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確知張英的年齡，也沒打聽過他的出身和經歷，從我認識他時，他好像總是保持著一樣的體態、一樣的表情，既不顯得年輕，也不見慢慢變老。與他見面，總讓人覺得他是剛剛從另一場合趕來，而且后面還有急活兒等著。他似乎總是在路上。但張英又給人一種可以沉靜下來好好聊一聊的好感。

他是一位好記者，而且特別懂文學。或者說，他就是帶著濃厚的文學情結去做記者的。當然，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為了當好記者，完成好一篇訪談，他每每要下作家收集素材、構思作品，學者搜求資料、整理觀點的功夫。而所有這些工作，又不會模糊他的記者身份，從未磨損他的職業敏感以及談鋒上的犀利。這樣的文學記者真的不多。

日積月累，張英的作家訪談頗具規模，而且采訪對象、訪談節奏、對談風格十分相近甚至統一。現在，他要把這些作家訪談文章集成書，名曰《文學仍然在場》《只為內心寫作》。凡稱“課”者，勢必是認為可以為人授業、解惑，張英的這本書是否也有這樣的抱負和作用呢？我看過后的答案是：可以有！至少我自己讀過后收獲頗豐。

這是一次懷著對文學的敬意、對作家的真摯感情展開的對話之旅。長期以來，張英在北上廣等不同城市間往來穿梭，在不同媒體上奮筆疾書。對活躍在中國當代文壇、創作上取得重要成就且為讀者所熟知的著名作家進行訪談，是他在變動不居中堅持了20余年的事業。如今這些訪談集結成冊，可謂洋洋大觀，頗有陣勢。這些訪談并非蜻蜓點水式的三段式提問，而是圍繞一些重大的文學問題、作家曲折的人生經歷、作品中的某個細節或某種風格展開深入探討，能夠激發作家的對談熱情，將一次原本淺直的采訪轉變為一場容量極為豐富的圍爐夜話。

為了達到這樣的對話效果，張英不僅以自身的文學素養和文學夢想作為對話前提，更要為每一場對話做充分的準備。他需要閱讀訪談對象的幾乎所有作品，熟知對方的人生經歷，并且要對這些作品從思想到藝術、從內容到形式進行多方位的準確把握。他會與這些作家就某一部作品中引人關注、頗有爭議的部分展開帶有“對撞”意味的探討。比如在與王蒙的訪談中，他們就其小說《這邊風景》的創作歷程、時代印跡、當代價值以及人物塑造、藝術風格等方面進行了深入討論。與張英的對談，是我讀到的關于王蒙這部長篇小說最詳盡的分析和論述。在與莫言展開的漫長談話中，莫言各個時期創作的特點、重要作品的形成過程及自我評價，也都得到了充分闡述。

不僅如此，張英還同這些大作家們就文學閱讀、文學經典的評價、文學影響的向度和選擇等話題展開了深入討論。比如，在與馬原的對話中談到了霍桑的《紅字》和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與余華討論了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世界性影響；格非對世界文學范疇內“長河小說”（如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各部之間關系松散，甚至毫無關聯”的特點進行了分析；遲子建則談到了川端康成《雪國》里的一個細節，以此印證其在短篇創作中展現出的大師風范。這些討論不僅豐富了內容維度，也為研究作家們的審美理念、閱讀偏好、觀察世界的方式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補充。這些信息即便對專業研究者和評論家而言，也是十分珍貴的一手資料。

這是一部具有問題意識、在尊重前提下展開平等對話的交流之書。在每一篇對談中，張英始終保持明確的身份意識——他是來做訪談的，充分尊重訪談對象是前提，聚焦訪談對象個人的創作歷程和文學觀念是重點，激發他們分享文章之外的文學見解是策略。尊重訪談對象看似是一句簡單的禮貌用語，實則蘊含豐富內涵。他必須熟知一位作家在創作上有哪些分期，風格上有哪些演變，讀者反饋尤其是評論家們有哪些關鍵性評價，等等。除了掌握這些信息，張英還要求自己做到：一定要有獨立觀點，絕不做“為什么寫這個”“今后還有什么打算”這類人云亦云式的提問者。但同時，也要避免以專家自居，杜絕成為仿佛掌握了不可更改的創作原理，或自認為可以代表所有讀者進行詰問的自負之人。

這樣的分寸拿捏起來并不容易。我所說的“拿捏”，并非訪談時臨時擺出的某種姿態，而是由深厚文學素養和閱讀積淀所造就的既自信又謙遜的狀態。這種狀態既能充分激發訪談對象的談話熱情，又不會讓自己淪為試圖與對方平起平坐、據理力爭的“搶戲”者。這恰恰體現了一個成熟新聞采訪者、老練媒體訪談人應有的職業素養。張英往往以親切的方式與對方展開漫談，用“引誘”的技巧讓對方吐露平常未必會透露的心跡。有時，他還會拋出一個恰到好處的問題，促使對方直面那些需要澄清或深入探討的關鍵問題。

做到這一點著實不易，張英自有其獨特的技巧與方法。在這些訪談中，我們不難發現，眾多讀者關注、網絡熱議、評論界爭論的熱點與敏感話題頻頻出現，不僅吸引了讀者目光，還引發了人們對創作與文學的深入思考。這種自覺的問題意識與高超的訪談技巧，正是這部書極為重要的價值所在。比如在與王蒙的對話中，張英適時發問：“《這邊風景》榮獲茅盾文學獎，我讀了這部作品，它講述的是1960年新疆伊犁一個維吾爾村莊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背景下的故事，令人十分吃驚。它完全是《金光大道》《創業史》《紅旗譜》那種歌頌集體、人民公社、合作化的作品類型。您為何選擇在30年后才出版這部小說？”由此，王蒙展開了令人信服的長篇解析。可以說，沒有尖銳深刻的問題，就難有富有內涵的對答。

在同金庸的訪談中，張英發揮了自己深入閱讀的優勢，就武俠小說的理論問題與金庸的創作理念展開了專業性極強的探討。他還援引學者嚴家炎的觀點進行提問，從而讓讀者了解到，原來金庸“寫《倚天屠龍記》的時候，和魯迅的《鑄劍》存在一點關聯，某種程度上將魯迅的思想融入其中”。在與陳忠實討論《白鹿原》時，張英提出“有人稱這部作品為‘筆記縣志體’小說，您對此有何看法”，以及《白鹿原》以“修訂本”得獎等問題，促使一向謙和的陳忠實慷慨激昂地表達了自己獨立的見解與堅持。針對輿論熱議的某些說法，張英向莫言求證，使其道出“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無奈；向余華指出“如今很多人不理解您”的現實，促使余華闡述自己的創作理念與抱負追求。所有這些訪談，讓人讀來既覺熟悉又感新鮮，既有現場即興討論的熱烈氛圍，又不失作家成熟的創作思考。

總之，張英與20多位當代作家展開的這些訪談，構成了一次漫長的文學對話。對讀者來說，閱讀這些訪談，無疑是一堂收獲滿滿的文學課，而且內容生動精彩。對專業的文學評論者而言，書中大量獨特的觀點和可信的資料也頗具留存價值。

張英依舊行進在文學與新聞的雙軌之路上，他的文字依然值得期待！

（作者系中國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