化時代的充分到來已經讓每個人無處逃遁，擁抱還是拒絕都別無選擇。如果你不可能生活在別處，那么選擇只有一個——那就是生活在信息化時代中間，主動或被動地被信息所浸潤、滲透和包裹。”在智能時代來臨之后，單一的信息覆蓋面不再是影響力來源的唯一因素，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已經極大抬升了人們對于信息淹沒機制的抵抗能力之后，文學批評的可信度就必然面臨著更高的建構要求。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文學批評家的才情與見識逐步讓位于行業知識的累積與行幫意識的強化，個人經驗的魅力讓位于知識史領地的權威自證。當代文學批評越來越強調史料意識，越來越走向以歷史性和知識性來反證其文學性，以知識性來擺渡文學才情，以專業化的學術研究來矯枉過正文學批評的率性和即時性，以論說頻率和密度的量變來達成一種文學批評觀點的質變。甚而至于，當知識信息化、史料數位化之后，當代文學批評的歷史化往往變成一種數量級的數位堆積、一種電子化的數據信息流的翻卷。

另一方面文學批評日益脫離與其他知識領域的溝通，日益與社會思想進程脫節，日益與真正的文學深度探索隔膜。文學批評成為一種日常實踐活動，不僅與文學市場化、娛樂化、偽精英化、策略化的媚俗與媚雅互動頻密，而且深度介入互相運作、互相融通、互相勾兌的商業軌道，甚至于成為一種高度模式化、精致化運作的圈子化信息對流。如此一來，無論是文學批評的知識化、科研化路徑，還是文學批評的市場化、行幫化運作，在熱鬧繁榮的現象級文學批評背后，無論是研究意義角度、思想探索深度還是純粹文化信息的有效度，沒有哪一層面具有較高的可信度。自然，文學批評投身于一種信息量產，甚至為此而奮不顧身、樂此不疲，不僅沒有可信度，也將不再有辨識度。那么，基于一種信息量產的機制化運作模式，采取循環論證性質的文學批評史料運用及其有效性，無疑就是令人懷疑的。

沒有對信息可信度的自我警醒，沒有對批評辯證的自覺，文學批評無疑只能越來越走向故事、走向傳奇，進而與批評角色疏離。有一些作家身份的批評家，有時候追求的是文本的可寫性、參與性、娛樂性，注重的是曝光某種文本相關的隱私的趣味性與震驚力，著意呈現的是文學批評的時代故事與歷史花絮。這的確令批評變得更加靈動舒展、趣味盎然，但也有可能部分失落了文學批評的歷史內涵、思想可信度與文學精神探索的深度勾勒。況且，在這種趣味與意義制造的追求機制下，文學史料也好，文學批評史料也罷，乃至于對相關史料的史料化追求和興趣本身，其實大多時候并非為了文學批評，而是為了某種利益與立場本身；是為了申說某一種意義本身，而不是為了評價某一種意義。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史德》中認為：

才、學、識，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難，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職是故也。……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于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茍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藉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為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吊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

章學誠筆下談的歷史、才學識、史德，所指其實是古典與經典高度的歷史化志趣。“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這種高標準對于當代文學批評而言雖不能至，但我們還是應該對章學誠的“才學識”的序列心向往焉。雖然由于當代文學批評的當下性，無法以史德的高度來要求，但對于文學批評的識見，對于文學批評可信度的追求和固守，對于文學批評與當下生活及物性關聯的關注，還是應該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的一種底線意識。文學批評不應是一味對于可讀性的沉溺和耽求，不能是那種奮不顧身融入生活欲望的暗流乃至屈服。這一切也是當代文學批評在思想性和知識性層面上能夠有獨立意義的前提。

二、智能時代文學批評的內卷與外翻

當代文學批評在20世紀80年代的黃金歲月，成為此后文學批評每況愈下的鮮明參照。然而，要明白當代文學批評何以如此，就必須明了當代文學本身的歷史分野與變動。

自1949年以來，當代文學整體氣候可以20世紀90年代為限。90年代之后，文學批評無非兩大走向：一是內卷，從自在與自為的角度，更精密、更清晰、更理性地認識自己；二是外翻，從關聯性的角度，更廣泛、更自覺、更感性地與他者建立聯系，盡可能地融入信息流的網絡化進程當中。

具體而言，當代文學批評的所謂內卷，就是不斷強調和建構文學批評的學科自足性和學術自主性。第一，當代文學批評的內卷表現為文學批評在不斷剝離與他者的關聯中尋求自我的規定性，希望能在一種純粹的文學性、知識性中確立自我、辨識自我、形塑自我。于是，文學批評自身的知識梳理、研究史整理和學科史建構蔚為一時風氣，甚而至于在大數據技術的支撐下打造海量的數據庫，把作家、作品與讀者以及它們之間的網絡進行知識實體化，把文學性及其周邊形塑為壯觀的文獻系列，從而自證、旁證自己的學科實力和日常實存。文學批評轉而生成為一種知識密集型、資料收納型的生產、加工與再制造。由此，我們既可以看到許多稱之為史料編年、數據庫集成一類的文學批評知識化的資料文獻形態，也可以看到以某一作家作品為中心的史料集納。作家經典化的塑造大體上以文集、全集和年譜、研究資料集、批評文集為主。近年來甚至有越來越多的當代作家年譜、家譜，當代作品的傳播史、閱讀史相關的科研項目，這可謂是作家作品及其周邊知識化的側面生態的倒影。

21世紀以來，文學批評的經典制造功能之一——作家與批評家經典化還呈現出另一個非常鮮明有趣的軌道：作家進校園（主要是大學校園）。作家不僅僅是文本作者，也是自帶神奇說服力的批評家。作家開始華麗轉身成為權威批評家，似乎是自學成才之后開始言傳身教的知識傳遞者，有著嚼飯予人、一體兩面的光環，綜合了中西合璧的“述”與“作”的兩種角色與功能——既述且作。

如此一來，作家型批評家、學者與教授，成為大學知識傳播和研究隊伍里的“特種空降部隊”，與原本就在作協、文聯和許多媒體里的評論者、文化時評策劃者、文化讀物制造與出版者，以及大學里的文學研究者中的批評家合流、結盟。于是，一方面，他們迅速專家學者化，文學創作試圖從個人經驗總結走向知識化、專業化和學術化的流水線生產，試圖通過大學專業的批量化母體復制來迅速擴張“自我”，以量變來推動質變。他們以一種規模化的再現來證明自身的復制能力，以市場化生存的參與能力來證明自己的生命力和與時俱進的生產力。另一方面，他們登上講壇也好，進入各種媒體節目與流量平臺也罷，事實上并不能直接對他者輸入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能力。他們面對一對多的信息媒介傳播機制，也只能完成一種思想概念化、經驗知識化、想象故事化的信息輸出。相對于學者的知識體系傳播，作家在講壇與媒體論說渠道上的努力無非有二：一是講述自己的文學故事，包括文學創作歷程、文學經驗與知識的獲取、文學體驗親歷的故事化；二是講述行業圈層滿溢的故事，以及與文學衍生有關的故事。因此，作家的寫作課、作家的閱讀分享課成為媒體與大眾的新寵；作家個人性的經驗閱讀翻轉成為經典的研究性閱讀；作家寫作課一定程度上成為文學商業成功學。而專業文學研究論著則多處在個位數流轉乃至空轉。如此種種，已經是文學知識界的普遍生態。作家明星化和學者化，閱讀率性化與情緒化，導致文學知識經驗化、碎片化、淺層化、私密化，更導致文學批評的非歷史化、娛樂化潮流甚囂塵上。更有甚者，智能信息時代的各種媒體引流，成為文學與文學批評內卷時代的生存秘籍。

伴隨當代作家經典化的新潮異動同步而來的，便是打造當代文學作品、當代文學批評經典化的新模式與新路徑。當代文學作品與當代文學批評經典化，主要從兩方面展開：一是閱讀史、批評史、研究史的梳理和敘述，二是作家、批評家與作品的傳播史、互動史和經典化進程建構。如《一部小說與一個時代：〈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一書，就是以王蒙的這部小說為例，從點到線、從線到面，建立起一部小說與時代的宏大敘事。又如《六十年與六十部：共和國文學檔案（1949—2009）》，則從更宏大的層面形塑大時代的文學經典面相。至于各種必讀書、必帶書名目的所謂“必需”“聯袂推薦”之類的經典制造系列，更是數不勝數。

第二，當代文學批評的內卷表現在文學觀的幡然醒悟。文學從意識形態的迷夢中醒悟過來，迅速轉移原來的作品中心、作家中心與意識形態中心的執念，明確地把文學的“勢力”中心轉到作家、作品與讀者構成的互動傳播體系中，尋求日常生活狀態中及物的、接地氣的生態實存與網絡關系建構。簡而言之，就是文學從單一的作品、作者、讀者中心，轉而走向文學信息網絡中心，走向文學與生活日常的主動消融。所謂大隱隱于市，文學與文學批評清醒認識到自己以往向往難度、高度、深度、密度的不切實際，主動求取有限度感和溫度感的人間煙火氣的自我成長。在這個意義上說，主動成為建構人類精神生態的日常元素，讓渡不屬于文學和文學批評的角色與功能，是內卷狀態里最有生命力的自我成長，也是文學和文學批評在信息時代浪潮中爭奪信息化生存機遇的艱難指向。

所謂外翻，就是文學批評開始順應時代語境，從原來追慕宏大敘事的文學高位，轉為主動參與建構信息時代的大文學圈層，明確自己作為社會與時代參與者的職責，從信息制造、話語權爭奪、存在感刷新、精神世界元素構成的意義上，轉而調整、形成一種信息參與者、信息互動者與生存爭奪者的自我角色認知。無論是精神生活的超邁，還是日常世俗生活的安慰，文學與文學批評都首先是一種日常生活。在這個意義上，當代文學與文學批評不再強調自己的傲嬌身段與光榮歷史，而是確證唯有存活身體與活在當下的危機感和求生意識。在信息時代的發展大勢之下，求生存、求發展、共進步、順應時代，從產業、職業的意味上確立自己的生存權和發展權，泛化自己的精神純粹需求，與更寬廣的日常生活建立勾連，在生活與生產實踐中下沉文學與文學批評的重心，是文學外翻的基本原則。

當代文學批評的外翻，最顯著的一點，就是在人文對科技力量絕對折服的前提下，文學對科技改變世界的世界觀、價值觀的毫無保留的認同。回顧一下網絡文學的歷史，從一開始關注博客寫作、在線寫作、朋友圈文存，發展到如今聚焦人工智能寫作，從網絡文學形態與話語的爭議，到網絡文學進入文學史，諸多事實足以表明：當代文學批評從一開始對虛擬寫作、智能寫作、規模化的人文精神產品制造的懷疑、抵制，到如今已經歡呼雀躍地融入賽博世界，可謂冰火兩重天。事到如今，一方面，創意寫作、虛擬寫作、非虛構寫作已經專業化、課程化，而且在中國已經被列入二級學科建制，開始了專業化與市場化契合的規模化發展。另一方面，當代文學批評也“悅納異己”地走在虛擬化、信息化、智能信息化的康莊大道上。乍一看，似乎文學想象力必須得到科技發明前沿技術的加持，方能在現實的想象界獲取生存。文學批評倘若沒有參與對當下世界科技可能性與未來生活形態的想象與發言，便沒有了現實主義的生機和活力。想象與現實依托界面化、屏幕化的融通，使得當代文學與文學批評不再是從世俗生活中飛升，也不是在日常煙火氣中升騰，而是與生活信息流一起隨波逐流，依賴各種智能設備，寄生在各種各樣的程序和代碼中滑行。自動化、智能化、樣本化的信息形態，成為文學批評在智能時代的外翻角色。

好像無處不在，又好像無處安身，文學批評已經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寄生性和邊緣性。文學批評在智能化信息潮流中的外翻，呈現出一種隨波逐流的碎片化存在。文學批評在信息智能時代，已經成為文化批評的一部分，不過是融媒介信息建構的參與者而已。一如眾多批評家和研究者對《三體》等科幻作品持久不息的關注，這已經很難說是純粹的文學興趣，也很難化約為文學批評里的作家作品探討，反而更像是立足于不同現實層面和角度的信息獲取者，在智能時代進行人人免費、低門檻參與的關于人類未來文明形態、精神生態的想象狂歡與科技暢想。當然，所有對未來的暢想，本質上都不過是對過去的懷戀，以及隱藏其間的諸多對當下現實的不滿。

三、文學批評的當下新變：智能寄生與信息認同

文學批評的當下問題都是從自身歷史的深處綿延而來。與所有人文藝術一樣，文學批評遭遇的危機，其根本動因是科技力量和自然科學進步導致的世界觀更新。這一點，圍繞著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已有相當多的關聯討論。

人工智能時代，本質上仍舊是信息時代的延續，是信息時代的進階。其與以往所論的信息時代的差異，就在于智能時代將個體的信息化集約水位線，一下子抬升到了大數據視野下的平均水平。這無疑對相當多科技水平并不發達、信息釋放能力與透明度并不規范的人群與區域造成了嚴重的信息差危機。人與人的差異，從以往更強調先天性的智力差異、個人努力的學習能力差異，已經化約為抹殺個人與隱私的信息控取能力的智能差異——信息差。如果以往的文學批評是注重個體才情、經驗基礎上的公共話語增值，那么智能時代的文學批評則更強調信息平臺對稱前提下的圈層流通。由于人工智能的均值機制，加上地域文化、教育水平與社會機制差異，必然造成群體的信息控取能力不平等。文學批評亦如是。

當下的文學批評，本質上就是信息能力差異造成的智能危機時代的文學批評。文學批評所面對的不再單純是文學文本，而是文本融于其間的信息世界。以往經創作者個人智慧與經驗融化在文本中的元素，例如經典情節、典故傳說、古代人物與文化符號、典型人物與環境，在智能信息時代被大量的“話語梗”“情節梗”所取代。上述這一點變動在網絡文學批評中尤其明顯。例如《破壁書：網絡文化關鍵詞》，書如其名，它以關鍵詞的形式勾勒出網絡文學批評世界的自帶壁壘的基本批評面貌。在一定意義上，該書可謂網絡世界文本閱讀與批評的活字典、語料庫。

由此可見，智能時代的文學批評，其危機實質在于文學批評與人工智能的信息對稱機制的融合度。當代文學研究中史料發掘、應用以及“歷史化”等問題，當代文學批評實踐中的史料地位、作用、選擇、運用等問題，本質上就是文學研究者、文學批評者對智能信息對稱機制融合度的追趕與趨同。在智能時代，沒有一定的信息對稱意義上的融合度，就不存在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的有效性、可信度。在這個層面上，上述熱點又似乎與傳統文學研究、文學批評的以史帶論、以論帶史、史論合一等論爭有著貌合神離的相似性。然而如上所論，二者的語境并不完全相同。差異在于議題所依托的信息化程度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導致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所依托的個人性差異的有效度急劇弱化。智能時代的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本質上是大數據語境下對文本的智能寄生和相關信息認同。

由此可見，智能時代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史料問題、歷史化問題，根本上就是文學及其周邊的信息歸集的能力渴求、控取和調用問題。史料數位化導致傳統文獻意義上的史證、實證的個人因素弱化，對那種純粹依賴數量突破的史料收集、整理和規整工作的苦勞和功勞而言，將不再具有過大的情感附加值。既然史料的調取信息化程度如此之高，對史料運用的意義以及對此意義本身的判斷，也就是古人所謂的“識見”本身，將越來越成為史料問題探究高下之別的分野。當然，史料信息化不等同于史料不重要，更不能說人不重要，但的確可以說史料累積本身不再那么重要，因為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人工信息獲取能力的私密性和神圣感被大大消解。與此同時，“人工”高于“人工智能”的平均數之上的那一部分，其重要性則得到提升，“碧海掣鯨”的行家里手仍舊有著特殊的意義，史料問題亦如是。

因此，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時代，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史料問題、歷史化問題的凸顯，正是信息化程度不斷深入、規模化程度不斷擴張的表現，體現出量變問題因為科技進步得到更為高效便捷的解決。另一方面，這種量變必然導致質變，即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史料與歷史化問題的意義，將越來越高度依賴那些能夠實現“量變到質變”的專家之手，這才是智能時代造成的危機與思考。換言之，人工智能時代既解放了人類規模化的體力勞動以及部分低端腦力勞動，也消解了人類這一部分勞動本身的神圣性，對人工即勞動達成相當程度的祛魅。皓首窮經的史料工作的尊嚴，無論在情感上還是理智上都將部分地被消解了。人工智能對人類體力與低端腦力勞動的解放，又同步帶來了對人類高級智能勞動上的高要求，這又是一種壓迫。由此可見，智能時代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的史料化和歷史化問題，并不在于對史料和歷史化的重視和追求本身，因為事實上史料和歷史化的意義并未得到強化或者弱化。問題就在于，如果人們對于這種追求仍舊停留在量變的意義上，那么這種對量的執著，由于未能直面智能時代史料工作、歷史化工作的信息化、數位化本質，大概率不僅未能提升史料和歷史化的意義本身，反而會使得原本附著的“量變工作的神圣性和情感性”被不斷消解。

故而，身處于智能時代，過于強調史料工作和歷史化工作的重要性，而不去與時俱進地反思信息化語境下的歷史和史料“何為”“為何”的意義本身，必將導致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拘囿于量變的追求，而使得質變的意義遭遇反噬與消解。其原因有二：一是史料化的盲目追求，實質上就是對量變的執迷不悟，是對信息化的無限渴求，這是對信息流淹沒機制本身的盲視。二是機械地理解量變與質變，反而將意義和判斷意義本身混為一談。事實上，將一切信息化和規模化，追求信息的無限可能，都可能導致識見和判斷的缺席。一如忘了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的初心和本心，遠離文學本身，從而導致理性和意義的迷失。

再者，在人工智能階段的信息語境里，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史料化和歷史化演繹，很容易就在信息平面上抹殺中心和邊緣的界限，這就導致將文學和文學批評本身的史料和歷史，與文學周邊、文學批評周邊的史料和歷史混為一談。當然，這二者之間的確存在關聯，然而由于信息平面化和巨量化，二者本身的動態關聯導致的互相淹沒和沖刷就是必然的。例如作家個人的成長故事，作品的本事與作品的關聯與變形，作品的創作過程，作品的傳播歷程，作家、作品與讀者世界的交流……任何一個點和環節，基于信息聯網和大數據提取機制，鏈接點前所未有的增加，眾多史料的勾連都可能存在敘述傳奇化與研究故事化、語言文學化的可能。同理，鑒于智能時代的信息網絡加持，文學批評與文學研究因為大量關聯度或松或緊的信息井噴而被不同程度地故事化。譬如有論者所欣賞的當下學術論文隨筆化，有一些就屬于此類情形。本來，人工時代基于信息觸點的缺失，使很多本事與故事之間無法尋找到那么細致入微的信息支撐。但這一切，由于海量信息和人工智能時代內含的“人多力量大”的智力支持，將會誕生更多關于文學、文學批評及其周邊的傳奇，這事實上已經成為可能。盡管我們必須承認個中自有其一定的意義和價值所在，并且也確實足以吸引一些學者樂此不疲、為興趣和發現忘情奔赴，但我們也必須明了，這樣的歷史化和史料化，已經一定程度上逐漸遠離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本身——畢竟，我們之所以研究文學和批評文學，是因為藝術層面上的作品及其引發的審美探尋。所謂舍筏登岸、得魚忘筌，如此而已。

也就是說，在人工智能階段，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事實上有相當階段的工作已經從屬于智能寄生。這不僅是科技與文明的進步，也是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在智能時代與時俱進的飛躍。研究者和批評家可以借助人工智能的相關工具，迅速完成此前需要皓首窮經、白發青燈完成的信息萃取和記憶工作，甚至一定階段的信息勾連和過程敘述，也可以在大數據、數據庫和智能寫作小程序的幫助下得以完成。文獻數位化、語料庫、ChatGPT、文心一言、各種信息輸入法的聯想機制……已經足以幫助人類完成平均文字組合水平基礎上的相關專題表述和總結。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在一般普及層面上的文字組合，作為人工智能（AI）寫作，成為一種事實上已經實現的信息自動化。在人工智能的平均數意義上，這樣的史料發掘、運用、類比、組合、歸集，本質上就是智能寄生和信息認同。這正是人工智能助力新時代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可觀之處，也是危機所在——“形勢已經發生了巨變：從根據一個固定模式出發追求量的發展過渡到模式本身的不斷變化。”倘若我們不去借助智能時代的工具，更直接地完成意義判斷與意義的尋找，而是陷入讓工具助紂為虐，癡迷于大數據去淹沒“人工”更高級的能力提升，那不但會萎縮人類在平均數之上的智能釋放，更是對人類文明前景思考的自動躺平。畢竟史料追求和歷史化本身不是意義，穿過史料和歷史化的文獻密林發現穹窿之上的星光才是智慧。史料的本質就是信息，歷史化的本質就是信息組合，智能時代信息如浩瀚海洋，唯有對意義的發現、辨識和堅持，才是有價值的。

四、文學批評的意義呈現：文學生態與現場

文學批評中的史料運用，在人工智能時代，其本質就是基于信息網絡化語境下，參與建構文學生態與現場的當下意義呈現。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也正是在尋求文學的眾生態和活現場中，即時去呈現文學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去判斷發掘彼此之間的當下關聯。在這個層面上，智能時代的文學批評，更像是兼有社會批評、文化批評的思想批評和文明批評，是一種生態批評。

智能時代，在意義未凸顯之前，信息眾生平等。史料就是在信息生態的意義上，煙波浩渺，生機盎然。此情此景，各種史料作為參與文學現場的一分子，都是文學現場、文學生態的構成元素。文學批評與史料的關聯，就是意義呈現與生態元素抓取之間的關系。不同數量、維度上的文學生態元素集合，必然建構出不同的文學現場，也必然呈現不同角度的文學批評意義。

以回望的姿態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實踐的歷史化、史料化有許多工作可以做。智能時代的武器庫更新，可以助力人們對以往的工作進行重新打撈、整理和審視。正如前面所論，量變導致質變，以往鑒于史料發掘范圍、能力和數量所限，在信息不夠充分的情況下，如今借助數據庫，也許會帶來許多更具有深廣度的發現。例如，許多史料集、作品集將得以更新補全，以前由于各種原因被湮沒不聞的作家作品得以重現。乃至于因為文獻數位化和搜索引擎的智能水平突飛猛進，類型化的巨量史料整理與出版也成為現實。譬如陳思廣以一己之力完成的三大卷皇皇巨著《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史（1922—1949）》就是典型。該書發掘了大量歷史文學現場中的原始圖片、原始報刊信息，鉤稽考索，對彼時彼刻的文學生態與文學現場進行原生態式的重建，在信息叢林里呈現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編年發展的軌跡，可謂“云霞滿紙，氣象萬千”，集“編年史、批評史與思想史”于一身深得智能時代文學批評與史料關系辯證發展的真意與奧秘。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量變停滯不前的一面。信息化時代的深入發展，的確幫助我們更容易提取巨量的史料，但史料的量變也可能是同質化的重復，或者是低層級的史料井噴。這樣的史料整理與發掘相當程度上是一種借“機”生蛋，是智能時代的人工討巧，一定程度上也是當下學術生態與學術精神腐敗的表現。關于這個問題，陳平原有溫和的判斷：“若只滿足于尋找，屏蔽一切理論思考，會把學問做得雞零狗碎，不能說毫無所得，但意義不大。”劉勇等說得比較直截了當：“有的已經被歷史淘汰、過濾掉的史料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撈，這并不是文學研究新的出路。”

以后設視角揆諸當下，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動態進程，在網絡化與信息化突飛猛進的時代，倘若本著信息即史料的樸素寬大的標準，任何文學意義的設定都會匯聚起巨量級的史料。與此同時，令人震撼的互聯網記憶能力也有它的阿喀琉斯之踵。信息網絡化也是瞬息化，互聯網記憶力的強大伴生時效性的短暫，所謂魚的記憶——這里主要強調的是互聯網信息的轉瞬即逝，以及無限翻轉的可能性、破壞性。事實上，史料的客觀性與“人設”內涵，二者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的。史料的歷史化，一定程度上就是人為闡釋進程的意義呈現，目的并非展覽史料本身，而是在史料歷史化排列組合中生成、凸顯意義本身。誠如劉納所言：“雖然已經整理的現有資料可能被利用來做另外的研究目標的‘根據’，并賦予其新的意義，但是，研究工作的深入與創新仍然有賴于資料的重新搜集、整理，建立起新的資料系列。”

智能信息時代，以關鍵詞為導向的海量信息歸集能力、信息檢索和抽取能力，一方面足以讓以傳統個人經驗為基礎的史料考辨變得簡易，量變本身的意義去人文化、去情感賦能也是必然趨勢；另一方面也使得史料工作中意義闡釋與發明的重要性變得越來越難能可貴。智能時代的史料工作意義不僅僅在于同類量的增多，而且在于不同類的面的深廣；不在于意義單一的增強，而在于多向度意義的豐富。這一點，從近年來黃發有的“穿越于批評與史論之間”的史料研究工作為學術界所盛贊可以看出。當然，傳統史料研究工作也并非一無是處。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智能化和數位化畢竟是后起的科技工具，沒有辦法對過往一網打盡，并不能真正對以往的史料進行簡單化的批處理。更何況，很多工作都還存有智能化和數位化尚未涉足的盲區。

由此可見，智能時代的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史料工作更多著眼于文學豐富生態的整體建構，著眼于文學現場的立體呈現，試圖在信息化與網絡化時代里呈現文學的全生態與活現場。這也就是吳秀明所說的：“對今天的文學研究者來說，最重要的是返回當代文學的歷史現場進行歷史、具體的考察，思考批評與史料進行互動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尋求歷史邏輯與藝術邏輯之間的協調與溝通。”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動烘托、呈現與打開的，是在信息無限豐富的基礎上眾聲喧嘩出來的。但與此同時，日益豐富的文學生態與更為立體的文學現場，以及無限迅捷和數量級的信息（史料）的即時浮現，也讓研究與批評的意義變得十分脆弱，意義的即時、流散、翻轉是智能時代文學研究與批評的最大風險。如果仍舊一味追求傳統史料工作的量的累積，或者滿足借助于智能文獻科技工具對既往的研究進行史料周邊地區的擴容，過度發掘一些此前陷于人力而忽略的模糊地帶，事實上只是人為膨脹或制造文學與其他領域的過渡地帶，如軼聞趣事的發掘、邊緣報刊的整理、人事談資的考索、一味追求壯觀的文獻集成……這些工作成為許多青年研究者殫精竭慮的學術園地和圈子，倘若作為趣味性的癖好、嗜好自然無可厚非，雖不能說完全沒有價值，但無疑不能夸大為智能時代科研的人心所向。畢竟這些工作并不能真正對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有大的增益。樸素而言，無論是史料匱乏時代的“禮失求諸野”，還是信息爆炸時代的問道于人工智能，其意義始終歸于人、在于人、為了人。史料信息化的工作重點還是在于人的判斷與識見，在于人對意義的抓取與堅守。退而思之，“資料本身并不是純粹客觀的，它不僅要經過史學家的選擇，而且其本身也部分受產生它的時代和地點的制約，它是以往社會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產物，既是為了說出‘事實’，也是為了把過去的形象強加于人”。

就此而言，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實踐，批評與史料的關系，批評中史料的作用、限度，批評的理論化、審美化與史學化關系等，核心都在于如何判斷和堅守相關工作的根本意義——參與“描繪出一幅‘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符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高揚人民性的文藝發展道路’的當代中國文學的全息地圖”。在此大原則與底線思維的基礎上討論問題，史料工作與歷史化工作本身的意義，與從事這些工作之后追求的意義，二者事實上并不矛盾，但也的確存在“筏”與“岸”、“魚”與“筌”一類的過程與風景的辯證。因此，如何在合理分析、利用史料的基礎上提升當代文學批評質量，問題并不復雜。真正的問題在于，很多人在搜集獲取史料和分析史料的過程中，耽溺于史料的壯觀與豐富本身，停留在享受智能時代信息水草的豐富與壯美，卻割裂了信息本身量變與質變的動態辯證關系，終于忘了意義的歸途。我們應該承認，智能時代的史料水草豐茂是事實，溯洄從之的好奇與怡然自得也是人之常情，但對文學的深情、對文學意義的追尋與探索才是文學史料窮搜、文學研究歷史化探險的初心和本心，也才是文學研究與文學批評的始終。《荷馬史詩》比荷馬久遠，《紅樓夢》比曹雪芹久遠，正所謂“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在這個意義上，詩比歷史更真實，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的史料化與歷史化，指向與志趣都是文學，或許這才是歷史化實乃未來化的真義。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