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亞軍:也說一篇小說的形成
很難說清一篇小說是怎樣形成的。有時候完全取決于自己內心的一種沖動,或者是他人一句話誘發出的念頭,或者是生活中的一絲啟發,促使要寫一篇小說時,我心里其實沒有一點底。
我只能說,真正動手寫起來,是我牽著人物小心翼翼地往前走,還是人物引領我摸索著經過每個岔路口,向一個未知的終點邁進,有時候自己真的掌控不了,像掌控不了自己的人生。
如果書寫離現實較遠的另一種生活,對于那些未知的人物,未知的世界,我有足夠的好奇心,而且充滿了向往。尤其是夜深人靜的時候,一個念頭就能促使我放開思緒,天馬行空。當然,也有寫不下去的時候,難以脫離既定的思維,像我這個人,中規中矩,怎么也放不開。尤其是想著有所超越,經常處于難以言說的苦惱和焦慮之中,因為不想太單一,想尋求變化,力圖拓展自己的題材領域。比如去年寫的短篇《夜發嚴灘》和《石頭記》,完全憑想象探尋那個完全陌生的世界,難度可想而知。如果說《夜發嚴灘》還有一絲蹤跡,那么《石頭記》就是“無中生有”,面對的是故鄉一條普通河流,真不知道自己要寫什么,那段時間我異常苦悶,寫了幾個開頭,都沒有把主人公呼喚出來。推倒重來了幾次,人物終于有了模樣,到后來能夠鮮活登場,自然呈現出他的人生狀態了,我心里才有了一絲欣慰。可以說,這兩個小說都是有些難度的,寫得比較艱難,卻也有一定的追求,寫到后來,時常有飄逸靈動的感覺出現,人物會從文字里走出來與我面對,甚至扯著我的思維往前走,神奇地與我一起完成了他們的命運走向。
每篇小說里,總會有一些比較獨特的東西,有時候雖然不是很壯闊,卻有些許神韻。關鍵,有區別于他人的靈動之處,對一個寫作者來說,已經很知足了。
相對而言,這篇《說話》似沉在現實生活之中的一段舊夢,時不時地拿出來晾曬,卻經不住陽光的照射,蜷縮成皺皺巴巴的一團,怎么看都不似小說的素材。直到有一天,我突然置身于小說中的這種場合,被親人糾纏了幾個小時,真正看到了什么是“你沒有道德,就不會被道德綁架”的情景,一切全被他們任意踐踏,而且還要擺出一套“廉恥的真理”,我一時陷入絕望的境地無法脫身,氣憤惱恨是必然的。因為,我沒有能力解決親人之間的糾紛,也無法說服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我太渺小、軟弱了。離開家鄉四十年,回老家每次都是匆匆過客,我從未參與過他們的“真理辯論”,就那一次,我徹底傻了眼,他們的雄辯能力超乎我一生的想象,再離奇的小說也寫不出那種場面,他們能用各種謬論推翻既定的事實。也就是睜著眼睛說瞎話。
后來,我覺得可以寫篇小說。只是,怎么讓自己心胸敞開,不帶入個人情緒,得蛻變成小說,這層要是想不透,就沒法寫。曾有個散文寫得不錯的作家對我說,你們寫小說的,這里編些故事,那里亂扯一通,一篇小說就形成了,哪像我們寫散文,純粹得寫真情實感。如果放在以前,我會反駁,要為小說辯解。可那次我沒有說一個字,我注視了他一會兒,把目光移開。那一刻,這篇《說話》在我腦子里有了核心:無意義的說辭。
如果說,這篇《說話》是傳統風俗的揭示,道出了人性復雜的一面,隨著敘事的行進,走向了文本理想的高地,是小說最想表達的本來意義。這樣的說法,空洞而又敷衍。一個短篇小說,即使表達的人生狀態看上去很狹窄,也得有寬廣的生命意義,以及豐富的生活氣息。這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
事實上,我更想把小說寫得簡單些,無論是人物命運,還是故事情節,不想寫得那么曲折復雜。我得留下一些空間,讓人物自己去表達他的存在感,而不是小說家過多地給人物預設出人生軌跡。
寫了三十多年小說,我更喜歡短篇小說。我一直覺得長、中、短篇小說不像是一個文體。不知別人怎么想,反正我在寫一個短篇時,與寫一個中篇的心態是不一樣的,從什么角度進入,怎么表達,怎么描述,感覺完全不一樣。
有了一個感覺,也就是所說的素材,能寫成什么樣的篇幅,心里肯定得有個數。我一般不把短篇的素材拉扯成中篇,甚至長篇,說白了,我也沒這個能力。我一直認為,小說不是講故事那么簡單,增加點故事、情節,人物來來回回地多折騰幾次,把字數抻長,就有中篇或者長篇的含量了?我這樣說,不是說故事對小說就不重要,可人物、語言、敘述、細節、邏輯等等同樣重要啊。否則,光講故事,就失去了小說應有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