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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圖（837—908），晚唐著名詩人和詩論家，字表圣，自號知非子，河中虞鄉（今山西永濟）人。唐懿宗咸通十年（869）進士及第。初為宣歙觀察使王凝幕僚。唐僖宗廣明元年（880），入朝為禮部員外郎。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僖宗出奔，司空圖隨從不及，鄉居于虞鄉王官谷。光啟元年（885）僖宗自蜀還，召為制誥，遷中書舍人，不就，從此隱居華山之下，長達10多年。唐昭宗曾數度詔征，皆不赴。朱溫篡唐，弒唐哀帝，司空圖乃絕食而死，品節高尚。

獨逃征詔臥三峰

光啟四年（888），唐僖宗回到長安皇宮，不久病逝，其弟唐昭宗李曄當年繼位。唐昭宗執政之初，意圖收拾破碎的山河，史書說他“即位之始，中外稱之”（《舊唐書·昭宗本紀》）。當時的士大夫，普遍認為司空圖有能力助李曄“恢張舊業，號令天下”（《資治通鑒·昭宗紀》）。龍紀元年（889），司空圖被詔令回朝廷復擔任中書舍人，然而，他自知難以力挽狂瀾，因此，去長安接旨謝恩，但馬上以生病為由辭官。司空圖在《說魚》曾談到此事：“前年捧詔西上，復移疾華下。”并有詩句形容此事：“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趁朝參。”（《句》）唐昭宗仍然希望司空圖有所作為，幾次征召入朝，司空圖皆辭職不就，即所謂的“十年三署讓官頻”（《狂題十八首》），覺得自己“雖進亦不足于救時耳”（《答孫郃書》），遂“移疾華下”。

其緣由是什么呢？

司空圖早期的思想以儒家為主，其用世和忠君思想比較顯著，“衰謝當何懺，惟應悔壯圖”（《偶書五首》），說明他是有雄心壯志的。司空圖曾在一封書信中說：“故文之外，往探治亂之本。俟知我者，縱其狂愚，以成萬一之效。壯心未決，俯仰人群。”（《與惠生書》）可是，生逢亂世，朝廷暗弱，綱紀大壞，世事不可為。面對如此境況，司空圖的思想由入世而變為出世，即由積極報國轉變為退隱。這個思想變化，是因其經世報國之心和建功立業之志與殘酷的政治局勢、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司空圖能在風云突變面前審時度勢，其“怵于危亡”的表象隱藏著他韜光養晦的智慧。

另一方面，司空圖也確實感到身體不支，自喻“五十今來覺陡衰”（《五十》），況且“病眼那堪泣，傷心不到間”（《亂后》）。這些原因，都促使他產生退隱之心，并付諸行動。

“河北亂，乃寓居華陰”（《舊唐書·司空圖傳》），《唐人軼事匯編·司空圖》中亦說“司空圖侍郎，舊隱三峰”。隱居華下，是司空圖人生的重要轉折點。

清代詩人趙翼有詩曰：“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題遺山詩》）司空圖的人生經歷似乎也驗證了這句詩。他初到華下，岳色河聲、優美而壯麗的自然環境，使他有一種全新的心理感受，這種心情，在《華下》詩中有所反映：

籜冠新帶步池塘，

逸韻偏宜夏景長。

扶起綠荷承早露，

驚回白鳥入殘陽。

久無書去干時貴，

時有僧來自故鄉。

不用名山訪真訣，

退休便是養生方。

此詩充滿著司空圖脫離羈絆后生活的安閑自在之情，他賞花吟詩，見故友，身體也有所好轉，覺得“退休便是養生方”，不再為身外之事所累，超然物外。

地處遙遠的江西僧人齊己，是司空圖的詩友，一向關注他的動向。齊己也認為國運日艱，不如退隱獨善其身，并作詩深深懷念，有《寄華山司空圖》，詩曰：

天下艱難際，全家入華山。

幾勞丹詔問，空見使臣還。

瀑布寒吹夢，蓮峰翠濕關。

兵戈阻相訪，身老瘴云間。

這首詩作于唐乾寧年間（894—898）。“天下艱難際，全家入華山”“幾勞丹詔問，空見使臣還”，意謂司空圖決意辭官，隱居華下；又說“兵戈阻相訪”，不能前來探望相會；最后嘆息“身老瘴云間”，深表遺憾之情。

司空圖隱居華下，其居何處？對司空圖深有研究的學者祖保泉、陶禮天曾整理過司空圖的年譜，年譜中云“圖在華陰當僑居于敷水（敷溪）和渭河交接處的山中”，又謂“該地風景幽美，敷溪道北多白楊，山下吳村多杏花，圖曾有詩描寫之”（《司空表圣詩文集箋校》）。唐代在此設有敷水驛，是出入函谷關的必經之地，今為陜西省華陰市羅敷鎮所在地。

敷水出山的峪口，也是秦嶺北麓通往南麓的通道。宋代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中云：“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辭還山。”敷水距離華陰城大約十幾公里，司空圖“即時奔問”，用不了多久的時間，就可以面見皇帝。因此，司空圖具體的隱居之所，應該在敷水峪口附近的山中。

司空圖隱居華下，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要投靠他的獨生女和女婿。女婿姚顗是京兆萬年（今陜西省西安市）人。《舊五代史》有其列傳，云：“顗少蠢，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唯兵部侍郎司空圖深器之，以女妻焉。”姚顗大智若愚，后擢進士第。“梁貞明中，歷校書郎、登封令、右補闕、禮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累遷至中書舍人”。《新五代史》亦有其傳。

姚顗此時就居住在敷水，為科舉備考。司空圖《書屏記》中說：“今旅寓華下，于進士姚顗所居。”（《司空表圣詩文集箋校》）古典文學研究專家王步高認為，“華下”后的逗號可取消，就變成“今旅寓華下于進士姚顗所居”，就明確表明他是居住在姚顗家；又說，“司空圖長期住在華陰，還有輔導姚顗讀書科考及幫助他當家理財的職責”；再說，“姚家是書香門第，藏書較富”，“庾肩吾之《書品》至唐末亦有三百多年……在此兵火戰亂之年，得睹此書，十分不易，故有感而發作《書屏記》”，推斷“姚家在華陰的住所更大可能是一處‘別業’”（《司空圖評傳》）。司空圖居住在此似乎是很好的選擇。可以說，王步高的推斷是很有道理的。

司空圖歸隱華下，得到士林的高度贊譽，才學橫溢且不茍世俗的名詩人徐夤，曾有詩贈他，其中有如下的詩句，高度評價司空圖：“金關爭權競獻功，獨逃征詔臥三峰。雞群未必容于鶴，蛛網何繇捕得龍。清論盡應書國史，靜酬皆可息邊烽。”（《寄華山司空侍郎二首》）此時的司空圖，無論是在朝廷，還是在士林中都獲得了極高的聲譽。

十年華岳峰前往

司空圖隱居華下，有詩云：“十年逃難別云林，暫輟狂歌且聽琴”（《歌者十二首》之五），“十年深隱地，一雨太平心”（《即事九首》之二）。司空圖的心靈得到完全的放松與自由，但也十分落寞與寂寥，很少有朋友來探訪。遠在江西的詩僧虛中，“欲造見論交，未果，寄以詩”（《唐才子傳箋證》），其詩曰：

門徑放莎垂，往來投刺稀。

有時開御札，特地掛朝衣。

岳信僧傳去，天香鶴帶歸。

他年二南化，無復更衰微。

得到虛中的二首贈詩，司空圖自然內心非常高興。“圖贈虛中云：‘十年華岳峰前住，只得虛中兩首詩。’言得其意趣也。”（《唐詩紀事·僧虛中》）詩中，“他年二南化”句，可能是指賈島的《二南密旨》，也就是說，虛中想與司空圖一起探討詩藝，這正是司空圖極感興趣的事情。

司空圖在華下的大部分時間，在專心致志地重溫和閱讀古典著作和他心儀的詩書。其《雨中》，就能反映他的心跡：

維摩居士陶居士，

盡說高情未足夸。

檐外蓮峰階下菊，

碧蓮黃菊是吾家。

詩中的維摩居士是王維，陶居士指陶淵明。不過，在追慕兩位居士的同時，司空圖卻還有一點批判精神，認為他們“高情未足夸”，這是為什么呢？在司空圖看來，雖然這兩位詩人遠離塵囂，然而，他們尚未完全達到純粹的精神層次，只是一味地陶醉在并不存在的“桃花源”。而司空圖自喻“檐外蓮峰階下菊，碧蓮黃菊是吾家”，則說明了他對于選擇隱居華下，意志還是很堅定的。

司空圖得到一部《柳宗元集》，這是他長期以來心儀的著作，所以花費工夫，悉心閱讀體會。“今于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深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題柳柳州集后序》）

他所得到的這本《柳宗元集》并非正式的刻本，而應該是坊間流傳的抄本。這是司空圖對“今于華下方得柳詩”有所感喟的原因。

司空圖還參與了修撰國史的工作，《唐詩紀事》中說：“宰相杜某（杜讓能），奏云（顧云）與盧知猷、陸希聲、錢翊、馮渥、司空圖等，分修宣、懿、德三朝實錄，皆一時之選也。”學者王潤華認為，唐代雖有史館，但史官無常員，如有修撰工作，則由宰相監修，計劃完成后，即解散，通常編寫人員由宰相委任各官員兼任。《唐摭言》記：“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修史。”參加國史的修撰，是一件令司空圖覺得榮耀的事情。

司空圖表示出對修史工作的極大興趣，他說：“國史數行猶有志，只將談笑繼英塵。”在《狂題十八首》之九，他說自己是“地下修文著作郎”。著作郎在唐代是尚書省的五品官，掌撰碑志、祝文、祭文等工作。唐乾寧年間（894—898），舉進士而后隱居不出的徐夤寫有《寄華山司空侍郎》詩，也提到他撰寫國史的工作：“清論盡應書國史。”

司空圖確實也善于寫敘事類的文章，其文筆優美，文字凝練。他的恩師王凝出任同州刺史，關心水利建設，司空圖為之寫的《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起筆就很有氣勢：“洛自西北趨大河，蓋同源於積石，伏而乃發，離而復合耳。”——僅此兩句，就把洛河發源、流向與河流特點描繪出來，堰既成，“邑里交賀，合樂以迓之”，“關中不涸之轍，必本是堰”，于是，他特為王公此舉而著文“以彰勤濟之志”（祖保泉、陶禮天：《司空表圣詩文集箋注》）。

司空圖在隱居期間，每登臨秀麗挺拔的華山，都有詩吟詠，其《蓮峰前軒》詩曰：

人間上壽若能添，

只向人間也不嫌。

看著四鄰花競發，

高樓從此莫垂簾。

華山西峰亦名蓮花峰，李白有“西上蓮花山”之詩句，袁宏道謂此峰：“石態生動，有石葉如蓮瓣，覆崖巔，其下有龜卻立，昂首如欲行，蓋葉上物也。是即所謂蓮華峰矣。”（《華山后記》）峰頂有鎮岳宮，游人憑軒窗觀覽，自得其幽趣。司空圖《蓮峰前軒》一詩，極贊蓮峰之美。司空圖探幽尋芳，也登臨非常險要之景——上下方，并有詩記錄，其《上方》，詩云：

花落更同悲木落，

鶯聲相續即蟬聲。

榮枯了得無多事，

只是閑人漫系情。

上方，道家術語，意指天上仙界，傳說是各路神仙聚集之地。此詩寫他登上方，對世間榮枯了然于心，而表達出他的悠閑之情。

早春，村外的杏林，花深如海，芳香濃郁。冬天帶來的抑郁心情一掃而空，司空圖揮筆，一口氣寫出《力疾山下吳村看杏花》十九首，“春來漸覺一川明，馬上繁花作陣迎”“能艷能芳自一家，勝鸞勝鳳勝煙霞”“造化無端欲自神，裁紅剪翠為新春”“行樂溪邊步轉遲，出山漸減探花期”等詩句，極寫他對枝頭鮮艷杏花的喜愛之情。

居住在華下的時期，是司空圖一生中詩文最繁盛的年代。這一時期現存的作品有：散文《華帥許國公德政碑》《題滎陽族系記序》《書屏記》《疑經》等10余篇；《退居漫題七首》《避亂》《僧舍貽友》《華下送文浦》《陳疾》《華下對菊》《重陽阻雨》《送道者二首》等詩作近40首。這些作品數量雖然不多，卻足以使司空圖成為晚唐值得稱道的著名文學家。

第一功名只賞詩

司空圖在《力疾山下吳村看杏花》十九首中，還說“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隱約道出自己正在專心做一件大工程，這件大工程，便是撰寫使他名傳后世的詩論《二十四詩品》。

中晚唐以來，有不少學者和詩人，不約而同地從事探討和研究詩的象征與藝術奧秘。例如，賈島撰《二南密旨》，有“論六義”，具體為“歌事曰風，布義曰賦，取類曰比，感物曰興，正事曰雅，善德曰頌”，然后分而論述。尤以其中“論篇目正理用”，對閱讀和理解唐詩非常有價值。還有詩論家張為，在其詩論《詩人主客圖序》中說：“所謂主者，白居易、孟云卿、李益、鮑溶、孟郊、武元衡，皆有標目。余有升堂、入室、及門之殊，皆所謂客也。”司空圖的詩友詩僧齊己，也著有《風騷旨格》，提出有“六詩”：“一曰大雅”“二曰小雅”“三曰正風”“四曰變風”“五曰變大雅”“六曰變小雅”；還有“詩有六義”“詩有十體”“詩有十勢”“詩有二十式”“詩有四十門”“詩有六斷”“詩有三格”等觀點。

司空圖一直對探索詩論有濃厚的興趣，他說“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認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詩也”，并以南北飲食口味不同而舉例說明，初步探索出“詩貫六義，則諷喻、抑揚、淳蓄、溫雅，皆在其間矣”，明確提出詩要有“韻外之致”“味外之旨”（《與李生論詩書》）——“韻”與“味”是詩鮮明的藝術特征。詩不能有意地含蓄吞吐、欲言又止，但詩所描繪、敘寫的景象，應能讓人反復品味。其“致”、其“味”不是指質實的、可以明白說的意思，而是一種空靈、難以言傳的趣味。

司空圖在《與極浦書》中，還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詩論觀點。其實，就是詩人要能寫出獨特的物象和景致，而所寫的物象與景致，還須浸透個體的思想感情與色彩。在《與王駕評詩書》中，司空圖對唐代詩人加以評論，稱贊的詩人頗多，而對王維、韋應物尤為欣賞。他稱贊王駕“長于思與境偕”，指出此“乃詩家之尚者”。司空圖這些詩論，對我們今天認識詩的藝術本質和規律仍然很有意義。

華下的環境幽僻而安靜，且彌漫著一種空靈而玄遠的道家文化氣氛，司空圖心靈自由而舒暢，這一切，都為他奠定了從容進入詩藝研究的良好條件。司空圖從詩歌美學的角度，把對詩的藝術感悟和理解，進行了全面而系統的論述。

徐復觀說：“老、莊思想當下所成就的人生，實際是藝術的人生；而中國的純藝術精神，實際系由此一思想系統所導出。”（《中國藝術精神》）這個觀點，也是解讀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切近的思路。

司空圖的思想底色，其實就是道家思想。其《自誡》詩，有“取訓于老氏，大辯欲訥言”句，就是證明。他以虛、靜為主導，鉤玄提要地概括出各種既有聯系又有不同的詩歌風格。

司空圖把詩的藝術風格和意境，分為雄渾、沖淡、纖秾、沉著、高古、典雅、洗煉、勁健、綺麗、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縝密、疏野、清奇、委曲、實境、悲慨、形容、超詣、飄逸、曠達、流動等二十四品類，每品用十二句四言韻語來加以描述，也涉及作者的思想修養和寫作方法。不僅分類確切多樣，而且對比較抽象的詩藝特征運用大量形象化比喻，做了生動細致的描繪。例如，他論“雄渾”，謂：

大用外腓，真體內充。

反虛入渾，積健為雄。

具備萬物，橫絕太空。

荒荒油云，寥寥長風。

超以象外，得其環中。

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雄渾”是二十四詩品中最重要的一品，對認識《詩品》的文藝思想具有指導意義。此品前四句論述“雄渾”風格應具備的要素，“大用”是指渾浩遼闊的表象，“外腓”是指外在的呈現，呈現依靠“真體”，而真體，就是本體的真實意蘊。“虛”，應該是指宇宙物質生命的原始狀態，類似于后來宋代理學家所謂的“氣”。此處的“渾”，是“氣”的混沌狀態，而“返虛入渾”是說詩藝呈現出一種莽莽蒼蒼的境界。“雄渾”作為詩的主要風格，是由本體豐厚的意蘊的充實來支撐，在宏闊的氣象中顯示無限的力量。如果具有了宏闊的力量，就能“具備萬物”，表現出“橫絕太空”的浩然氣勢，因此，也就能產生“荒荒油云，寥寥長風”生動強烈的藝術感受。如何使詩產生這種藝術感受？司空圖的思路是“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沿著這條思路走，就會“持之匪強，來之無窮”，從而得到“雄渾”之美。

再如“高古”，他說：

畸人乘真，手把芙蓉。

泛彼浩劫，窅然空縱。

月出東斗，好風相從。

太華夜碧，人聞清鐘。

虛佇神素，脫然畦封。

黃唐在獨，落落玄宗。

所謂高古，是指高潔脫俗、古樸質實的詩風格。“畸人乘真，手把芙蓉。泛彼浩劫，窅然空縱”，以人之高古比擬詩境；“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這四句，以景之高古比擬詩境。“畸人”出自《莊子·大宗師》的“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就是偏異于常人而與自然同存的“超人”。“乘真”，憑借著真氣而行于空中。“太華夜碧，人聞清鐘”，這一句是寫實，太華指太華山，司空圖在這里以自己隱居之太華山為喻，來說明高古的風貌。“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獨，落落玄宗”，要創造高古的詩境，需要超世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是通過對道家思想的領悟與修煉來達到的。“虛”指莊子的“虛靜”：“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莊子·天道》）“佇”，積存之意。“神素”，素樸純潔的精神。老子說：“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莊子說：“純素之道，唯神是守。”此句的意思是，通過虛靜養心來積累素樸純潔的精神。“黃唐在獨，落落玄宗”，“黃”，指黃帝；“唐”，指帝堯。魏晉玄學尊奉老莊，稱《周易》《老子》《莊子》為“三玄”。“玄宗”，指玄妙深奧的道家思想。此句是說詩人的精神狀態，如處黃唐之世那樣高古，內心的道家玄妙之理而與世俗落落寡合。

又如“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

巫峽千尋，走云連風。

飲真茹強，蓄素守中。

喻彼行健，是謂存雄。

天地與立，神化攸同。

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勁健，是一種強勁有力的意境風格。“行神如空，行氣如虹”，神為神氣，即思想感情，是講充沛、昂揚、剛健向上的思想感情。“巫峽千尋，走云連風”，是說速度與力量，是對勁健的風格的形象比喻。“飲真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講強勁有力的風格離不開主體的養氣功夫，勁健來自詩人內在的虛靜養氣之功。真，是自然之道的真氣。飲真，是指吸納自然的真氣。茹，吞食；茹強，把強健之氣吞藏于胸中。素，是道的體現；蓄素，即存道于胸。中，心神；守住心神而達到虛靜。喻，曉諭；行健，強有力的運動。存雄，在老莊學說中，存雄與守雌是一對相反相成的概念，雄為動，是道的外在表現；雌為靜，為無，是道的本體，所謂“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道德經》）。“天地與立，神化攸同”，天地與立，是說所養之氣，是與天地并立而存在（氣又分陰陽，陰陽又分天地）。神化，指宇宙萬物的神妙變化。這句話是說，萬物的神妙變化所同者，都是氣的作用所致。在司空圖看來，勁健的風格具有的強勁之氣，從根本上來說，也是來自這“天地與立”之氣的變化，不過它是經由詩人的蓄養而形成的陽剛之氣。

要而言之，《二十四詩品》的詩論的主要特色是什么？

其一，以切近詩原體的韻語，來揭示詩的不同審美特性和藝術風格，具有獨創的意義。司空圖原先在不同時期，也寫過有關詩論方面的論述，諸如《與李生論詩書》《與極浦書》《與王駕評詩書》《題柳柳州集后序》等篇，從各個側面提出自己對詩美學的認識和不俗的見解。然而，《二十四詩品》卻是系統性的闡述，上承劉勰《文心雕龍》論詩之風，并在文體形式與論述深度上另開境界，達到一個新的詩論高度。

其二，通過分類論述，區分了詩的不同風格和意境。劉勰《文心雕龍》中，將詩的風格分為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等八體，而到了晚唐，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空前繁榮、多元發展，風格的劃分也越來越精細，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正是這種狀況在詩論方面的回應，這二十四種分類，較之劉勰更為細密，更切近詩歌創作的實際。盡管其中有些談詩的風格，有些談詩的境界，有些則只是談詩的藝術表現，然而，總體而言，司空圖對詩的藝術風格的分類大多數是可取的，并有不少識見精到的地方。不少詩歌風格和境界的特點，正是通過司空圖的體認而得到人們的贊譽，最后得以確立。

其三，通過《二十四詩品》，司空圖把他提出的詩應該具有“韻外之致”“味外之旨”和“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審美要求，予以具象化和整體性闡述，這在意境說的形成歷史上非常重要。

不過，也有學者對司空圖是《二十四詩品》的作者表示懷疑。陳尚君、汪涌豪撰寫的《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辨偽》，以扎實的史料和嚴謹的論述，試圖證明《二十四詩品》的作者并非司空圖，而是明景泰年間的懷悅，由此引發了學界的討論。

我以為還是王潤華說得好：“退隱在一個充滿道家傳奇的華山中，司空圖自然會寫出處處蘊藏著玄遠超然的《詩品》，如果在中條山的王官谷，住在擬綸亭、濯纓亭，再坐在三詔堂或九籥室里，司空圖絕不會寫出這樣灑脫的文字！《詩品》這種詩，是需要在‘筑屋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的環境下才能完成的！”（《司空圖新論》）。

真可謂：“太華夜碧，人聞清鐘。”

（作者：柏峰，系陜西省渭南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