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本文以沈從文早期作為“職業作家”的創作生涯為切入點，通過梳理其1920年代后期在京滬兩地的創作歷程，探討新文學場域轉型對沈從文寫作方式與文學觀念的影響與形塑。1924—1927年間，沈從文依托北京同人性質的副刊和小周刊，以大量寫作構建某種“工作倫理”，強調文學作為嚴肅職業的尊嚴。1927年遷居上海后，沈從文繼續以職業作家身份投身新書業，雖獲經濟收益與聲名提升，卻陷入市場規訓與藝術探索之間的矛盾。通過對沈從文創作轉型的個案分析，本文試圖揭示早期新文學場域從以業余性和同人性為特色的非商業化運作機制轉向商業化邏輯的演變軌跡，呈現其中經濟、文化與權力的復雜互動，并提示“職業作家”作為文學史分析概念的潛力。

關鍵詞：沈從文 新文學場域 職業作家 副刊 新書業

1982年5月，沈從文在湖南吉首大學的演講中宣稱，“我算是第一個職業作家，最先的職業作家，我每個月收入從來不超過四十塊錢”1；而在兩年前，他在與美國學者金介甫的談話中也明確表示：“我算是第一個職業作家，一個月大約20塊錢、30塊錢?！?更早的類似表述，則出現于1966年的一份交代材料中：“我因此成了第一批‘職業作家’，每月有了一二十元收入?！?沈從文所謂“第一個”或“第一批”，自然是就新文學而言，從他的口氣來看，他只是在陳述一件事實，并無自矜之意。相反，他反復提及收入的微薄，似乎意在表達早年賣文為生的困頓境遇。文學史家大體同意沈從文的自我描述4，然而沈從文對“職業作家”的身份念念不忘，顯然不只是為文學史提供故實，而包含了他對自身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的關切。

事實上，沈從文早在1940年代，就曾多次談及新文學史上“職業作家”的出現及其意義。時值抗戰相持階段，在西南聯合大學師范學院任教的沈從文，有感于大后方作家生存的艱難和政治環境的惡劣，撰寫一系列長文來總結新文學運動的歷史經驗，試圖以此為新文學未來的發展校正方向。他特別提到北伐后新文學中心轉向上海，新文學與商業結合，由此“職業作家”應運而生。然而，沈從文一方面指出“作品既成為商品，職業作家越來越多，作品便不免流于濫”5，對新文學商業化的弊端加以指摘；另一方面又認為“作品變成商品，也未嘗無好處。正因為既具有商品意義，即產生經濟學上的價值作用。生產者可以借此為生，于是方有‘職業作家’”6，肯定其正面價值。這種對“職業作家”的不無矛盾的態度饒有意味。再者，當沈從文晚年自居為“第一個職業作家”時，指的是1924年至1927年他在北京的創作生涯，而在1940年代的論述里，“職業作家”的產生則主要被歸于1927年以后上海的商業化環境。這種時空上的錯位也有待解釋。凡此種種，不僅涉及沈從文在走上文壇過程中形成的寫作姿態和策略及其中蘊含的價值觀念，更關涉他所置身其中的新文學場域的運作機制及其變化，有必要作更深入的歷史化的分析與探討。

一、“職業作家”的誕生

1923年8月，沈從文來到北京，先是住在前門外酉西會館，不久搬到北大附近的公寓中。在報考北大等國立大學未果后，沈從文開始嘗試文學創作，但屢次投稿大多均以失敗告終，直到1924年底，才在郁達夫的幫助下，于《晨報副刊》上發表散文《一封未曾付郵的信》。此后開始較多在《晨報副刊》發表短篇小說、散文和詩歌和戲劇。1925年春，他得到在《現代評論》擔任發報員的機會，由此也在該刊上發表作品。同年8月，他經林志鈞、梁啟超介紹，在香山慈幼院圖書館任職。1926年9月，沈從文辭去香山慈幼院圖書館的職務，回到北大附近的公寓居住，完全以寫作為生，直到1927年12月轉往上海。嚴格地說，沈從文居住于北京的四年間，只有1924年底至1925年初和1926年9月至1927年12月這兩段時間，稱得上是過著“職業作家”的生活。前者是他文學生涯的起步階段，文名尚不為人所知，而在后者這一時期，沈從文已經成為北京文壇小有名氣的青年作者，基本可以依靠稿費維持生活，這也是他辭去香山慈幼院圖書館職務、決心做“職業作家”的底氣所在。

按照沈從文1930年的記述，他第一次發表文章是1924年12月在《晨報·北京》欄上，“用一個別名寫的短文，報酬為書券五角”7。這篇短文具體為何，已有學者做出考證，但并未得出一致的結論。8重要的是，《晨報》并未付給沈從文稿酬，而是以書券代之，對于這一規則，該欄曾在12月4日的“郵政柜”板塊中明確說明。事實上，這是《晨報》各副刊的通例，之前擔任《晨報副刊》主編的孫伏園即明確表示，“副刊不是一種商品的性質”，除非作者自己聲明接受稿酬，編輯部一般不會給作者發放稿費。91925年，《晨報副刊》制定了具體的“投稿簡章”，其中第七條規定：“本鐫投稿報酬，分（甲）現金（乙）書券（可以訂報）（丙）副鐫合訂本三種，希望現金報酬者，須載明受酬字樣。”10同樣是以書券作為稿酬，且特別指出希望得到現金稿酬者須主動說明，與孫伏園此前的說法如出一轍。雖然此時孫伏園已離職，但顯然該規定代表的是《晨報副刊》的一貫思路，即非商品化的自我定位。

對于沈從文這樣從外省來北京打拼的年輕作者來說，當然最好能取得現金稿酬。多年以后，他還記得在《晨報副刊》上第一次發表文章，得到稿費“三毛七分”11。這應該就是《一封未曾付郵的信》，全文約一千五百字，合每千字兩角五分，可以說是相當微薄。12然而這已經讓他“十分興奮”，以為從此可以賣文為生，但沈從文的投稿之路并未從此一帆風順，“大部分投稿還是如石沉大?！保灾劣谛判陌l生動搖，又動了回去當兵的念頭。13到了1925年春夏間，他在《晨報副刊》上已經能夠較為穩定地發表作品，按照千字五角的標準，每月可以領到四至十二元的稿費。14但這仍舊不能維持他在北京的生活，于是便一度去《現代評論》擔任發報員，后來又去香山慈幼院圖書館當管理員，他最初的“職業作家”生涯便告一段落。

從《晨報副刊》的角度來說，既然宣稱“副刊不是一種商品的性質”，就不會以稿費高低來定稿件的價值，現金稿酬更多是象征性的，自然不會太高?！冻繄蟆繁臼且粤簡⒊瑸槭椎难芯肯抵R分子在北京的機關報，自有經費來源，副刊隨正報發行，除了編輯的費用之外，也不會增加太多額外的成本。《晨報》每日正張連副刊售價三分四厘15，副刊每月合訂本僅售三角16，相當于一篇六百字文章的稿費，可以說是相當低廉。所以孫伏園說“我們至今沒有計算到什么賺錢與賠本”，“因為不是買賣的性質，所以也不怕賠本，對于作者雖稍薄待，對于讀者則副刊的定價是再廉沒有的！”17這一表述應是可信的。據沈從文自己當時的觀察，《晨報》每日銷量可達到一萬份，副刊合訂本每月可銷售三千冊，利潤相當可觀。18但這只是《晨報》及其副刊的巨大影響力所致，不能倒推說明其商業化的運作方式。

這里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晨報副刊》的作者很多都是北京在大學任教或政府機關任職的知識分子，并不依靠稿酬為生，尤其是在孫伏園擔任主編的時期。19以周氏兄弟為代表的北大新文化人群體，構成了核心作者群，他們的稿件多是孫氏約來的。孫伏園不無驕傲地宣稱：“本刊沿舊例只是聘人撰稿，決不想多收受投稿的。投稿的登載，只是代為宣布的意思，本無與于酬金不酬金。還有一層，投稿者不知本刊宗旨，任意撰述本刊不能收受之稿件，更是太不經濟?！?0主動“聘人撰稿”與“收受投稿”之間，儼然存在著某種高下等級關系。而且對于魯迅這樣的重要作者，還會給到千字二至三元的稿費，也比沈從文高得多。21或許正因為此，沈從文最初給《晨報副刊》投稿，就遭受了被孫伏園這位“權威編輯”“揉入字紙簍”的命運。22直到1924年10月孫伏園離職，改任《京報副刊》主編，帶走了原來的作者群，《晨報副刊》一度稿荒，沈從文才得到在《晨報副刊》發表作品的機會，逐漸嶄露頭角。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編《晨報副刊》，為了建立自己的作者群，開始對沈從文等“新近的作者”表示青睞。23此后，沈從文的作品在《晨報副刊》上大量出現，進一步鞏固他作為新銳作者的地位。

更多的發表意味著更多的稿費，也就意味著沈從文在北京的生存處境可以得到改善。在大學教書或政府機關任職的作者可以不要稿酬，但這點微薄的收入對于沈從文來說卻是至關重要。除了《晨報副刊》，《現代評論》也開始經常發表沈從文的小說，亦有稿費進賬。24隨著稿酬收入的增加，沈從文已經無須再仰仗香山慈幼院圖書館的工資，于是便于1926年9月回到城中，與胡也頻等好友租住在北大附近的漢園公寓，過上真正的“職業作家”生活：“那時我們的文章已經可以經常在《現代評論》和《晨報副刊》發表了，我們若果善于處置生活，在北京公寓里每月的開支，是可以從稿費中得到那個數目了?！?5具體的“數目”，我們可以參照1928年沈從文在《現代評論》上連載的小說《舊夢》中的材料推算。在這篇帶有某種自傳色彩的第一人稱敘述的小說中，沈從文借主人公“我”之口詳細交代了他在北京的寫作生活：“一千字給一塊錢，或者是六毛，我為了一種很遠的希望努著力作，成天寫。若是把成天寫的去成天賣，五毛錢一千也罷，一天寫三千，我可以得四十五塊錢個月了”，這當然是理想的情況。“倘使每一個月興趣好，寫成六萬字，然而退回來兩萬，失去了一萬，剩下的則照六毛到一塊錢一千字作價，從不會到三十塊錢的”，這是較壞的情形。26以千字一元或五至六角的標準（很可能分別就是《現代評論》和《晨報副刊》的稿酬標準），每月二三十元的稿費收入是大體可以保證的，這也符合本文開頭所引沈從文晚年的敘述。這樣的收入水平在北京市民階層中處于什么樣的位置呢？根據社會學家陶孟和1926年至1927年間的調查，當時北京普通工人家庭每月支出在十七元左右。27換言之，沈從文的稿費收入足以養活北京下層四口之家而有余，雖遠遠不及大學教授和政府官員，但維持溫飽的生活是沒有問題的。

二、非商業化的北京新文學場域

沈從文的“職業作家”生活，是以大量的持續的產出為前提的。1926年一年，沈從文發表了各種文體作品七十余篇28，絕大多數都發表在《晨報副刊》和《現代評論》上。雖然稿費標準不高，但日報副刊和周刊較高的出版頻率，依然為沈從文這樣的年輕作者提供了廣闊的發表空間，而且短篇作品的寫作無須費心經營，投稿也允許有較大的“容錯率”，這些都為沈從文賣文為生創造了前提。事實上，這樣的文壇生態和場域環境，正是1924年10月以后才在北京逐漸形成的。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溥儀出宮，孫中山北上，這一系列事件讓北京的政治空氣空前活躍起來，輿論界陣營出現分化，各種日報的副刊和小周刊應運而生，代表著不同團體或派系的聲音。正如高長虹所言：“這一次的政變與北京的出版界是很有關系的，政變以后，定期刊物很出了幾種，除五四時期外，怕沒有再那樣熱鬧過吧？”29此前北京新文學主要的發表陣地就是孫伏園主編的《晨報副刊》，孫伏園辭職風波恰巧也發生在此時，于是有1924年末《語絲》的創刊。接下來性質類似的周刊《現代評論》和《猛進》登場，又有《京報副刊》及一系列附《京報》發行的周刊問世，一時間蔚為大觀。新報刊的涌現自然會產生對新作者的需求，而這些新的副刊和小周刊分走了原先一家獨大的《晨報副刊》的稿源，使得《晨報副刊》本身出現稿荒，這些都為像沈從文這樣的新人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有意味的是，這些新出現的副刊和小周刊，無論是外在形態還是運作機制，都與《晨報副刊》有諸多類似之處。就形制而言，同為日報副刊的《京報副刊》自不必言，同以孫伏園周邊的周氏兄弟等人為核心作者群的《語絲》周刊，基本上也是仿效《晨報副刊》。其他小周刊大體也處于同一系列。30再者，這些報刊多少都帶有同人性質，即如與沈從文關系密切的《現代評論》，創刊時雖表示“本刊同人，不認為本刊純為本刊同人之論壇，而認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與讀者的公共論壇”31，但在此后圍繞“女師大風潮”的論爭中，逐漸與《語絲》《京報副刊》等形成對壘之勢，乃至梁實秋有所謂“現代派”與“語絲派”在北京文藝界相抗衡的說法。32沈從文也因此被人稱作“現代評論派”33。

更重要的是，就運作機制而言，這些副刊和小周刊都遵循某種非商業化的模式，這與它們的同人色彩也有關系?！墩Z絲》的創辦費用本就由同人分擔而成，34《現代評論》創刊時的經費則由國民黨提供，35主編王世杰為國民黨員而兼北大法科教授，該刊作者亦多為任教北大法政學科且具英美留學背景的學者。雖作者群派系色彩差異分明，但和《晨報副刊》一樣，兩者都不必考慮“計算到什么賺錢與賠本”的問題?！毒﹫蟾笨吠瑯与S《京報》發行，因同為孫伏園主編，編輯思路與之前《晨報副刊》相比并無太大變化。36至于《京報》旗下各周刊，按照社長邵飄萍的說法，用意在“援助學術團體”，“一方可以發表研究之興趣，一方可以增加報紙之聲光”，“而一班讀者則可以不出分文得日讀多量廉價的刊物焉”37。這些周刊的編者既無須出資，讀者亦不必另外購讀，費用概由《京報》承擔，可見出版方絲毫沒有商業上的考慮。

邵飄萍所謂“援助學術團體”來辦周刊，表明這些周刊本身即帶有同人性質。事實上，“七種周刊”之一的《民眾文藝周刊》，正是沈從文最早的發表園地之一。該刊由胡也頻、項拙等人以“民眾文藝周刊社”的名義出版，于1924年12月9日創刊。在寫于1931年的《記胡也頻》中，沈從文回憶他因投稿《民眾文藝周刊》而結識胡也頻的經過，詳細地記述了胡、項兩人編刊的具體細節：“每到應行送稿的一天，兩人坐了洋車或徒步輪流到京報館去送稿，每期報出后，還常常親自到報館去，把那作為報酬的兩百份單張周刊拿回”，再“分頭抄寫寄贈各處”的訂戶。38可見，胡也頻等人編《民眾文藝周刊》是沒有現金報酬的，對于訂戶也是免費寄贈，作者自然也沒有稿費。他們似乎完全是出于“初初從事于文學”的年輕人的“天真”性情，投身于這一工作，“只要有人閱讀，他們就得到報酬了”。沈從文也深受這種熱情的感染。39這應是當時北京這類副刊和副刊性質的小周刊運作的常態。

從報社的角度來看，在正張之外另辟副刊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只須找到合適的學術或文藝的團體即可。而副刊本身隨正張發行的方式，決定了它一般不會單獨售賣，除了像《晨報副刊》《京報副刊》另外出售合訂本之外，大部分副刊都無利可圖。這種非商業化的運作機制能夠成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開辦和運行副刊的成本極為低廉?！毒﹫蟆房梢砸豢跉馔瞥銎叻N周刊，而負責編輯這些周刊的團體也不必自己出資，就能夠獲得一個穩定的公共媒介。也正因為此，對于像胡也頻、沈從文這樣的文學青年來說，接洽報社來辦副刊就成為特別有吸引力的選擇。《民眾文藝周刊》停刊后，1926年秋，從香山回到城中的沈從文與胡也頻、丁玲仍舊躍躍欲試，他們聽說同在公寓中居住的其他文學青年“或說到某報正預備印行什么周刊，某報紙某人，已接洽了一個副刊”，也不免動心，開始四處打探，“因為當時的北京報紙，事實上凡可以印行副刊的，我們皆似乎已直接間接問過了，我們只希望每星期能占有什么報紙篇幅一角，為他們白盡義務編個副刊，結果還是無一處接洽得成功。每個報紙皆似乎隨時可多添一個周刊，但輪到我們時，則地位已滿，再抽不出空處了”40?？梢姰敃r為報紙編副刊在文學青年當中已經蔚然成風。不久，沈從文與胡也頻聯合于賡虞等同人，終于以“無須社”的名義，于1926年10月15日在《世界日報》上出版《文學》周刊，算是了卻了一樁心愿。41

1924年末至1926年間北京文壇的這股副刊和小周刊的熱潮，也引來了一些人的批評。當時在教育部任職的張奚若甚至有“副刊殃”的說法，特別指出學生群體對于副刊的依賴：“看副刊的是學生，做副刊的也是學生?！?2這里所謂“學生”實際上也包括當時在住北大附近公寓里的邊緣文學青年，沈從文自己就曾因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的自述性散文《遙夜》而被林宰平誤認為是大學生。43副刊的編者、作者和讀者都是學生，似乎構成了一個封閉的循環，然而這個群體卻通過這種結社辦刊的方式，積蓄起某種生產性的能量，他們的文學活動也由此超越了單純“職業”行為，而獲得某種理想主義的意義。沈從文住在沙灘附近的公寓里，結識了一批北大學生和文學青年，深受這種氣氛的感召，他晚年回憶起這段文學生活時，特別指出大學與報刊媒體的這種互動，催生出“幾個報紙副刊，幾個此興彼起的文學新社團，和大小文學刊物”，“醞釀儲蓄了一種社會動力，影響到后來社會的發展”44。

然而與《晨報副刊》相比，像《京報·民眾文藝周刊》和《世界日報·文學》這樣由文學青年主編、依托他們的小型社團的副刊，往往由于人員變動等原因處于不穩定的狀態，很難堅持較長時間。《民眾文藝周刊》第25號（1925年6月23日）起改為《民眾周刊》，改為由荊有麟主持，胡也頻等退出。45《世界日報·文學》出到1926年11月26日第6號亦突然中止，等到1927年4月復活時，主編也換了人。46沈從文都是在這兩種周刊的初始階段發表作品，前者登載了九篇散文和一則通訊，后者則刊出了他的兩首詩、一篇散文和一篇小說，就數量而言，遠遠比不上他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的各類文字。這里還必須考慮另外一重因素，及《民眾文藝周刊》和《世界日報·文學》作為同人性的小周刊，都沒有稿費，而《晨報副刊》和《現代評論》雖然稿費微薄，但沈從文畢竟可以“以量取勝”，獲得足以維持生活的稿酬收入。如果說，沈從文通過參與同人性的小周刊而進一步鍛造了以新文學為志業的理念，他作為《晨報副刊》和《現代評論》的穩定作者的身份，卻真正支撐起了他的“職業作家”生涯。

盡管存在著這樣的差異，它們都遵循著非商業化的運作邏輯。這是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新文學場域的基本特征。對于沈從文來說，這就意味著無論他在哪種副刊或周刊上發表作品，都無須過多考慮市場的反應。確實，由于稿費低甚或沒有，沈從文不得不通過大量寫作和發表來維持“職業作家”的生活，但他同時也獲得了大體按照自己的意圖和風格去創作的自由。在1928年3月發表的一篇類似創作談的文字中，沈從文不無驕傲地宣稱：“我自己作我的小說，我并未夢到過我有一次賣給誰。我是我自己所有，我的思想也只是經驗給我的。也不會為任何人用一點錢就可以買到?！?7那時他剛到上海不久，這一表述可以看作他北京時期形成的文學觀的表達，對商品化的拒斥非常明確。今天來看，這些早期作品藝術上并不成熟，甚至顯得稚拙，然而借助于這種自由，沈從文通過大量的多種多樣的寫作，試驗不同的文類和寫法，顯示出驚人的創造力。正如金介甫所言：“在五光十色令人目眩神迷的新潮中，沈從文引為自豪的是，他要自我表現，用絕對自由來對待革新，不受任何‘專制’形式的束縛，進行先鋒的文學實驗?！?8短短幾年間，沈從文嘗試了散文、小說、詩歌和戲劇等各種體裁，不斷磨練寫作技巧，文字上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獨特風格，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說，開始贏得一部分讀者的喜愛。李同愈便是其中一員，他在1935年的一篇評論文章中寫道：“那時間，在《晨報》的副刊上沈從文用了許多筆名發表小說，但他那種不變的獨特的作風并不因署名的生疏而使人認錯了作者。他初期的小說體裁給予一般人以非常大的影響，幾乎以為寫小說非要用這一種筆調才能成功?！?9可見沈從文憑借具有標識度的文字“作風”，已經初步建立起自己的聲名。

而在另一方面，這樣一種依賴大量寫作和發表來維持的“職業作家”的文學生活，也使得沈從文有意識地建構出一種“工作倫理”，作為自身寫作狀態的正當性論證，進而將其發展為評價新文學的普遍標準。沈從文把他的持續的、必須保證大量產出的寫作，視為一種工作：“我的靈魂受了別的希望所哄騙，工作接到手后，又低頭在一間又窄又霉的小房中做著，完后再伸手出去，所得的還是工作。”50這種艱苦的勞作，不只是為了賣文為生，更包含了一種嚴肅的態度：“我們對于自己所選擇下來的工作，是那么不敢怠惰?！?1饒有意味的是，在沈從文后來的論述里，他將這種“工作倫理”與同時期北京那些在大學任教或政府機關任職的成名作家的寫作姿態進行對比，稱后者是以“玩票”“白相”即業余和游戲式的態度來對待文學創作，并據此獲得某種道德上的優越感，足以彌補社會地位上的落差。

沈從文的矛頭所向，主要指向以周氏兄弟為代表的北大新文化人群體。實際上，沈從文早期創作深受周作人的影響，他晚年回憶說，“當時我們很相信周作人”，但差別在于，“他們當時有個基礎不同，都是做教授，寫文章是好玩的；我們就是生死搏斗的，你活不活得下去，就是靠這個，我又不會用別的方法來解決問題”52。在沈從文看來，這些大學教授“用一種從容玩票方式，一月拿三四百元薪水，一面寫點什么，讀點什么，到覺得無多意思時，自然就停了筆”53，因為有充足的經濟保障，無須依賴稿酬，寫作完全是業余性的活動，故而也不會以嚴肅的職業態度對待。沈從文在1931年的文章中，就認為《語絲》那種追求諷刺與詼諧的趣味，實際上就是這種“白相的文學態度”的反映54，是“北京人生文學提倡者的墮落處”55。這種批評，堪稱他在1933至1934年間“京派”“海派”論爭中觀點的嚆矢。在他那篇引發這場論爭的《文學者的態度》一文中，他攻擊的對象正是把文學當作“副業”的“玩票白相的文學家”，這些人在北平就“寄生于大學、中學，以及種種教育機關中”。而他舉為榜樣的，則是他家中“對于工作盡他那份職業的尊嚴”的大廚師。56由此可見，沈從文1920年代北京時期的“職業寫作”生涯，已經萌發了他1930年代文學立場的端緒。

三、上海新書業與新文學的商業化

沈從文在北京文壇打拼多年，對當時的各種副刊和周刊及其他定期或不定期刊物可謂相當熟悉。1926年1月，他專門撰寫了長文《北京之文藝刊物及作者》，如數家珍般地介紹各類報刊，既是一份投稿指南，亦可視作北京新文學場域的一張測繪地圖。沈從文不僅了解這些刊物的歷史和現狀，它們的編輯團隊、風格與傾向，還特別留心其定價、銷量及傳播范圍。從中可見沈從文不僅關注北京新文壇，還將目光放至全國。例如談到《現代評論》的時候便說：“每期發行的數目至少亦在七千分。數的分配，京外與京內為二與一之比。（《語絲》則相反）。”57這篇長文給予《現代評論》的篇幅最多，恐怕不僅是由于他與該刊的個人淵源，《現代評論》因在京外更有影響力而為他所看重也是重要因素。58

然而大體而言，《現代評論》和《語絲》及《晨報副刊》一樣，還屬于“北京之文藝刊物”。沈從文想要真正地走出北京文壇，在更大范圍內得到承認，就必須在上海的刊物——特別是《小說月報》——上發表作品。毫無疑問，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是新文學最重要的陣地，擁有全國范圍的影響力。正如后來一位論者所言，“內地的出版物，言時事者莫不以《東方雜志》為模范，談文藝者俱以《小說月報》為典型”59。沈從文晚年回憶說：“當時一般刊物都只銷幾千份，銷路最大的是《小說月報》，一萬份。”60具體數字不一定準確，但由此可見這份雜志在他當時心目中的地位。

關于這份雜志對于一般文學青年的吸引力，沈從文的好友、同為北京文學青年的蹇先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當時也在《晨報副刊》上發表作品，但并不以此為滿足：“我感覺到文章只在日報上發表，而且空間也只限制在北平，像這樣在文壇上，是不會有什么更高的地位的。于是我便寫了幾首詩給《小說月報》寄去，但是發表出來的只有兩首，而且印在補白的地位。當時，一方面覺得很欣喜，另一方面又覺得很懊喪?！?1沈從文自己沒有留下類似的記述，他的運氣似乎要好一點。1926年8月，他在《小說月報》第17卷第8號上發表了小說《爐邊》，這是他首次在該刊發表作品。但直到一年以后，他才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第二篇小說《我的鄰》。此時原主編鄭振鐸赴歐游學，葉圣陶受托代編，更加注重新人的發掘和作品的藝術品質，于是在來稿中讀到沈從文的這篇小說，覺得“寫得很有特色”，此后就約請他多為《小說月報》寫稿，他的名字之后便經常出現在該刊上面。62沈從文晚年曾說：“至于《小說月報》，一九二八年由葉紹鈞先生負責，我才有機會發表作品?！边@個說法當然不準確，但可見葉圣陶的提攜之功令他感念在心。

沈從文在《小說月報》的亮相為他贏得了更廣泛的關注，如李同愈所說：“從甲辰的筆名開始從北京寄到上海的《小說月報》發表了小說以后，沈從文的短篇小說才引起了大多數讀者的注意?！?3除了知名度的提升，《小說月報》還為沈從文提供了更優厚的稿費，這是實實在在的經濟利益。沈從文1927年5月在北京創作的小說《柏子》，“寄過圣陶編的《小說月報》，得稿費十三元”64。這則題記寫于1950年代，稿酬的數目記得如此清楚，足見印象之深。《柏子》全文約三千八百字，合每千字約三元四角，比他在《晨報副刊》和《現代評論》上能拿到的稿費高得多。精神和物質兩方面待遇的提升，讓沈從文產生了前往上海擁抱更大的文學市場的念頭。他在《記胡也頻》中寫道：

在上海，則正是一些新書業發軔的時節，《小說月報》因為編者的方向略改，用了我們的文章，《現代評論》已遷往上海，北新已遷上海，北新書局和新月書店各為我印行了一本書，所以我四月里就離開了北京，從海道把一點簡單行李同一個不甚結實的身體，搬移到上海一個地方住下來。65

沈從文是1927年12月離京南下，這里記述的時間有誤。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小說月報》開始刊發他的小說是他前往上海的重要因素，而“新書業”在上海的興起則是另外一個主要的驅動力。沈從文這里提到的兩本書，分別是1926年11月北新書局出版的多文類作品集《鴨子》和1927年9月新月書店出版的短篇小說集《蜜柑》。沈從文早就想把他在《晨報副刊》上發表的作品結集出版，為此曾于1925年把稿子送到時任《晨報》代理總編輯劉勉己處，希望由《晨報》社印行，“來換二十塊錢”，結果杳無音訊。66可見沈從文的初衷還是希望貼補收入。《晨報》社雖然也出版書籍，但主要是與《晨報》關系密切的一些名人的著作或譯作67，像沈從文這樣的年輕作者自然不在其考慮之中，而且出書充其量只是報館的副業。當時北京出版新文學著作的正式出版機構只有北新書局一家，它由李小峰于1925年3月創辦，承接的是北京大學新潮社，其作者群亦以周氏兄弟及其周邊同人為主，也是《語絲》的出版方。作為一家帶有同人性質的出版社，北新書局“在商業利潤與出版理想之間會更傾向于后者”，因而才會去提攜像沈從文這樣的新人。68《鴨子》是“無須社叢書”之一種，實際上整個這套叢書都由北新書局出版，收入的均為年輕作者的創作或譯作69，于此可見北新書局“選拔無名青年作者，培養新生力量”70的力度。1926年6月北新書局在上海建立分局，次年春奉系軍閥入京后，北京政局動蕩，1927年11月北新書局正式遷往上海，大致與沈從文離京南下同時。

沈從文在北新書局出版《鴨子》是否有稿費或版稅，目前尚不得而知，考慮到書局出版該書帶有扶持新人的意味，即便有料想亦不會太高。與北新書局相比，沈從文與新月書店的關系顯然要緊密得多。新月書店由徐志摩、胡適、梁實秋等人于1927年7月正式成立于上海，是一家由同人購股集資創辦的出版社。通過徐志摩的關系，沈從文得以在新月書店出版《蜜柑》。該書不久即于1928年5月再版。來到上海后，沈從文在1928年3月《新月》創刊號上連載長篇小說《阿麗思中國游記》，后來又先后于當年7月和12月在新月書店出版了這部小說的單行本第一卷和第二卷。這一年7月，沈從文還在新月書店出版了小說集《好管閑事的人》?？梢娦略聲昱c沈從文的合作相當密切。

北新書局的南遷和新月書店的創辦，都可視為沈從文所說的上?！靶聲鴺I發軔”的具體例證。按照出版家張靜廬的說法，1925年至1927年是“新書業的黃金時代”71，上海涌現了一批以出版新文學和新文化書籍為主的中小型出版社。這里面有幾重因素。首先，從出版界自身的邏輯來看，新文學界開始意識到建立自己的出版機構的重要性。上海本是全國出版業的中心，但此前像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這樣的大出版社，并不真正重視新文學的出版。更重要的是，它們倚仗自身的實力和地位壓榨作者，給予后者極低的版稅和稿費。用周全平的話來說，“這便是我們底出版界對于我們底著作家底刻薄”72。在他看來，“要清理這混亂已到不堪的出版界，不可不由負文化發展責任的智識階級自己起來去做”73。于是不久便有創造社出版部的創設。再者，從實際操作來說，在上海開辦出版社手續簡單，對啟動資金要求不高（如張靜廬創辦光華書局啟動資金只有二十五元），其他如印刷費等費用均可通融，非常便捷。74最后，就當時的政治文化環境而言，一方面北京政治局勢的緊張使得大批新文化人南下，北新書局也搬到上海；而南方國民革命的興起又為上海新書業的勃興提供了難得的契機，對相關政治理論、社會科學和左翼文學的需求劇烈增長，新書業因而變得有利可圖。75凡此種種，都創造了一個蓬勃的新文學出版市場。

這樣一個出版市場對沈從文產生巨大的吸引力是可以理解的。他在北京堅持不懈的寫作，獲得了在報刊上穩定發表作品的機會，在新文壇逐漸站穩腳跟，有了一定的名氣。但從經濟利益的角度來說，依賴報刊發表的稿費收入只能說事倍功半，將已經發表的作品結集出版，則能產生額外且累積的收益，而且也有助于作者聲望的擴展與傳播。上海的新書業正方興未艾，沈從文果斷投身其中，收獲不小。他后來說：“一九二八后由于新出版業的興起，印行創作短篇集子容易有銷路，我的作品因之有機會一本一本為書店刊印出來，分布到國內外萬千陌生讀者手中去。”76僅1928年這一年，除了在新月書店出版了三部作品外，他還在北新書店出版了小說戲劇集《入伍后》，在現代書局出版了小說集《老實人》，在光華書局出版了兩部小說《山鬼》和《長夏》，在春潮書局和人間書店分別出版短篇小說集《雨后及其他》和《不死日記》，產量可謂驚人。

沈從文投身上海出版市場后，就確立了以小說為主導文類的創作方向，這是他因應市場需求的主動調整：“當時小說最吃香，詩歌啊、戲劇啊，沒有出路”77，“最能吸引讀者的也是小說”78。這是一個重要的變化，在北京非商業化的文學場域中，沈從文得以自由嘗試不同文類的寫作，如今他開始自覺考慮市場的需求。新書業帶來的是一個與北京文壇完全不同的、高度商業化的文學生態。即便是新月書店這樣帶有同人性質的出版社，也必須遵循市場的邏輯。未成名作家幾乎不可能得到新月書店的支持，即便徐志摩本人施以援手的作者（如趙景深、何家槐），也無法如愿。79沈從文自然不在其列，新月書店對他相當器重，曾在《新月》雜志上連續發表廣告，宣傳《阿麗思中國游記》第一卷與第二卷，不遺余力地加以揄揚。80然而談及實實在在的稿費81，卻也并不大方。1928年初沈從文曾與新月書店交涉《蜜柑》的稿酬，雖然有熟人的關系，討價還價后只有五十元。82而到了1928年底，沈從文又給徐志摩寫信，抱怨說“在這一次生意上應有的錢，一時不能得，新月又不愿再送從文一個稿費，就請由新月為墊兩百塊錢出來，將來就把書錢還新月也可以”83?？梢姳M管新月書店給沈從文出了好幾本書，在稿費方面仍舊不免顯得刻薄。84

新月書店尚且如此，其他書局更不待言。按照沈從文后來的記述，“七八個新書店都印過我的新書，到處門市部都有我的集子陳列?？墒侨兆訁s依舊過得十分緊張，許多勞動都全被出版商人剝削了”85。這應是當時的真實情形，在商業邏輯的支配下，即便是新文化人自己經營的出版社，也得在商言商。即如北京時期還保留理想主義氣質的北新書局，遷滬后也逐漸失去了先前的朝氣，而淪為一般以營利為主要目的的出版機構，并因版稅問題而與魯迅發生糾紛。魯迅對北新書局“學了上海流氓書店的壞樣”86甚感失望，從中亦可見出上海與北京不同的文化氛圍和社會環境對出版事業的不同影響。沈從文自己也嘗試過新書業，1928年10月他與胡也頻和丁玲辦了一家紅黑出版社，出版《紅黑》月刊，不到一年便關門大吉。他們想要把“把自己工作放到這種競賣的以外”87，結果以失敗告終，再次說明上海新書業的商業模式難以撼動。

在這樣的環境下，沈從文不得不通過大量寫作和出版來維持自己在上海的生活和新一階段的“職業作家”生涯。沈從文剛到上海時，租住在法租界善鐘里的一個亭子間里，光房租每月就十三元，比北京高出不少。88而且北京公寓可以拖欠房租乃至伙食費，這在上海高度商業化的租賃市場中是不可能的。89雪上加霜的是，沈從文把母親和九妹也接到上海共同生活，更是加重了他的經濟負擔。沈從文在上海的收入固然比北京時期有較大提升，但開銷也更大了。他仍舊過著“職業作家”的生活，但同樣是賣文為生，上海時期的沈從文卻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市場的巨大壓力，這是北京時期的他未曾經驗過的。這種壓力首先表現為出版市場對作者的某種“規訓”式的期待。1928年1月，來到上海不久的沈從文在給大哥的信中談及好友張采真對他的告誡：“要靠到作小說生活頂好選目下作興的事作，這方向：第一是走類乎‘性史’的路。第二是走上海方面自命為青年無產階級的人所走的路”，“第三則應當說到革命事上來了”。沈從文的態度很堅決：“我告他我辦不到?！?0

如前所述，1920年代末上海新書業的興起，本身即有左翼文學潮流推動的因素作用其中。當時市場上最受歡迎的是“革命加戀愛”題材的小說，與沈從文同有“多產作家”之稱的蔣光慈，便因此成為市場的寵兒，作品極為暢銷，最多時每月版稅可達二百元91，這是沈從文遠遠無法企及的。事實上，倔強的沈從文雖然不愿迎合這種趣味，但正如論者所言，“作為‘職業作家’的沈從文在上海是很難抵抗新文學的‘左轉’大潮的”，他的《阿麗思中國游記》《大城中的小事情》《菜園》等作品都留下了這方面的痕跡。92沈從文還在堅持他多方面的藝術探索，然而市場的壓力卻讓他有點進退失據，寫作狀態也失去了北京時期的自由與自信。在1929年寫的一篇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樓居》中，沈從文如此描述“我”的情狀與心境：“這六個月來是按時‘出貨’的。如今這樣大熱天氣，空坐也頭腦發暈，我為了按時出貨，就仍然作我不愉快的小說”，“寫這樣，寫那樣，在我可全是無聊，我想的完全只是能夠賣去”93。為了應付市場而“出貨”，顯然不可能寫出令人滿意的小說，連徐志摩都看出來這樣下去不是辦法，認為他“因為那大量的生產”“文章漸漸轉到卑俗調子里去了”，于是就對沈從文說“不要這樣做文章了，還是教一點書吧”，便介紹他去胡適當校長的中國公學去。沈從文也覺得這種狀態不可持續，“所以我便換了方向，妥協到教書上了”94。于是1929年6月，沈從文接受了徐志摩的建議，前往中國公學任教，從此告別了他的“職業作家”生涯。

余論：沈從文的反思

在沈從文日后的記述里，離京赴滬構成了他文學生涯一個新的階段的起點：“我想要活下去，繼續工作，就必得將工作和新的商業發生一點關系。我得起始走進第二步路，于是轉到一個更大更現實的都市，上海?！?5沈從文也由自己的親身經歷，對于新文學的商業化展開了批判性的反思。1931年，沈從文還在上海時，就在一篇批評文章中指出，“中國新文學的勢力，由北平轉到上海以后，一個不可免避的變遷，是在出版業中，為新出版物起了一種商業的競賣”，認為這使得新文學“陷落到絕路上去”96。此后不久，他在“京派”“海派”論爭中對“海派”的批評，亦是沿著這一思路而發?？箲鸨l后，在一篇紀念五四的文章中，他又再次提出“從民十五起始，文學運動勢力由北到南，由學校轉入商場，與上海商業資本逐漸結合為一，文學作品有了商品意義，成為商品之一種”97，強調這是造成新文學“墮落”的原因之一，態度可謂一以貫之。

到了1940年代，當沈從文從更長時段和更開闊的視角來總結新文學發展的歷史經驗時，他對于新文學的商業化做出了更復雜的判斷。他一方面還在批評商業化的流弊，但同時也承認“作品變成商品，對于全國文學運動也未嘗無貢獻”，新文學由此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傳布，作者也多少能從出版業中分得一點利潤，“從此方有職業作家”98。更重要的是，新書業提供了一個“自由競爭”的環境，“職業作家”在其中可以憑借自己的表現贏得讀者，客觀上也促進了新文學的進步。99

更有意味的是，以1926年后新文學重心轉向上海并走向商業化這一現象為參照，沈從文重新評價了早期新文學在北京的場域與生態。他談到新文學與商業資本結緣后，作家的寫作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從無報償的玩票身份，轉而為職業和事業，自然也不能再保持那點原來的誠實。”100此時“玩票”不再是貶義詞，而是表示不計較商業回報的“誠實”態度，反而“職業”意味著利益導向。在1943年寫的《“文藝政策”檢討》一文中，沈從文對這一點闡發得更加充分。他指出早期新文學作家“多近于玩票，盡義務唱白戲，所追求的只是一個原則，即‘用文字當工具來發掘人生重造社會’的原則”，這樣一種“天真與誠實”的態度，才造就了新文學的成功。他特別提到魯迅、冰心、胡適等人不靠賣文為生，報刊的出版者也從未想過發財，這種“素樸風氣”一直維持到1925年前后，像《語絲》完全是自己出資，《現代評論》雖然銷路很好，但“因代銷處不繳賬，還不會用商業習慣追討，經濟上周轉不來，結果只有停刊”101。沈從文所描述的正是我們前面所說的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新文壇非商業化的運作邏輯，業余性的、同人團體式的寫作和出版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當時沈從文基于自身作為“職業作家”的個體經驗，對于周氏兄弟等成名作家“玩票”式的業余寫作，完全持批判姿態，斥之為“白相的文學態度”；而到了1940年代，當沈從文已然成為重要作家且亦在大學教書的時候，他對所謂“玩票”也改變看法，轉而從更超越的視野肯定早期新文學寫作與出版活動的業余性中所包含的正面價值。

這種肯定特別表現為沈從文對副刊在新文學場域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的高度評價上。1943年沈從文撰文談論新文學出版物的流變趨勢：“由報紙副刊成為雜志，由雜志成為單行本新書，再由這個關系產生一個新出版業，將出版物當成商品之一種作大量分配，除了它已經能穩定出版業本身，此外‘理想’竟好像完全說不上了?！?02這里一方面肯定商業化的“新出版業”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提示出版物形態從副刊向雜志和單行本的轉變意味著新文學“理想”的失落，言外之意當然是說這種“理想”主要既寄托于副刊上。戰后沈從文在一篇討論如何辦報的文章中更加明確地論述了“副刊的重要性”：“初期社會重造思想與文學運動的建立，是用副刊作工具，而得到完全成功的”，而“這個趨勢在北伐成功后有了點變化，為的是單行刊物興起，副刊有一時就掉落了”103。這也是商業化的新書業有以致之。1946年10月，沈從文在北平接編《益世報·文學周刊》，在帶有開場白性質的《編者言》中，他再次指出“北伐成功卻使副刊衰落，結束了它的全盛時代”，緊接著談及“商業資本復起始看中了文學，在一個不健全制度下形成一個新出版業。作家與商業結合，產生了一批職業作家。作家與政治結合，產生了個政治文學”，兩者“共同結束了副刊的生命”104。有意味的是，沈從文在這里把副刊的衰落部分歸因于新文學商業化后“職業作家”的興起，這里自然結合了他本人1928至1929年間在上海做“職業作家”的經歷。確實，正如我們前文所論，沈從文北京時期的文學活動主要就是依托副刊以及與其性質相近的小周刊而展開的，副刊和小周刊在北京文壇所占據的主導地位，與彼時新文學場域以業余性和同人性為特色的非商業化運作機制可謂互為表里。而在1926年之后的上海文壇，伴隨著新書業的興起，新文學場域開始為商業化邏輯所支配，寄寓于副刊的某種“誠實”“樸素”的態度和以文學“重造社會”的“理想”也就隨之失落了。

沈從文1940年代這一系列對1920年代中后期新文學場域轉型的觀察，可與后來學者的研究相印證。如賀麥曉在探討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場時，就提出早期新文學實踐“不為金錢而為象征資本創作”是“不言而喻的重要規則”，而到了1930年代，作家開始把文壇比作市場，并采取積極的“占位”策略，經濟收入也大幅提高，相應地“報紙副刊及其編者的影響力不斷減弱”。他的結論是“中國二十年代的作者大多數是在業余時間進行寫作的學生、職業教育家和職業編輯”，隨著新文學場域的擴大，新的“占位方式”開始出現。105這些都與沈從文的論述若合符節。然而，沈從文的判斷因為包含了他早期創作兩個階段“職業作家”的個體經驗而顯得親切可信，同時又由于超越性的視角而揭示出新文學場域轉型過程的復雜性。作為新文學運動的親歷者，沈從文在1940年代具體語境中對其歷史經驗的梳理和評述，不僅表現了他對于新文學之未來的深切責任感和關懷，表現了他卓越的批評眼光，更以其敏銳的歷史透視力而體現出某種文學史家的素質。就此而言，他不斷念茲在茲的“職業作家”這一說法，就不只是對個人早期創作經歷及其中凝結的切身經驗的描述和概括，還因其社會內容與價值指向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展現了作為文學史分析概念的巨大潛力，值得進一步開掘和闡發。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近代北京文化空間與新文學的制度化研究（1921—1937）”（項目編號：19BZW16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60 沈從文：《在湖南吉首大學的演講——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97、395頁。

2 52 77 沈從文：《社會變化太快了，我就落后了——與美國學者金介甫對話》，《沈從文晚年口述》（增訂本），王亞蓉編，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161、211、160頁。

3 13 沈從文：《我到北京怎么生活怎么學習》，《沈從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頁。

4 司馬長風在其《中國新文學史》中就稱沈從文“似乎是中國第一個職業作家”，參見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上卷），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160頁。

5 沈從文：《白話文問題》，《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頁。

6 沈從文：《新的文學運動與新的文學觀》，《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頁。

7 沈從文：《略傳——從文自序》，《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72頁。

8 參見羅帥的《沈從文初刊文及最初筆名新探》，《現代中文學刊》2022年第5期；田豐的《沈從文在〈晨報·北京欄〉上的作品考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3年第2期；程桂婷、曾莉雯的《沈從文處女作與第一個筆名重考——兼與羅帥、田豐商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1期。筆者傾向于羅帥的看法。

9 17 20 孫伏園：《編余閑話》，《晨報副刊》1923年4月10日。

10 《晨報副鐫投稿簡章》，《晨報副刊》1925年5月合訂本刊尾，此后6月至12月各期合訂本均載有此簡章。

11 76 沈從文：《我怎么就寫起小說來》，《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418、126頁。

12 需要說明的是，《晨報副鐫投稿簡章》中并未明確說明稿費標準，只說“本鐫投稿酬金標準，分按千字及按篇兩種，均由學藝部酌定”。

14 25 38 39 51 65 87 沈從文：《記胡也頻》，《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9、21、3—4、4—5、23、24、33頁。

15 據《晨報》1925年1月5日報頭，查1924年1月5日、1926年1月5日報頭，均為此價。

16 參見《晨報副刊》1925年各期合訂本刊尾所載價目表。

18 沈從文：《北京之文藝刊物及作者》，《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5頁。有資料表明，《晨報副刊》每月可盈利一千多元，參見崔燕、崔銀河《孫伏園與〈晨報副刊〉實證研究》，《魯迅研究月刊》2019年第12期。

19 67 參見馮鐵《作為文學園地的報紙副刊——以〈晨報副刊〉（1921—1928）為例》，史建國譯，《江蘇教育學院學報》2011年第6期。

21 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頁。

22 沈從文：《一個人的自白》，《沈從文全集》（第27卷），第18頁；此事對沈從文刺激很深，到了1980年，他去美國哥倫比亞講學時，仍重提舊事，難以釋懷，參見沈從文《二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頁。

23 徐志摩：《我為什么來辦我想怎么辦》，《晨報副刊》1925年10月1日。

24 《現代評論》對文藝欄作者“酌贈薄酬”，見《本社啟事》，《現代評論》（第6卷），第154期，1927年11月19日。

26 沈從文：《舊夢》，《沈從文全集》（第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頁。

27 陶孟和：《北平生活費之分析》，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第35頁。

28 吳世勇編《沈從文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頁。

29 高長虹：《1925，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走到出版界》，三晉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頁。

30 夏寅：《〈語絲〉體制之形成與北京的報刊出版——關于“同人雜志”與“小周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1年第5期。

31 《本刊啟事》，《現代評論》第1卷第1期，1924年12月13日。

32 徐丹甫（梁實秋）：《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時事新報·學燈》1927年6月4日。

33 53 沈從文：《二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381頁。

34 川島：《說說〈語絲〉》，《和魯迅相處的日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32頁。

35 陳翰笙口述、馬光裕整理《陳翰笙談〈現代評論〉周刊》，《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0年第2期。

36 孫伏園：《理想中的日報附張》，《京報副刊》第1號，1924年12月5日。

37 飄萍：《“七種周刊”在新聞學上之理由》，《京報副刊》第6號，1924年12月10日。

40 沈從文：《記丁玲》，《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93—94頁。

41 參見沈從文《記丁玲》，《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頁。當時《世界日報》還推出了《薔薇》《線下》等一系列小周刊，可以與沈從文關于當時記述的“副刊熱”相印證。

42 奚若：《副刊殃》，《晨報副刊》1925年10月5日。

43 唯剛（林宰平）：《大學與學生》，《晨報副刊》1925年5月3日。

44 沈從文：《憶翔鶴——二十年代前期同在北京我們一段生活的點點滴滴》，《沈從文全集》（第12卷），第255頁。關于沈從文通過公寓生活形成的人際網絡和文學認同，參見姜濤《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63—183頁。

45 關于《民眾文藝周刊》的前后變化，參見袁先欣《文化、運動與“民間”的形式——以“五卅”前后的〈民眾文藝周刊〉為中心》，《文學評論》2017年第3期。

46 參見姜濤《“無須社”與1920年代北京的文學小社團》，《新文學史料》2011年第4期。

47 沈從文：《雜談（六）》，《沈從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頁。

48 金介甫：《鳳凰之子·沈從文傳》，符家欽譯，光明日報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頁。

49 63 李同愈：《沈從文的短篇小說》，《沈從文研究資料》（上冊），劉洪濤、楊瑞仁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7、197頁。

50 沈從文：《生之記錄》，《沈從文全集》（第1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頁。

54 沈從文：《論中國創作小說》，《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頁。

55 沈從文：《窄而霉齋閑話》，《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頁。

56 沈從文：《文學者的態度》，《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48、50、52頁。

57 沈從文：《北京之文藝刊物及作者》，《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頁。

58 參見謝懿涵《從“文學青年”到“職業作家”————以沈從文與〈現代評論〉周刊的交往為中心》，北京大學2023年本科畢業論文。

59 樊仲云：《上海與內地》，《申報·出版界》1935年6月15日。

61 蹇先艾：《向艱苦的路途走去》，《蹇先艾文集》(第3卷)，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頁。

62 參見商金林《葉圣陶“讀”出來的沈從文》，《中華讀書報》2002年9月18日。關于葉圣陶代編時期《小說月報》的變化，參見姚玳玫《新文學陡轉期的中流砥柱——葉圣陶與1928年的〈小說月報〉》，《文藝研究》2013年第3期。

64 沈從文：《題〈八駿圖〉自存本》，《沈從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464頁。

66 沈從文：《關于〈市集〉的聲明》，《沈從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頁。

68 陳樹萍：《北新書局與中國現代文學》，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3頁。

69 關于該叢書的情況，參見姜濤《“無須社”與1920年代北京的文學小社團》，《新文學史料》2011年第4期。

70 李小峰：《魯迅先生與北新書局》，《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

71 張靜廬：《在出版界二十年》，西北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80頁。

72 霆聲（周全平）：《漆黑一團的出版（界）》，《洪水》第1卷第3期，1925年10月。

73 霆聲（周全平）：《怎樣去清理出版界》，《洪水》（第1卷）第5期，1925年11月。

74 75 91 劉震：《左翼文學運動的興起與上海新書業，1928—1930》，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9—70、43、99頁。

78 85 沈從文：《我到上海后的工作和生活》，《沈從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24、224頁。

79 參見瞿光熙《新月社·新月派·新月書店》，《中國現代文學史札記》，上海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第273頁。

80 參見王建豐《沈從文與新月書店》，《出版發行研究》2014年第10期。

81 根據沈從文晚年回憶，他在各書局出版的著作，報酬一般都是一次性買斷的稿費，一本約一百元。參見沈從文：《在湖南吉首大學的演講——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97頁；《沈從文晚年口述》（增訂本），第161頁。沈從文1930年給其兄的信中就明言：“我應當有許多版稅都被書店苛刻侵沒了”，見《19301002復沈云麓》，《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頁。

82 沈從文：《南行雜記》，《沈從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76—77頁。這篇書信體散文記錄了作者1928年1月9日去一個“熟人”家“書鋪”取書的稿酬的經過，沈從文1927年只在新月書店出版了《蜜柑》，故推斷此“書鋪”應為新月書店。

83 沈從文：《致徐志摩》，《沈從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頁。

84 由于缺乏商業頭腦，新月書店經營不善，以至資金周轉日趨困難。參見謝家崧《我記憶中的新月書店》，《百年書業》，俞子林主編，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頁。

86 魯迅：《魯迅致韋叢蕪》，《魯迅全集》（第12卷)，第199頁。

88 參見沈從文《南行雜記》，《沈從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頁。據陶孟和的調查，1926至1927年北京普通工人家庭六個月平均房租，在六元八角至八元之間，合每月僅一元多。參見陶孟和《北平生活費之分析》，第69頁。

89 在大約寫于1929年的小說《一日的故事》中，沈從文借主人公之口說“北京是好地方，那里住公寓，欠半年伙食房租賬是平常事情”，而“一到這來，我就感到無辦法了”。見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5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頁。

90 沈從文：《南行雜記》，《沈從文全集》(第11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頁。

92 黃秋華：《“文學者”的位置：沈從文自我形象的構成、表達及其反響（1928—1937）》，《文藝爭鳴》2024年第6期。

93 沈從文：《樓居》，《沈從文全集》(第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96、397頁。

94 以上均見自傳體小說《知己朋友》，小說中談到一位“熟人”介紹他到時任某大學校長的“××先生”處，勸他去教書。結合沈從文生平資料，可知“熟人”即徐志摩，“××先生”即胡適。參見沈從文《沈從文全集》(第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401、402頁。

95 沈從文：《從現實學習》，《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380頁。

96 沈從文：《論中國創作小說》，《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頁。

97 沈從文：《文運的重建》，《沈從文全集》（第1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頁。

98 100 沈從文：《文學運動的重造》，《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290頁。

99 沈從文：《“文藝政策”檢討》，《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80頁；沈從文：《新書業和作家》，《沈從文全集·補遺卷》(第2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72頁。

101 沈從文：《“文藝政策”檢討》，《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頁。

102沈從文：《找出路——新燭虛二》，《沈從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頁。

103 沈從文：《怎樣辦一份好報紙——從昆明的報紙談起》，《沈從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頁。

104 沈從文：《編者言》，《沈從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448頁。

105 賀麥曉：《二十年代中國“文學場”》，《學人》（第13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314頁。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