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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世海通以來，中外關系變化，新增諸多“交涉”之政，“交涉”之學遂而勃興，同時也產生數量龐大、性質各異的“交涉”相關文獻史料。在近代中外關系文獻的整理與利用方面，經數代學者辛勤耕耘，積累豐厚，而今人揆時度勢，再辟蹊徑，猶可追跡前賢，后來居上。由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組織，戴海斌、張曉川執行主編之《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繼五年前刊行第一輯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近日又推出第二輯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參與《叢刊》工作的整理者多為國內外活躍在研究第一線的高校青年學者，大家都認為應該本著整理一本，即深入研究一本的態度，在工作取向上表現為整理與研究相結合，每一種資料均附有問題意識明確、論述嚴謹的研究性導言，這也成為本項文獻工作的一大特色。今次擇其數種，由整理者自述心得，就各類型文獻的特色及其史料價值，予以紹介說明。本文為該系列推送的第四篇。

《近代中外交涉史料叢刊》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1889年10月11日《申報》刊登袁保齡去世，靈柩自天津起運回陳州的消息：

直隸候補道總理海防營務處袁子久觀察因病逝世。筮期本月初四日舉襄扶柩回籍，喪儀并不煊赫。除平常執事外，計銜牌數對，有奉旨入城，奉旨照軍營立功后賜恤等字樣。靈船停泊茶店口火神廟前，護以炮船兩艘云。

在并不煊赫的喪儀之后，由兩艘北洋炮船護衛袁保齡棺槨自海路返回陳州，這也許是對袁保齡夙著勛勞的慰藉。在此后的40多天，11月28日，袁世凱自朝鮮發回家書，其中寫道“四叔大人靈柩已抵陳，大事了已太半，弟心事亦稍減”。也就是說，袁保齡靈柩在此時已經抵達陳州袁氏墓園，與其兄袁保恒之墓相伴，安葬在其父袁甲三墓地之側。此刻居于朝鮮的袁世凱正是嶄露頭角之時，風勢頗盛，兩次家書中以“心緒大亂”“大事”來表達其對四叔父袁保齡去世的哀痛之情，袁保齡在其心目之中具有無可替代的位置。

1911年7月11日《申報》登載了以下消息：

五月初三日（中略）又奉諭旨。都察院代奏河南京官吏部右丞孫紹陽等呈稱，已故道員袁保齡勛勤卓著，遺愛在人，懇請宣付史館立傳一折。袁保齡生平事跡著宣付史館，附列袁甲三傳后。欽此。

李鴻章在光緒朝為袁保齡請恤的內容得以實現，而孫紹陽在宣統朝為袁保齡請求將事跡“宣付史館，附列袁甲三傳后”，并未得以實現，及至民國時期開始編纂《清史稿》《清史列傳》等在內的諸多人物傳稿中并未載有袁保齡傳記。從此，袁保齡的名字開始隱沒于近代歷史的汪洋大海之中。

袁保齡著，孫海鵬整理：《袁保齡公牘》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

一、袁保齡其人其事

袁保齡，字子久，一字陸龕。河南項城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生。父袁甲三，字午橋，道光十五年（1835）進士。以漕運總督病卒于陳州，謚端敏。兄袁保恒，字小午，道光三十年（1850）進士。光緒二年（1876），調刑部侍郎。次年，河南大旱，保恒受命襄辦賑災事務，遂因感染時疫遽卒于賑所，謚文成。族兄袁保慶（1825-1873），字篤臣，咸豐八年（1858）舉人。同治十二年（1873）卒于任所。

袁保齡（1841-1889）

光緒七年（1881），六月，直隸總督李鴻章以袁保齡“諳習戎機，博通經濟，才具敏捷”疏調辦理北洋海防營務諸差。光緒八年（1882）十一月，受命赴旅順口督海防工，兼辦水陸軍防務。

光緒九年（1883），與毅軍統領宋慶、天津鎮總兵丁汝昌、津海關道周馥、北洋沿海水陸營務處道劉含芳、德員漢納根等人察勘妥籌，次第興作。自此，于旅順口開山浚海，壘臺設炮，工大費巨，艱苦卓絕。中法戰爭期間，興筑炮臺，自天津架設電報線纜至旅順，聯合水陸諸軍備戰。光緒十年（1884），十一月，朝鮮發生“甲申政變”，袁保齡于旅順口審時度勢，籌濟策應。李鴻章奏派袁保齡從子世凱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務。光緒十一年（1885），旅順口興建海防工程次第竣工，凡軍械庫、陸軍藥庫、水師藥庫、子彈庫、煤庫、糧庫、官兵住房等庫房工程，電報局、魚雷營、水雷營、水陸弁兵醫院等局營工程，旅順口諸要塞黃金山、嶗嵂嘴、威遠、蠻子營、母豬礁、饅頭山等炮臺工程漸次竣工，海防工程初具規模。是年八月，慶軍移防至金州大連灣及旅順口地區，自此，旅順口陸軍有毅軍四營、慶軍六營、護軍兩營等駐防。

光緒十二年（1886年），三月，與洋員善威就船塢施工用料、購置設備、工程進度等事發生爭執。十月，受命與法商德威尼展開旅順口船塢第二期工程談判，是月下旬，與周馥在天津北洋行轅就法商包造旅順口船塢二期工程之事簽字畫押，猝發中風，左體偏癱。光緒十五年（1889），二月，張佩綸來訪。七月，病卒于天津寓所。十月底，歸葬陳州。李鴻章奏請照軍營積勞病故例優恤。詔從之，賜祭葬，贈內閣學士。

袁保齡去世之后，其生平經歷已經成為了文獻中一行行文字。至光緒三十年（1904），袁保齡第六子袁世傳決定編纂《項城袁氏家集》，自此將袁甲三、袁保恒、袁保慶、袁保齡等人的部分文獻編纂成集。聘請丁振鐸、陳善同兩位進士擔任總纂，并且約請同為進士的顧祖彭等人擔任校對。袁世傳敦請丁振鐸等人為編輯《項城袁氏家集》，歷時八年方才告成，有皇皇56冊之巨。作為《項城袁氏家集》中卷帙最多的部分，袁保齡《閣學公集》保存了較多與旅順口海防建設有關的文獻，當此書刊成之時，距離袁保齡去世已有二十余年。

袁保齡《閣學公集》共20卷，包括卷首一卷、公牘十卷、書札四卷、書札錄遺一卷、文稿拾遺一卷、詩稿拾遺一卷、雪鴻吟社詩鐘二卷。

袁保齡《閣學公集》書影

公牘十卷中收錄自光緒八年（1882）九月十九日始，至光緒十三年（1887）十月二十日共計231篇公牘。內容中除少數幾篇是向張樹聲稟報之外，其余均為向李鴻章請示匯報旅順口澳塢工程進展情況以及北洋水陸軍防務事宜。公牘涉及到旅順口港口系列工程項目預算、簽訂合同、施工、驗收、維護，從國外采購新式機器、武器的配置、使用，洋員交涉與中方施工人員管理，北洋船舶及施工物資調度調撥等內容。

袁保齡公牘十卷非常集中地呈現出袁保齡在旅順口海防營務處工程局任總辦時期的事功，將公牘與書札及《袁氏家書》中的相關內容對讀，能夠比較詳盡地展現出彼時旅順口興造營建過程以及袁保齡的個人理念，同時，圍繞著旅順口海防工程建設這一主題的展開，袁保齡與李鴻章、張樹聲等主管上司，與李鴻藻、張佩綸、章洪鈞、張之洞等師友，以及和周馥、劉含芳、丁汝昌、漢納根、瑞乃爾、善威等人就海防建設協作與溝通等問題，庶幾構成了一張光緒八年（1882）至十三年（1887）之間北京、天津、山海關、營口、旅順口、大連灣、威海衛、煙臺，甚至包括朝鮮馬山、平壤等地在內的錯綜復雜的北洋網絡圖。另外，袁保齡任職旅順口海防營務處期間，適逢朝鮮發生壬午、甲申兩次事變并且與中法戰爭糾纏于一起，以袁保齡為核心的旅順口海防營務處因應突發事件的全過程，在《閣學公集》中有比較詳盡的敘述。

1984年，臺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了王家儉所著《中國近代海軍史論集》，是書收錄了《旅順建港始末（1880-1890）》一文。2008年，此文作為《李鴻章與北洋艦隊：近代中國創建海軍的失敗與教訓》中的第六章《軍港與基地的建設》第一節部分，由三聯書店出版。兩篇文字內容略有修改。王家儉在文章中詳盡討論了旅順口建港過程，尤其是以《閣學公集》中公牘、書札部分為主要文獻，第一次比較全面地論述了袁保齡及其團隊在旅順口海防建設過程，客觀公允地評價了袁保齡的歷史貢獻。1991年，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姜鳴所著《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此書出版二十余年以來，經過作者多次補充修訂。其中多處涉及袁保齡之事，與王家儉不同之處在于，姜鳴將袁保齡置于更為廣域的近代歷史范疇內展開討論，尤其是在“二李一張”之間，即袁保齡在李鴻藻、李鴻章以及與張佩綸之間所充當的獨特角色進行了討論。自此，袁保齡再一次進入近代史研究者的視野。

袁保齡公牘問世一百多年以來，迄今尚未有一個完整的整理本，偶爾為學者所征引，也僅限于某個有限時段或者地域，大抵將袁保齡鎖定于旅順口海防建設時期（1882-1887），尤其是局限于后期船塢工程。這無異于以管窺豹，作為北洋水師前期建設群體之一的旅順口海防工程團隊主要領導者，同時作為北洋水師前期防御體系構建的主要參與者，從這兩個角度講，對袁保齡個人經歷及其事功的研究無疑是缺失的。

二、袁保齡與旅順口海防建設

1882年11月11日，袁保齡從煙臺發出《暫借小輪應用并請飭塢趕造稟》：

竊職道等于九月二十八日叩辭，敬聆鈞訓后，于二十九日帶同在事員弁并邀同漢隨員納根等乘豐順輪船，三十日卯刻開行。仰蒙憲臺福庇，波平浪靜，駛抵煙臺。現經換坐超勇快船，定于初二日卯刻開行赴旅，一切情形容俟到旅后續稟。

此時，袁保齡即將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時期——“是年冬，赴奉天旅順口督海防工，兼辦水陸軍防務” ——全面接收旅順口海防建設工程。在家書中，袁保齡不無得意地表達了自己此刻宏圖初展的心境，“初三早九點鐘至旅順，停泊口內。沿途微風不動，波如鏡平。初次泛海，仰荷神庥，差以自慰。輪船不遇風，行大洋中，鼓輪破浪，亦真人生一壯游也”。并計劃在兩天之后“開輪周歷小平島、搭連灣、威海衛各海口，周覽形勢”。 在此之前，袁保齡曾經受李鴻章委派“奉檄履勘沿海，通籌形勢”，認為旅順口“跨金州半島，突出大洋，水深不凍，山列屏障。口門五十余丈，口內兩澳。四山圍拱，形勝天然，誠海軍之要區也。于此浚淺灘，展口門，創建船塢，分筑炮臺，廣造庫廠。設外防于大連灣，屯堅壁于南關嶺，與威海各島，遙為聲援。遠馭朝鮮，近蔽遼沈，實足握東亞海權，匪第北洋要塞也”。其贊同李鴻章所確定的在旅順口營建海防基地的方略，雖然對旅順口一地自然地理條件做為重要考量，但是袁保齡比較清楚水陸聯防的重要意義，且不囿于法侵朝變之一時，也不局限于旅順口、威海衛兩地北洋海防要塞，其將眼光拓展至東亞地區，尤其是袁保齡對“海權”的認知雖然并不十分明確，卻也難能可貴，不能說是卓識，而遠見尚是具備的。所以袁保齡在初到旅順口不久寫給李鴻藻的書札中說：

保齡于九秋之末，航海過煙臺，十月初至旅順。此地形勢，負山面海，可戰可守，若經營鞏固，則北洋水師方有歸宿，與登州附近各島為犄角之勢，以固津沽而衛畿輔，固不特遼沈屏蔽。通籌應辦各工，由筑壩而浚澳，而船塢，而大小炮臺以及疏鬯海口，建庫儲械，布設水雷，聯外防于大連灣，屯堅壘于南關嶺，用帑當在三百萬，每歲舉五十萬為之六七年，或略有可觀。

袁保齡在寫給多位友朋的書札中均有過類似表述，不難看出其勃勃雄心。其核心內容可視之為在興辦旅順口海防諸項工程同時，側重于水陸聯防，并將此時尚是大海荒山，人煙稀少的旅順口視為新生城市，開始投入大量帑銀及人力物力，聘請洋員為顧問，浚海開山，購炮練兵，“至是規劃建筑”。這可以理解為袁保齡對旅順口一地包括海防建設、民生建設等內容在內的總體建設規劃，此后5年時間里，袁保齡也一直按照這一規劃設想，在中外僚員及毅軍、慶軍、護軍等駐兵配合下展開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海防工程建設。

旅順口老虎尾半島西人字墻防御工程

袁保齡自光緒八年十月初三日（1882年11月13日）清晨抵達旅順口，至光緒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1886年10月19日）在天津節署突然發病，旋留養于天津，前后總計5年時間。在此期間，“旅順建港的諸多重大工程，皆于其手中先后完成。由于工大事繁，不論在人事、經費與工程技術等方面，均曾遭遇到無數的困難，卒賴其赤忱、定見與魄力，始得一一克服”。 王家儉對任職旅順口營務處工程局期間的袁保齡的這一評價頗客觀公允。

袁保齡接管旅順口海防建設之后，可將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光緒八年（1882）初冬開始，方興工建設的船塢輔助工程攔海大壩、石備壩等工程因中法戰爭而暫時停止。第二階段是從光緒九年（1883）至光緒十一年（1885），由于需要防御法艦北上，而轉為全力以赴修建黃金山、嶗嵂嘴、老虎尾等炮臺和魚雷營、水雷營、電報局等工程次第完工。第三階段是從光緒十二年（1886）初開始至是年十月袁保齡發病為止，這一階段主要是船塢建設工程，而此工程前期由袁保齡指揮施工，善威襄助，由于施工材料、技術等原因，袁保齡與善威之間發生爭執，無法順利施工，后期則與法國商人德威尼談判，擬包工給法商，所以船塢工程并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旅順口自然地理條件優越，戰略位置重要，而氣候條件惡劣，加之人口稀少，各種資源均為匱乏，食物藥物、建筑物資、施工勞力嚴重稀缺，這對滿懷信心初到旅順口的袁保齡來說是前所未料的，其在給吳重熹（1838-1918）書札中不無擔憂地寫道：

不學之身于土木會計均非夙習，加以停泊鐵艦、修建炮臺，半須參用西法，與各項工程迥別，絕無軌轍可循，不知將來如何隕越。夙夜惴惴，若臨淵谷，公愛我深，其何以教我？

包括壩澳、船塢、炮臺、廠房等工程以及槍炮、艇船、魚雷、水雷等科技技術在內，袁保齡對此幾乎一無所知，因而其所面臨的情況更加嚴峻。旅順口海防營務處工程局先后從德國購買了大量機器及武器裝備，在挖泥疏浚海澳、營造水雷營、魚雷營和諸多炮臺過程中，袁保齡需要借助于外籍顧問及其他工程技術人員。

旅順口海防建設工程中，港口修建費用達到二百余萬兩白銀，炮臺、營壘、廠房及槍炮、魚雷、水雷等配套設施和武器裝備費用達一百多萬兩，總體花費超過三百萬兩白銀。

船塢工程為旅順口海防建設核心工程之一，施工難度高，可資借鑒的施工經驗少，工程浩大，花費甚巨，且時間緊促，不容再為拖延。面對如此艱巨的施工任務，作為主其事的袁保齡事無巨細，凡建塢工程中的一切施工規劃、財務預算、添購機器、人事協調、監理施工、溝通外員、物料調撥均需要其精心考量，每事具稟，逐一落實。而且需要隨時和位于天津的水師營務處、海防支應局、軍械局、機器制造局、大沽船塢等衙門的主要官員匯報工程進度，協調人員配備，溝通器械有無，呈報稟牘，申請款項，核算報銷，往來公牘不斷，身為旅順口營務處工程局總辦的袁保齡所面臨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所盼樓船奮武，橫海宣威。焉得如李壯烈者數人而與之縱馳渤海乎”。袁保齡不辭辛勞，苦苦支撐。袁保齡素以辦事“得力”著稱，謹慎敦厚，勤勉踏實，老成持重，辛苦異常，從光緒九年（1883）至光緒十一年（1885），是袁保齡一生中的高光時刻，幾乎沒有閑暇之時，這一期間，袁保齡主要事功是圍繞著工程與布防展開。

袁保齡并不排斥西學，但是由于其身處時代與從學經歷，對西學并沒有系統了解，形成認知空白。揣摩洋員意圖，分析審核施工方案，對于這位科舉出身的官員來說無疑是困難重重。光緒十二年十月（1886年9月）開始，周馥、袁保齡、劉含芳等人著手和法國承包商德威尼進行旅順口船塢工程談判。也就是在此談判過程中，袁保齡積勞成疾，突然發病。

袁保齡與北洋同僚合影

在一次一次危機發生之時，因為袁保齡的職業身份和所處的戰略地理位置，責無旁貸地被卷入歷史的漩渦之中，就袁保齡個人來說，其兩年中所經歷的無疑是宏大歷史中的緊張時刻，從袁保齡的敘述角度來看，又是碎片化的，帶有瑣細微小的歷史敘述特點，無論如何，袁保齡還是用自己的記錄呈現出了并不完善的，也終究不可能完善的個人經歷，此種呈現，可視為袁保齡留給后人足夠廣域的討論空間。即便如此，袁保齡及其施工團隊，包括為數眾多的洋員在內的海防建設先行者們卻開始隱入歷史的幕后。這些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規劃者、建設者們，還有數以萬計的夫工、士兵，這些曾經參與過旅順口海防建設，并創造了那段被書寫了的歷史的人們，其所作所為，所思所感漸漸被忘卻。

袁保齡是一位“中等人物”式的人物，具有顯赫的家庭出身，卻沒有考中進士；能夠獨當一面，卻未能成為一方都撫；游走于“清流派”門墻，卻任職于“洋務派”系統之中；舊學有所積淀，思想卻在新舊之間；掌管新式工程，卻不通新學；做不成達官顯貴，又與一介草民相去甚遠，在袁保齡身上看到了各種順風順水的早年經歷，也裹挾著后期無盡的遺憾。

袁保齡遺留下一片和海防夢想有關聯的冰冷建筑。從光緒八年（1882）開始的包括海門工程、庫房工程、電報局、魚雷營、水雷營、水陸弁兵醫院、炮臺工程、澳塢壩岸工程等數大項工程在內的旅順口海防工程體系建設，總耗資將近200萬兩白銀。僅炮臺工程一項，包括了黃金山炮臺、嶗嵂嘴炮臺、老虎尾炮臺、威遠炮臺、蠻子營炮臺、母豬礁炮臺、饅頭山炮臺等13座炮臺環繞在旅順口周邊高山之巔，70余門各口徑大炮拱衛著李鴻章精心設計的北洋水師“老營”旅順口，就累計花費白銀30余萬兩。這所有的遺產帶著袁保齡及其施工團隊的夢想，風雨飄搖中，一場帝國中興的夢想，幻滅于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之役。

三、結語：風雨天涯夢

晚清兩次海防籌議的時間為同治十三年（1874）至光緒十一年（1885）之間的11年。袁保齡出任旅順口營務處工程局總辦的時間為光緒八年（1882）至光緒十五年（1889）之間的8年，后3年因病休養，不再問事。將兩個時間段落相疊加，袁保齡作為北洋屬吏直接參與了從光緒八年（1882）至光緒十一年（1885）之間的海防籌議與海防工程實踐。自光緒十二年（1886）底，袁保齡因病不能任事，直至光緒十五年（1889）病逝，在近3年時間里，正是北洋旅順口海防建設工程驗收并投入使用之時，北洋水師亦在此時成軍。

由于袁保齡海防實踐經歷時間較短，很難將其海防思想與實踐分期。事實上，袁保齡在旅順口的海防實踐正是在實驗、調整、完善、總結的過程中同步完成的，具有明顯的探索性和不完整性。

袁保齡是晚清以來唯一的一位將自己的海防思想與海防建設實踐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官員。袁保齡既充當了海防戰略規劃者，又充當了海防工程建設者，他的海防思想中的危機意識、責權意識、體系意識、預見意識仍然值得當代借鑒。袁保齡始終強調海陸并重、能戰能守的海防戰略思想，并以一座旅順口軍港實現了自己全部的海防戰略構想。

與周馥、劉含芳、丁汝昌等人一樣，作為李鴻章北洋海防建設構想的執行者之一，袁保齡始終不渝地貫徹著將旅順口一地建設成為北洋水師“老營”的設想。李鴻章先后八次赴旅順口考察，對此一地的重要性有十分明確的認識，“竊維渤海大勢，京師以天津為門戶，于津以旅順、煙臺為鎖鑰”。 袁保齡對此認知是異常清晰并敏感的，其研究海防工程的施工細節，盡力使得旅順口機械修配、軍事配套設盡快完善——一如天津大沽，審察內外形式，調撥更多的水陸防軍，建立一系列的規章制度，規范管理軍火庫、機械庫、水雷營、魚雷營和駐軍，籌備應對隨時發生的戰事，以期達到李鴻章的戰略構想，并能迅捷投入實戰。袁保齡始終強調水師、水雷、魚雷、炮臺、陸軍協同作戰，互收攻守之益，這一考量是在御敵于洋面與防守于陸地的多角度設計，實際上當時旅順口海防設施的完備程度與陸防駐軍能力，尚不足以實現李鴻章、袁保齡的設想。

從黃金山炮臺俯視旅順口東澳與船塢

今日旅順口

袁保齡從朝廷中樞所在的內閣，再到偏遠地方所在的旅順口，從文化地理的角度來看，是一個與中央漸行漸遠的過程。與之相反，在旅順口的袁保齡卻距離世界更近，其眼界呈現出了漸次拓寬之勢，從旅順口一地出發，放眼包括朝鮮、日本、俄國在內的東北亞地區，更為遼闊的認知是在新式武器引進過程中，洋員和洋商頻繁交往中的間接遠望和想象。

袁保齡或許是在重新檢視已然失去了的那個輝煌帝國的幻影記憶，是遺憾，也是自信，或者說是補救，以及成仁取義的價值觀追求。這一點對袁保齡而言，即便是虛無縹緲的，無功而返的，也是很有人生意義的高尚舉措。袁保齡一直在嘗試一種可能——來自國家的訴求，來自袁甲三、袁保恒家族榮光的延續和期許。袁保齡用文字記錄的是表現層面的，作為呈現層面的還原過程卻需要更多的討論。從呈現層面分析，袁保齡的人生經歷集中體現在了旅順口一地，其施工倫理，因應態度，是在李鴻章等人駕馭之下的具體實施過程，可視之為一個被操縱和壓制的“中等人物”形象。在這一形象中，仰視袁保齡的上司，平視袁保齡的左右同僚，俯視袁保齡僚屬及眾多無名勞作者們，庶幾可重現并重建其生存的歷史環境。身處于中法危機、中朝危機之中的夢想者們清醒地意識到危機的存在，如何長久因應，并未作為一個問題被提出，而僅作為解決眼前問題的堵塞或者疏通方案而已。

“同光中興”的光環之下，是四處危機的浮現，從某種意義上說，中興是危機的夢想結局，危機則是中興的噩夢開端，當危機在不久之后如期到來之時，例如光緒二十年（1894）及其以后的紛繁復雜事件，如一場早已預料到的狂風暴雨席卷傾瀉而來，王朝的夢想者們再一次開始設想，在拒絕改變自我立場的前提下，圍繞著某一利益而形成的派系集團，掌控著暫時勝利者的優先話語權，重復以往圖以自強的經驗與既得利益，期待“中興”之夢往復不絕。這正如同袁保齡在寫給錢應溥的書札中所說：“時政極有振刷氣象，第恐文法太密，吏議太苛，庸庸者得以周旋無過，而豪杰之士終不獲一有展布。天下事阽危至此，若非得奇才異能相與共治，吾恐十余年后，老臣宿將志氣益衰，專靠一般精妙絕倫之小楷試帖未足當此四方強敵也”。反思袁保齡在同治末年至光緒初年這一時期的事功，建設海防之雄心壯志與畏忌朝野參劾之膽戰心驚間存在著無法調和的矛盾，袁保齡很清楚終究會有一戰，這一戰只是時間早晚，換言之只是朝廷在面對持久以來的外來尋釁者的時候如何抉擇，故此，袁保齡在與錢應溥書札中的表述不無憂憤之情，其平生功業的歷史意義或許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