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雖然七歲時我去過南京，見過很多南京人，但是他們都是無名的，而且也沒有打過交道。我只是隨外婆、母親去南京看當兵的三舅，沒有接觸到具體的南京人，更不知姓名。

很多人以為她是南京知青，當時陳堡公社有很多南京知青。后來母親告訴我，她不是知青，她是有戶口的。“有戶口的”意思就是城鎮戶口。小小的鎮上，都知道公社來了一位跳舞跳得特別好的姑娘，是來當老師的，老家蘇州的，大家叫她小蘇老師。

第一次見到小蘇老師，應該是1969年的夏天，那時鎮上（當時叫公社）有演出，演出并沒有舞臺和劇場，很多的時候像現在的路演一樣，隨時隨地都能演出。公社宣傳隊的演出我已經看了多少次，沒有什么新鮮感，這天下午，我在家，忽然聽到外邊一陣陣的喝彩聲。我立即跑出去看熱鬧，發現很多人圍著一個大圈，在看一位姑娘的演出，姑娘皮膚白皙，眼睛又大又亮，扎著一個長長的辮子，手持紅綢，在表演當時流行的紅綢舞。她身材輕盈，腳步凌波，帶著當時芭蕾舞的節奏，長長的紅綢飛天似的環繞飄逸，我想到了一個詞，仙女。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用了飛天這個概念，其實當時我不知道飛天這個詞，也不知道飛天為何物。

小蘇老師當時十六歲，江蘇省幼兒師范學校畢業。正常情況下，應該留在南京城里的幼兒園工作，可趕上1969年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運動，她只能下鄉了。當時的上山下鄉運動不只是那些待業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很多學校的畢業生要到農村去，一些家庭也要到農村去，后來成為“下放戶”。小蘇老師被派到了江蘇交通最落后的興化，又被派到興化交通最落后的陳堡。興化水網密布，沒有公路交通，全靠輪船。而陳堡又是不通輪船的公社，坐輪船要步行五公里去另一個鎮周莊。

不知道小蘇老師是不是她們同學當中分配的地方最困難的，但分到陳堡以后，她升格了，她當上了小學老師。因為陳堡壓根兒就沒有幼兒園，學校領導就讓她在小學教一年級。她沒有教過小學生，好在“文革”期間教學要求不高，文藝演出和表演的活動非常多，小蘇老師的音樂才能和舞蹈才能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她帶著學校的宣傳隊四處演出，有時天晚了，還讓學生住在她的宿舍。我的一個兄長講過一個故事，說一次彩排完了，那天風雪交加，我這個兄長的家遠離學校所在地，一個人回去很不安全。小蘇老師留他住下來，他睡在小蘇老師的腳頭。很多年之后，他告訴我說，小朱老師的腳上，有一股水果味。我說，那是你的幻覺。他說，那晚天很冷，用汪曾祺《歲寒三友》中結尾的話說就是：“外面，正下著大雪。”

小蘇老師像一朵花開在我們的小學校，經常有人借故到我們學校來看她。她當班主任時，班上的女生頭發都洗得干干凈凈的，也都模仿她，留著長長的辮子。再調皮的男生也乖乖地遵守紀律。她帶的班級是全校最守紀律、穿著也最干凈的。

學校的同事也學她說話，那時我們鎮上最流行的一句話就是“好得一塌糊涂”，這是南京人形容“最”的特殊修辭。學校的另一個女教師也學著她的打扮，不過怎么看怎么別扭。小蘇老師沒有教過我，我后來師范畢業之后，和她曾經有過短暫的同事關系。

1977年之后，很多知青都回城了，南京知青都回南京了，小蘇老師還在陳堡鄉下，很多人奇怪，你為什么不回南京啊？還在鄉下待著？小蘇老師說：我也不是知青，我是分配過來的。她到鄉下，只是當時潮流裹挾，不屬于落實政策的范疇，那一陣，明顯感到她的失落與無奈。當然夫妻分居作為理由也是可以解決她回城的問題的，但聽說接收單位不好找，她當時是中學老師，南京的中學是不可能要一個幼兒師范畢業的，其他單位也不合適。等我1989年調到南京工作，她也調回南京。她在陳堡教過的學生有好幾個到南京工作，他們時不時還聚一下，說說這位“知青”的往事，懷想少年歲月里的那道紅綢。

二

大規模接觸到南京知青，是1968年的冬天，其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席卷全國，我們公社一下子來了兩百多名知青，每個大隊（村子）都分配到四到八名知青。知青到公社的時候，迎接的人群敲鑼打鼓，紅旗招展，知青們戴著大紅花。我當時是個小學生，也被學校派到歡迎隊伍中去，喊著歡迎的口號，“歡迎！歡迎！熱烈歡迎！”。

和那些成年人的考慮不一樣，我們這些年輕的孩子是真心歡迎的，因為他們在我們面前打開一扇窗戶，讓我們看到外邊世界的一些花絮，也像吹來了一陣清風，在我們孩子的心中呈現出一片藍天。

當時小鎮上外來人口很少，偶爾有從泰州、興化來賣冰棍的城里人，我們看西洋景一樣跟在后面。賣冰棍的大媽或者大爺，也拿腔拿調地驅逐我們，說：你們這些鄉下孩子“真犯嫌”。后來“蘇北油田大會戰”，鎮上來了很多地質勘探隊的人員，鎮上也是引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我們家里還住過兩個女地質隊員，也有人借故到我們家來串門，看看城里人的模樣，那時我很小，只記得有一個女地質隊員是戴眼鏡的。

現在來了這么多省城的人，而且好幾個戴著眼鏡，講話又是普通話（那是小時候的錯覺，其實現在看來南京話也是方言），穿著也和我們不一樣，我們那個新奇啊，仿佛看到天兵天將一樣。天兵天將是里下河一帶對高大上、對傳奇、對不可能事物的一種特別稱謂。

歡迎儀式結束之后，我和一幫孩子，跟在一隊知青后面，準確說是尾隨，因為根本沒有我們孩子什么事。我們知道有八個知青就住在我家的旁邊。由于時間匆忙，知青屋還沒有蓋起來，就住到大隊部里。當時陳北村的大隊部就在鎮上，這個大隊部離我家很近，我時常到大隊部去看風景，知青看著我這個孩子也挺喜歡。當天我一直耗到很晚，還是父親拎著我的耳朵，我才回家的。不過第二天，我去玩的時候，發現一位知青姐姐哭了，原來那天她生理期到了，她在鎮上的供銷社居然沒有買到月經帶，她哭喊道，怎么來到這個鬼地方？而其他幾個男知青在竊笑，我一臉茫然。

還有一次知青吵架了。大隊部里一共住了八位知青，四男四女，輪流做飯，做飯的人負責分配飯菜，有一次一位分飯不均，另一位憤怒地爭吵起來。吵著吵著，一個人說，你有本事別來這個鬼地方！

我很自卑，又覺得對不起這些知青哥哥和姐姐。

三

我四舅當時非常喜歡以南京知青自居，也經常有人把他誤認作南京知青。其實他是地地道道的本土青年，他和南京知青的年齡相近，也經常和知青一起玩，還跟著他們學說南京話。在我看來，他們講的南京話，是最好聽的普通話。我很小的時候，是四舅的跟屁蟲，他和我們王家的人不太一樣，王家的人喜歡吃喝，喜歡找美食品嘗，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喜歡“躺平”，而四舅喜歡奮斗。我至今記得他在家里掛著的他用毛筆抄的保爾·柯察金的一段話：“人生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于我們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獻給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這是他從南京知青那里借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里抄來的，我當時沒有看過這部小說，覺得這段話特別來勁，也依樣畫葫蘆，用毛筆抄了掛在家里。

四舅的穿著也和其他人不一樣，喜歡穿時興的汗衫，有人背后說他是“甩子”，后來我才知道他的范兒都是模仿的南京知青。我自小好奇心就強，經常是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他后來談戀愛了，我非常失落，才不跟著他。

四舅和我們家的感情不一般。他比我母親小17歲，外婆看他身體不好，家里經濟又困難，曾準備把他送人，母親說我來帶吧，我吃什么他吃什么。四舅從小是我母親帶大的，母親對他來說，真可謂“長姐如母”。因而他也愿意到我們家來，也喜歡帶著我玩。當然，對孩子來說，我也喜歡和四舅一起玩。因為四舅家里有很多的書，還有很多好玩的朋友———知青。我最喜歡的就是跟著舅舅到知青屋去玩。

我第一次到知青屋的場景，我記得清清楚楚，剛進門，就聽他們在唱道：

啊南京，

我可愛的故鄉，

啊南京，

何時才能回到你的身旁，你身旁。

藍藍的天上，

白云在飛翔，

美麗的揚子江畔,

是我可愛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鄉。

啊～長虹般的大橋，

叱咤云霞，

橫跨長江，

威武的鐘山，

虎踞在我的家鄉。

告別了媽媽，

再見了家鄉，

金色的學生時代,

已載入了青春史冊，

一去不復返。

啊～未來的道路多么艱難，

多么漫長，

生活的腳步,

深淺在偏僻異鄉。

跟著太陽起，

伴著那月亮歸，

沉重地修理地球,

是光榮而神圣的天職，我的命運。

啊～我們的雙手繡紅地球,

赤遍宇宙，

憧憬的明天，

相信吧,一定會到來。

啊南京，

我可愛的故鄉，

啊南京，

何時才能回到你的身旁你身旁。

后來我知道這是著名的《南京知青之歌》，曾經被當時的蘇聯莫斯科廣播電臺作為《中國知青之歌》播放，他們專門配樂，搞了四重唱。這首歌流傳極廣，幾乎有知青處，便有《知青之歌》。由《南京知青之歌》又派生出《重慶知青之歌》《成都知青之歌》等各地的版本，各地的知青紛紛仿效，盛極一時。《南京知青之歌》書寫的是鄉愁和青春期的迷惘，也有對插隊生活的郁悶，因而引起了廣大知青的共鳴。《南京知青之歌》現在看來是知青文學的原點。

我在野里溝知青屋里不止一次聽他們唱這首歌，男女知青眼噙淚花，情緒低沉。我四舅也跟在后面唱，除了四舅外，村里還有兩位青年也跟在后面唱，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美麗的故鄉”南京和他們沒有半毛錢的關系，他們唱的不是鄉愁，而是向往。

野里溝的南京知青屋是我少年時代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因為知青是外地人，也是城里人，他們對我而言，對我和四舅這些鄉下的孩子是個全新的世界。知青是最早將城市文明帶到鄉村的一批啟蒙者。四舅喜歡泡知青屋，我也跟著去，他們屋里經常有些鄉村里沒有的物品，讓我極為好奇。他們講話的口音和方式和我們不一樣，他們常回憶南京城里看電影的情形，當然，他們還有“手抄本”，比如《恐怖的腳步聲》《一雙繡花鞋》，還講電影故事。有一次，四舅聽完他們講的《刺殺戴高樂》，回來繪聲繪色地講給我聽，那場景至今我還清晰地記得。后來我看到電影版，發現四舅和知青們的講述能力極強，幾乎還原了電影的全貌。

記得有一次，我從四舅桌子的抽屜里翻到一本破舊的《人民文學》，上面居然印有南京圖書館的章，不知道是哪位知青帶過來的。里面有一篇小說《王全》，很耐看，讀后印象極深，一直記得這名字。那時看小說不問作者，知道了名字也和人對不上號。很多年后，看到了《汪曾祺小說選》，才恍然大悟，原來是他老人家寫的。

野里溝知青屋有一個小楊，后來成了我們家的常客。外婆在周莊鎮，我們家住在陳堡鎮，楊知青是周莊鎮的，加入農業學大寨工作隊到我們公社，在陳堡鎮，他更是舉目無親。后來聽說四舅的大姐在陳堡，就打聽到我們家來，便像親戚一樣經常走動，他親切地叫我母親大姐，有時候逢上飯點也在我們家吃一碗。他吃飯的樣子很優雅，吃完以后，必用開水在碗里涮過喝了，那碗跟洗了一樣干凈。我們全家后來也以他為榜樣，吃完飯，用開水清一清碗。

那年春節他回南京過年，問我要買什么東西，我想了一下，買一本《金鐘長鳴》吧。我當時喜歡文學，但當時只能看上海的文學刊物《朝霞》，《金鐘長鳴》是《朝霞》的叢刊小說集。春節過后，他果然把書帶來了，他問我：“我看了一下，你覺得好嗎？”我感到很奇怪，這是當時文藝創作的標桿，他居然有疑問。他眼鏡后面的表情我至今還會想起。

1977年恢復高考，小楊考上了大學，他考的理科，我考的文科，他考上的是南京體育學院，我是高郵師范。四舅已經結婚生子，沒有參加高考。以四舅的才華以及他后來的作為，他參考應該考更好的學校，我至今都覺得是個遺憾。

在野里溝隔壁的村里，插隊到這里的南京知青饒子和后來成為院士，我在網上搜了他的簡歷：

饒子和（1950年9月6日-），出生于江蘇省南京市，分子生物物理與結構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醫學院教授，上海科技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生物大分子國家重點實驗室創新課題組組長。

簡歷中有他1968年12月插隊在興化周莊公社的記載。他和野里溝的小楊是南京一中的同學。

四

2024年8月26日上午，天氣炎熱，冒著36度酷暑，我和明波、德義二位前往南京市江浦區的“知青故里”，去感受一下當年南京知青的生活場景。因為聽說當年著名的《知青之歌》就誕生在那里，著名書法家孫曉云和著名藝術家陳丹青也在那里插過隊。

近十年來，我曾經兩次到過江浦，都是去朝拜那里的林散之紀念館。在館里，看林老的墨寶，心曠神清，如沐春風，流連忘返。這次有機會看到江浦的風景，樹木成林，空氣清新，盡管高溫，還是感到一片綠水青山的美好景象。“知青故里”在永寧鎮，當時叫永寧公社。看了展覽，我感覺當時的南京市對知青的待遇不差，展覽中有一段文字：“1968年市里給家住城鎮的下鄉知青每人限量供應了木材0.3立方米、毛竹3根，補助資金230元，布票10尺，棉絮1公斤，蚊帳紗布30尺，知青下鄉第一年按每月17.5公斤的標準供應口糧。”

我看了還是有些驚訝，有兩個數字讓我意外，一是每年補貼230元，差不多一個月19元，而我父親當時在供銷社的工資29.5元，直到1973年才調到35元，我全家五口人，母親是個裁縫，固定收入就靠父親的29.5元。再一個就是知青口糧，每月35斤，這也是超過我們鎮上城鎮戶口的標準，更超過了農民的標準。當時鎮上城鎮戶口的糧票是每個月29斤，也就是一天不到一斤，我始終想不明白這奇葩的29斤標準怎么確定的？應該說，知青是沒有餓著肚子的。

或許南京對知青的政策比較寬松，也就能夠理解他們還有心思寫歌詞、練書法。也明白陳丹青為什么從江西轉到江浦了。

孫曉云從南京來到江浦的永寧公社，一心一意地在農村勞動、學習，和當地群眾打成一片。由于能寫會畫，孫曉云在知青當中很快脫穎而出，很多寫字的活兒，如寫大字報、寫標語、寫會議通知等，全交給了她。下鄉第四年，由于表現出色，孫調到公社當干部，同時擔任了三個職務:宣傳干事、通訊報道員、文化站長。孫曉云還是那股子拼命干活的勁頭，做公社干部以后，她不光是寫字，還寫小說、寫劇本、作曲、寫歌詞、寫報告、寫總結、寫新聞報道……公社里所有跟文字有關的事，幾乎她一個人包攬下來。

下鄉的五年，孫曉云干一行、愛一行、專一行，這讓她成為有培養前途的公社女干部，有推薦上大學的機會。公社領導們都不舍得孫曉云走，希望她留在農村，就一直不推薦她。如果不是部隊要人，中國書法界或許會少一位女主席。

沒有想到在這里碰到了《知青之歌》的創作者任毅，他是知青紀念館的名譽館長，偶爾會來一下，正好被我們碰到。任老師告訴我們，陳丹青就在隔壁的公社插過隊，他原先插隊在江西，后來因為南京離上海近，投親靠友到了江浦。如果陳丹青不到南京，很難想象會畫出《西藏組畫》那樣的代表作。

我向任毅說起小學時代聽到南京知青唱《知青之歌》的情形，并說江浦的知青生活要比我們當地的要好些，任毅說那也不一定。因為離南京近，很多知青想回城，要走八個小時的路，晚上才到家。我說：不是有長途汽車嗎？他說：那要三毛錢的車費呢！

五

1975年的暑假，我曾經向一位南京知青拜師學武，準確地說是我們幾個人拜他為師。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尚武之風悄然興起，我們這些精力旺盛的中學生都崇尚武功高的人，也崇尚力氣大的人。聽說有個南京知青，是南京市中學生的摔跤冠軍，幾個人都近不了他的身，在一次知青打群架時，一人撂倒好幾個人。還有人說他有飛檐走壁的功夫，一時傳得神乎其神。這對我們來說是偶像級的，我們一直想見見這位傳奇人物。

他被傳得神乎其神的幾年后，我們終于見到了這位大俠。當時搬運站有一位大哥，也喜歡舞槍弄棒，他父親年輕時走過江湖，與大俠相識。他的兒子是我們同學，說大俠來了，通知我們去見。

這位南京知青姓韓，原以為他是一位精瘦精瘦的高個子，見面時卻不免有些失望，他有些發福了，肚子微微凸起，已經不像一位練武之人，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虔誠地拜他為師。那一天我們幾個準備了一瓶乙種白酒，請他收我們為徒。他很高興地接受了那瓶白酒，就開始聊天，他說，他不是南京市的冠軍，是白下區的冠軍。他當場為我們表演了手掌劈磚，第一次沒有成功，第三次成功了。第一次他左手握著磚頭，右手去劈，沒有成功。第三次把磚頭支成一個三角形，成功了。

在我們的懇求下，韓大俠還教了我們練功的幾招，比如仰臥起坐、蹲馬步，比如如何掰手腕。我至今還記得，他傳授的練腕力的方法很奇特，也很實用，是用一根棍子拴著一根繩子，下面卷著一塊磚頭，用手腕的力量將磚頭卷起又放下。

我們幾個年輕人都在家里練起卷磚頭的功夫，蹲起了馬步。我不知道其他幾位練得效果如何，我的腕力是有很大的長進，一般人和我掰手腕，我總是占上風。多年之后，在江蘇作協《鐘山》編輯部工作的時候，同事掰手腕都不是我的對手。但作協有一位偵察兵出身的人，在部隊練過各種功夫，他聽說我掰手腕強，上門前來挑戰，編輯部里的同事鼓勵我贏他。這哥兒們身手矯健，本以為三下五除二就把我拿下，沒想到遇到我的強烈抵抗，我咬緊牙關拼命抵抗，但此時我已經多年不鍛煉，肌肉嚴重退化，堅持了大約幾分鐘后，就輸掉比賽。問題是由于用力過猛，也由于多年不鍛煉，手腕扭傷，至今逢到雨天或寒冷，還會發作。

大約三十年前，我回老家過年，在汽車上聽到一位男子在吹噓他父親是當年南京知青韓大俠的高徒，他這次到南京就是給師爺拜年的。韓大俠如今在南京可是呼風喚雨的人物，沒人不服。

六

和韓大俠比起來，我的書法啟蒙老師更像一位練武之人。他俯臥撐可以連續做一百個，六公斤的啞鈴一口氣拉一百個。

我們上中學，功課簡單，不考試，作業可交可不交。我就寫作，給縣廣播站寫稿，還學武，后來還有機會接觸到書法。當時，離鎮不遠的村子叫向溝，很多人說有位南京知青，毛筆字寫得很好，他姓童，我倆是通過文友時慶濤認識的。時慶濤上高中，我上初中，經常為班級出墻報宣傳欄，有一次規模大，墻報欄出到了我父親工作的供銷社的對面墻上。時慶濤寫的毛筆字，得到很多人的夸贊。我問他，你跟誰練的毛筆字呀？他說，南京知青童老師，你有興趣也跟他練吧，怎么樣？后來我就去拜訪童老師，在童老師那里，我見到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字帖，歐陽詢的《九成宮》、顏真卿的《麻姑仙壇記》等，都是第一次看到的。童老師給我們講王羲之、張旭草書的筆法和章法，并寫給我們看，有時為了節約紙張，他就用毛筆蘸水在落地方磚上練。后來，我和時慶濤也學他，在筆桿頂端加擰螺絲帽，負重練字，堅持了好長一段時間，增強了運筆的穩定性。童老師當時講書法的幾句話，我印象很深，至今還覺得受用，他說的“筆貴圓”“中鋒用筆”“折釵股”“錐畫沙”等書法常識，讓我們入門時少走了彎路。

他告訴我們說，王羲之的《蘭亭序》不是王羲之寫的，是他的七代孫智永寫的，我們聽得目瞪口呆，他說這是郭沫若郭老考證出來的。他還說，對此也有不同看法，南京的高二適就提出了不同意見，后來毛主席還批示說，可以百家爭鳴嘛！更讓我們云里霧里。他說，有一年春節回南京還去拜訪過高二適，高也是里下河人，口音和你們一樣。

童老師下了功夫練書法，我把他的字掛在家里，天天欣賞。一天我姨祖父來到我家看了他的字，有些遺憾地說：唉，可惜，練呆了。“呆了”是里下河人形容一個人不靈動、一根筋的意思。前幾年我有機會看到了童老師的字，確實是下了大功夫，書法理論功底也好。惜乎，他沒有遇到伯樂，沒能成為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是也！

在童老師的知青屋里，除了練書法的字帖以外，他還有一副啞鈴和練俯臥撐的兩個木頭架子。他說，寫書法腕力很重要，俯臥撐和啞鈴都是練腕力的好手段。我也不知道他說得對不對，但他當時胸肌非常發達，令人羨慕。我也跟著他練啞鈴，練俯臥撐。啞鈴很快上手了，俯臥撐練得不是太好。

當時我們鎮上已經有鄉鎮企業，一個初中同學在鑄造廠當模具師傅，就借了童老師的啞鈴去做翻砂模型。可惜他的手藝還不精，翻砂時，沒有完整地保留啞鈴的原型，在一只啞鈴的一段多了一個疙瘩。盡管美中不足，我還是很高興，畢竟有了自己的健身器材。后來童老師返回南京了，將那副練俯臥撐的木架子送給了我。這兩樣東西跟隨我多年，一直到1991年我從高郵搬家去南京的時候，才將它們轉送給朋友。

七

1974年的時候，陳堡中學破天荒地分來了“大學生”老師，之前陳堡中學一直沒有一位正式的大學畢業生，唯一被稱為大學生的張志宏老師，也是只讀了幾個月的鎮江師專，學校就解散了。這次分來的大學生，其實也只是師范生，但我們總算有了物理老師，這位方姓的老師是高郵師范的高材生，高郵師范想讓他留校，但地方教育局不同意，他委屈地分到了偏僻的陳堡中學。

方老師教我們物理課，讓人耳目一新。他講萬有引力定律，不是照本宣科，還講了很多課本外的知識和故事，講哥白尼，講伽利略，我聽得非常興奮，有時放學了還找他聊。那一陣子，我發誓要成為物理學家、天文學家。但是，方老師很快調回高郵師范當老師了，他是9月1日到的，10月1日前就離開陳堡了。我們的物理課又讓一位高中畢業的代課教師上，他上得費勁，我們學得也費勁。緊接著，物理課改為農業機械課，我們去村里學開手扶拖拉機了。我的天文學家夢想擱淺了。

我時常想念方老師，但方老師對我毫無印象。1977年恢復高考，我和很多南京知青同場競考，包括我的中學老師。1978年3月，我被錄取到高郵師范，去登門拜訪方老師，方老師怎么也想不起有我這么一個學生，他對陳堡中學的記憶也幾乎是零。我說，我想學物理，想當天文學家，方老師說，物理學不是先進學科，生物學才是前沿學科，“21世紀是生物學的世紀”，我當時不知生物學為何物，只是覺得很好奇。不久，方老師考到南京藥科大學讀生物學研究生了，他當時還不是本科生，足見其優秀。方老師沒有成為知名生物學家，但和他一起插隊到興化的饒子和成了著名的生物學家。

多年以后，我女兒選擇了高分子生物學作為專業，并且成為一位年輕的生物學家。我不知道和方老師、饒子和院士之間有沒有一點關聯，高考我幫她選擇專業的時候，只是下意識地選擇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和方老師一起在我們學校任教的另外一位南京知青，一直在陳堡中學任教。他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一是他愛拉小提琴，二就是他的“武術書”。

小提琴在鄉下絕對是稀罕之物，這位老師有一把從南京帶過來的小提琴，平常不給我們看，只在周末的時候，才拿出來拉一拉。1975年的中秋節，我作為學生干部值班，晚上聽到小河畔傳來悠揚的琴聲，去一看，他在那里練琴，居然還拉的是《南京知青之歌》。我說這是知青之歌啊，他說，不是，是《廣闊天地煉紅心》，然后收琴，回宿舍。

小提琴太好聽了，我幾次吵著想讓父母買一把，我說拉得好，將來可以進部隊文工團。父母被我鬧煩了，買了一把二胡，說，先練兩根弦的，再練四根的。當時好幾位同學都買了二胡，估計和我的心思一樣。那一陣我天天在家拉二胡，起早貪黑地拉，但天生樂感差，所有的同學都比我拉得好。我的小提琴夢想自然遙遙不可及。而另一位同學的父親是個公社干部，他買了一把小提琴，讓校內外的女青年羨慕不已。他自己是農村戶口，后來娶了一位城鎮戶口的姑娘，據說是那把小提琴結的緣。

“武術書”的故事是因為社會上有些青年到我們學校去尋釁滋事，同學們又打不過這些社會青年。一次他們圍著學校吵鬧，他在宿舍忍無可忍，走出來，對他們呵斥道：你們再不走，我用武術書打你們！

大家都聽愣住了：武術書？什么招數？

我說：這位老師是南京一中的，是韓大俠的同學！

眾人立即作鳥獸散。

八

演員馬軍勤最早演過《珊瑚島上的死光》的女主角夢娜，后來演過《烏龍山剿匪記》的主角，我是她的粉絲。后來在省文代會上認識，她聽說我是興化人，就說當年她插隊就在江都的小紀鎮，和我們的鎮接壤，一下子就感到很親切。她愛好文學，喜歡寫散文，于是便有些往來。

記得有一次她約我參加一個知青的聚會，說有很多的故事可以寫。我去了才發現，飯店是一個蒙古族風格的酒店，參加聚會的大多是插隊在內蒙古鄂爾多斯的知青。我當初以為只是知青的一種懷舊情結，等我后來去過康巴什，才知道一千多名南京知青在這里和內蒙古各族人民結下深情厚誼，有的娶了當地的姑娘，有的嫁到那里，有的還一直在那里當老師，直到退休才回到南京。我們現在都知道北京知青在陜西的故事，也知道上海知青在西雙版納的故事，都因為史鐵生的《我的遙遠的清平灣》、葉辛的《孽債》廣為流傳。但很少有人知道南京知青在內蒙古的故事，南京知青在內蒙古的故事只是沒有名作家的名篇，因而很少有人知道。

那天晚上，我聽他們講了南京女知青送羊的故事，其艱苦是一般人難以想象的。牧區給國家交任務羊，沒有汽車運輸，需要徒步走三十天時間把羊趕到包頭。這一路徒步趕羊的辛苦一般人忍受不了，當地的牧民也不愿意去。年僅十七歲的南京女知青寧衛，為了在艱苦的地方鍛煉自己，學習紅軍長征的精神，硬是跟大隊爭取到了往包頭送羊的機會，成為送羊小組里唯一的女孩。

1969年10月上旬，送羊小組從康巴什出發，他們三個人趕著一千只羊和一頭牛出發了，牛是作為保障的“裝備”，馱著他們的鋪蓋和口糧。他們每天天一亮就出發，天黑的時候，才能尋找到一戶牧民家住宿。第二天清晨繼續出發，天蒼蒼，野茫茫，四周杳無人煙，伴隨他們的只有牛羊。

路越來越難走，不是高高的沙丘，就是低洼的荊棘林。羊蹄踏起的塵土灰蒙蒙的，飄落在人臉上和頭上，都積了厚厚一層，嘴巴和鼻子里也全是沙土。羊鉆進荊棘林里，寧衛往出趕羊時把衣服和臉頰手臂都劃破了，傷痕累累。寧衛看著衣衫襤褸、血跡斑斑的自己，覺得特別難受，想號啕大哭一場，卻流不出一點眼淚。他們日復一日地行走，從深秋走到冬天，寒風凜冽、河水結冰。最難熬的莫過于夜晚，為了照管羊，趕羊人只能睡在羊群旁邊，冷得一宿一宿蜷縮著身體顫抖到天亮。一天晚上，寧衛沒枕頭，老鄉撿來一只破壺讓她枕上，后來才知道那是只尿壺。

為了節省時間，他們一天只吃兩頓飯，每頓都相同，都是現擠的羊奶泡干硬的餅子，胃餓得火燒火燎。剛開始，寧衛雖然餓得難以忍受，也不想咽一口干餅子，過幾天胃才慢慢接受那些從來都沒有遇到過的食物。

寧衛腳上磨出血泡，鉆心的刺痛讓她步履艱難，盡管如此，他們還是要管理好一千只羊，一只也不能少，不僅是賠不起的問題，還是政治問題。最難的是數羊，寧衛自以為在學校數學好，但她怎么也數不清來來回回走動的羊。還是牧民大伯有辦法，他憑多年經驗能夠數清楚羊的數量。一千只羊要一只不少地交到包頭，即使是病了死了也得帶過去。途中有一只羊的后腿受傷，不肯走了，可是不能丟下它，牛已經不能再負重了。寧衛一咬牙扛起了這只羊，硬撐著走了幾天。

經過三十二天的艱難跋涉，他們終于到了包頭肉食品加工廠。廠里許多人聽說送羊小組里有個南京女知青，感到很好奇，都圍攏過來看這位十七歲的姑娘。她頭發亂得像草原上一把大沙蓬，身上的薄羊皮襖被羊糞尿浸染成黑一片黃一片，像塊硬鐵板，散發出一股羊尿臊味，由于走路太多，鞋子大張口，五個腳趾全露在外面。廠里的工人在心疼這位南京城里的小姑娘的同時，又豎起了大拇指：南京知青了不起！

九

那時候我們小鎮上有一個縫紉機店，其實不是賣縫紉機的，是做服裝的，鎮上不叫服裝店，叫縫紉機店。店主人是位漂亮的少婦，知青們稱她“縫紉西施”，我后來才知道知青們是從魯迅《故鄉》里的“豆腐西施”轉化而來的。這位縫紉西施長得水蜜桃般嬌嫩，臉色白里透著那種誘人的桃紅，是桃花初開的粉色，身材妖嬈動人。知青們經常到她店里去做衣服、補衣服，做衣服是要量身材的，她拿著皮尺在知青身上比畫著，知青們很享受的樣子。

當然基本都是男知青去的，很多知青量好尺寸以后，并沒有去供銷社買布做衣服，過幾天再去量。有一次我母親夸她生意好，她說：他們就是來量衣服，也不真做，看上去熱鬧吧。縫紉西施是我母親的徒弟，她原先沒有工作，她的公公婆婆是我父母的朋友，就讓她跟我母親當學徒，踩縫紉機，做服裝。我母親說，她心靈手巧，是帶的徒弟當中最聰明的。她自己開店以后，生意很好，人氣很旺，父親對母親開玩笑說，教會徒弟餓死師傅。母親說，不會，都是靠手藝吃飯。

后來發生了一件事，讓我至今難忘。一天半夜，我們一家剛睡著，突然傳來了急促的敲門聲，是她婆婆敲門：老王，老王，快來，要出人命了！

原來西施的公公婆婆被派到村里的供銷點上班，丈夫又出遠門，西施和一位英俊的南京知青“好”上了，風言風語很快傳遍了小鎮。這天晚上，她公公婆婆丈夫帶著幾個壯漢捉奸在床，將知青捆綁起來，往死里整。她婆婆一看事情鬧大了，就趕緊來我們家，因為我父親和她公公以前是同事，也是朋友，她又是我母親的徒弟。一是可以調解一下，二是此事不會外傳。

我趁父母不注意，也跟著去了。被綁的那個知青是個卷毛，瘦高個，穿著花格子短袖，臉型是個“羅馬尼亞臉”（當時可以看到羅馬尼亞電影，男主角都是帥哥），嘴角隱隱看到一絲血跡。西施躲在里屋嚶嚶地哭泣，聲音很細，我母親去里屋安慰她。

父親說，趕緊放人吧！她公公說：不行！你當著老王的面說一說，誰勾搭誰的？

知青想了想，說：是我勾引她的，都是我的錯。

我父親說：年輕人啊，心野啊，趕緊認個錯！

她公公對知青說：看在老王的面子上，我放了你，今天不送你到公社，去了進看守所，以后還回不了城，但你要答應兩個條件：一、以后不許再到這里來，再來打斷腿！二、也不許其他知青來，來了一樣打斷腿！

知青點點頭。

之后，縫紉西施的店冷清了很多，知青們不來串門了。

那天晚上，臨走時她婆婆再三告誡我：小伙，別亂講，難為情的。

在寫這篇文章之前，我一直沒講過。

十

2024年的7月，我回老家興化參加“詩畫田園”活動，遇到了一位從南京來掛職的年輕女干部，談話間聊起為什么選擇興化。她說，我爸爸是知青，當年插隊就在興化，對興化有感情。再一問，他父親插隊在周莊野里溝，我倍感親切，我說我小時候經常去那里的知青屋玩，我應該認識你爸爸。她說，我媽媽就是野里溝當地人。我想起了當年一個叫紅小的女青年，和姓吳的南京知青戀愛并結婚了。當時知青屋的人勸他不要結，村里人也勸紅小不要嫁給知青，因為知青回了城，離婚是看得見的事情。他們倆堅持結婚，生下孩子之后，紅小的父母怕將來離婚，讓孩子姓了女方的姓。后來知青小吳返城了，當時出現了離婚潮，但小吳兩口子并沒有離婚，小吳將農村里的妻子帶回城里。這位掛職的女干部就是他們的后代。時光如煙，生命如莊稼一樣一茬又一茬。

她說，興化是我們的根。

我想起了知青當年用得最頻繁的一個詞———“扎根”，他們走了，留下的種子卻在生根、發芽、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