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戈壁灘上總是不規則分布著像帽子一樣的土丘。2019年，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退役軍人事務局接到一個線索——在這片漫無邊際的荒灘上，有幾座烈士的“土丘”墳。

這條線索來自一位老軍人的后代，墳里埋葬的是老人的戰友。額濟納旗退役軍人事務局幾名工作人員找到了對方說的“墳”——14座土丘依次排開，只有最打頭那一座的前面，倒著一個斷裂的墓碑，上面記著名字與犧牲年份——馮英林，1979年逝，后確認為烈士。

剩下的13座，都是無名者。

他們的名字是什么？他們什么時候犧牲的？他們是不是烈士？

在尋找的過程中，退役軍人事務局的工作人員又從老兵那里得知，在另一片荒灘上，“還有6個（墳）”。

該局局長呂金泉和幾個年輕的工作人員按照老兵的描述去找，沒找到。后來，他又帶著研究地方歷史的老同志，從荒灘的幾個方向向中心尋找，去了3次，才在東北角找到了6座聚集在一起的“疑似墳墓”，同樣是普通的土丘，周邊長著紅柳和白刺。

他們拍了照片，給當地“干白事兒”的公司辨認——確定這是墓，但到底是不是老兵說的“烈士墓”，必須要找到烈士的名字，找到他們的親屬，做基因比對才能確認。

尋找的過程，耗時、耗錢、耗精力，卻可能一無所獲。一些提供線索的老兵，過段時間再聯系就失去了音訊，呂金泉時常坐在辦公桌前焦慮，“再等不了了”。

尋找

這些尋找中，有連長來找自己的兵葬在哪兒，有遠方過來的老人找兄弟的墓——家人只知道他們是去建設祖國的大西北。

老兵王清林就接到過這樣的委托。如今，年過70歲的王清林仍然穿著軍綠色的迷彩服，“托人買的，肥大、耐磨，又實惠，穿其他衣服，緊得很”。

1974年，他應征入伍。5年后轉業到額濟納旗，此后一直生活在這里。

七八年前，同縣一名戰士的父母托老鄉向王清林打聽：“我們兒子到底埋哪了？那時候給他評的是烈士，你們都一塊兒出去的，他犧牲在哪個地方了？”

那個時候，王清林跑了很多部門查不到。后來，他和呂金泉建立了聯系，才知道戰友被安葬在了東風烈士陵園。

東風烈士陵園埋葬的很多是曾為國防建設、航空航天建設、邊疆守護付出生命的戰士，這里距離酒泉衛星發射中心不遠，航天員出征前會專程前往祭拜。

這個遲到多年的消息終于輾轉回家鄉，王清林想著戰友的父母可能想來看看，但再沒收到家鄉的回音。

20世紀50至70年代，一車又一車的士兵被拉到蒼茫的戈壁灘上，他們有的來修鐵路，有的來修航空基地，還有人守邊防。

額濟納旗在內蒙古自治區西部，2010年剛開通客運列車時，固定的一條線路，每天都發車，后來乘坐的人實在太少，改成了一周發兩趟。

這里的常住人口3萬多，守護著11.4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和507公里的邊境線。

“地上不長草，天上無飛鳥，風吹石頭跑”，當地人開玩笑說，在“胡楊林”還沒被當作旅游資源之前，這里沒什么稱得上規模的產業，“額濟納的人，最重要的任務是在這里生活下去”。

這個“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的地方，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豁口”，自古都是兵家的必爭之地。驃騎將軍霍去病入“居延”收“河西”，說的就是“額濟納旗”——攻下這里，就可以直取河西走廊，往西是新疆，向東是中原。

新中國成立以后，這里被當作衛星發射與研究基地。“幾十年前，連額濟納旗都是個秘密。”老兵趙世清1976年入伍。他是家里的大兒子，父親想念他，托人照著家書上的通訊地址找到了蘭州市，找了3天都找不到兒子的蹤跡，又寫信問他：“怎么找不到你啊。”半個月后，趙世清收到了信，他回復，“遠得很哩，我們這兒坐慢火車到蘭州要坐三天兩夜了”。

在一個藏滿了秘密的地方找到“無名墓”背后的故事，總讓人覺得有心無力。

退役軍人事務局曾經從“旗志”和“盟志”里找到，20世紀50年代，曾有士兵剿匪犧牲，被就地安葬于戈壁。他們按照資料找過去，墳墓已不見蹤影。呂金泉向周圍的牧民打聽，牧民說“以前清明，我們這兒的學校還有老師組織掃墓”。

牧民回憶，用松木立的墓碑逐漸被風化，時間久了，土丘也不見了。

一年多過去了，額濟納旗退役軍人事務局仍然只掌握馮英林一名烈士的身份信息。對于這個剛剛成立6年，人手少的單位來說，即使人員全部出動，推進工作仍存在困難。

2021年，額濟納旗人民檢察院成為“推一把”的力量，大家開始一起尋找。

從檢20余年，額濟納旗人民檢察院的副檢察官李環辦過不少監督行政機關履職的公益訴訟案件，從生態環境、食品安全再到未成年人保護，直到接觸了退役軍人事務局，他才知道，原來他從小成長的地方，有如此多散落在外的烈士墳墓。

在檢察院的推動下，退役軍人事務局積極爭取各方資金修繕馮英林及其他13名烈士的墓碑，還通過微信公眾號繼續尋找13名無名烈士。

在城郊，退役軍人事務局支持修建了一個烈士紀念廣場。在他們的計劃里，找到烈士的姓名、征得家屬的同意，就將這些烈士墳墓遷至廣場的后側，這里比鄰水系，剛移栽的樹苗正在生長。

而這所有的設想都建立在找到這些無名者究竟是誰的基礎之上。

無名的人

呂金泉找到老兵王清林。王清林慢慢回憶起，13座無名墓里有5個人是新兵，因意外事故離世。

一些老兵開始自發在群里尋找這些無名者。

后來收集的其他老兵信息也印證了王清林的說法。老兵張效成看到網絡上的尋人信息，給退役軍人事務局的工作人員打來電話，“我記得那里（無名墓所在地）好像叫‘吉咯狼頭’”。“吉日嘎朗圖”，漢語意思是“幸福”。

張效成補充了幾大段文字，講述了13座墳墓中可能的兩個姓名——“張兆訓，江蘇省豐縣梁寨鎮人，1968年入伍，（原）蘭州軍區守備師高炮營，營部書記。”“孫志先，吉林省蛟河市人，（原）蘭州軍區守備師警衛連戰士，1968年入伍。”

張效成回憶：“1970年4月27日中午正是午飯時間，聽到電話鈴聲的張兆訓去接電話不幸觸電身亡。張兆訓也是烈士子女。他去世時還沒有結婚，但有個未婚妻，聽說可能有一個妹妹，現在情況不詳。”

這場高壓線和軍用通訊線連在一起導致的重大事故也是“孫志先”犧牲的原因。

信息仍然是模糊的，需要與烈士親屬確認，才能完成閉環。比起剛成立不久的退役軍人事務局，檢察院已經積攢了豐富的跨區域協作經驗。時任額濟納旗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華迅速聯系到河南太康、江蘇豐縣、吉林蛟河三地的檢察院。當地檢察官沒有耽誤時間，迅速上門，多部門合作找到了幾名疑似無名烈士的名字——焦學臣、王錦才、徐照成、王玉然、馮勛力、孫智先、張兆訓。

與此同時，額濟納旗退役軍人事務局也嘗試和三地退役軍人事務局進行聯絡，尋求協助。

工作人員上門時，有人很快就從柜子里拿出了哥哥張兆訓的烈士證。過了半個世紀，仍然被完好地保存。只有一位烈士的母親尚在人世，這名戰士犧牲時18歲。

這些犧牲的烈士面目逐漸清晰，20歲左右，大多未婚，從父母的兒子變成了國家的兵。

案子結了兩年多，但李環總覺得這事兒還沒徹底完，他仍然在關心著后續的結果，一有消息，就聽一耳朵——這個西北男人不善言辭，到感慨處，他總是輕輕嘆氣，“我女兒上大學，跟他們差不多大”。

彼時，退役鐵道兵王民立為了尋找青綠鐵路上犧牲鐵道兵的墳墓，找到了位于額濟納旗的東風烈士陵園。這個消息，傳到了額濟納旗人民檢察院——有人在找墓的坐標，有人在找無名墓的名字。

王民立被請到了額濟納旗人民檢察院。她開始講述跨越數年，為鐵道兵尋親的故事。王民立的父親曾經為青綠鐵路奮戰，她的哥哥為鐵路建設犧牲。

青綠鐵路是酒泉基地的鐵路專用線。王民立介紹，青綠線南起清水站，北至額濟納旗綠園站，于20世紀50年代修建，被稱作“地圖上沒有標記的鐵路”。

乘火車來的兵不全都干了轟轟烈烈、“有名有姓”的工作。王民立從歷史資料的記載中找到犧牲的17名戰士的名字，沿著青綠鐵路尋找他們墓碑的坐標。在途中，她收集到這樣的故事。

鐵道兵陳南潮曾接濟過當地的放羊娃王晉桓姐弟“一口吃的”，后來，因為環境艱苦，陸續有修建鐵路的士兵犧牲在這里，他們的墳墓按照時間順序依次排開，時間久了，松木墓碑被風化，消失。

但王晉桓始終記得陳南潮是第一個。陳南潮的墓被王晉桓守護了半個多世紀。直到2013年，連同其他幾座無名的鐵道兵墳墓，一同被遷入東風烈士陵園。

陳南潮因隨汽車運送物資翻車而亡。資料中犧牲在青綠線上的鐵道兵還有人為救戰友被機車撞亡，有人因病不治，有人被風沙掩埋……

王民立后來聽老兵回憶，那時，他們在戈壁灘上遇到大風，會迅速地從馬背上跳下來，手拉手圍成一個圈，臥在戈壁灘上，才不會被風沙席卷走。

當他們目睹戰友的意外犧牲，這些年輕的戰士才意識到死亡離自己如此之近。王清林說：“就是心寒一些，意外事故就跟戰備似的，這是很正常的。”

而趙世清則回憶起，得知可能上戰場的那天，他把存折里的40元全部取出來，8元寄到家里，剩下的錢買了黃桃罐頭，和戰友分著吃。

在和平年代，軍人的犧牲似乎不再是在搏斗中壯烈地離去，他們面對的是惡劣的環境、隨時可能發生的風險事故、糟糕的醫療條件……王民立說：“但犧牲沒有大小之分。”

“孫智先”“孫枝先”“孫志先”和“孫智光”

王民立手里有犧牲鐵道兵的名單，一邊為他們尋親，一邊確定他們墳墓的位置。她曾經順著青綠鐵路沿線走，詢問周邊牧民是否曾看到過鐵道兵的墓，后來打聽到一些散落在外的墓已經遷入了東風烈士陵園。

彼時，東風烈士陵園里有15座無名墓。王民立想這或許就是她正在尋找的鐵道兵的無名墓。她靠著烈士遺骸鑒定，在這些無名墓里確定了6個鐵道兵烈士墓的身份和坐標。東風烈士陵園內部也做過討論，王民立說：“是因為我們把所有能找到的親屬都找到了，我們已經具備了這個條件，所以才鑒定的。”

烈士遺骸鑒定正在被廣泛地運用于烈士尋親過程中，不僅可以幫助精準確認烈士身份，還可幫助還原烈士生前受的傷以及通過3D掃描頭骨進行畫像，還原他們的樣貌。

技術發展迅速，但仍然有其不可解決的難題。比如想要進行基因比對，就必須要先找到烈士的親屬。

額濟納旗退役軍人事務局也想給無名烈士做遺骸鑒定，但呂金泉和同事總想著等戈壁灘上的13座無名墓的人都找齊了才能做，此時打擾已經“入土為安”的烈士，他們總覺得不安心，時不我待，“烈士的近親都要走了”。

可尋找越來越難，兩年多來，能問的人都問了，提供線索的電話也很少響起。

尋找的過程中，王民立一天最多打過40多個電話，打市民熱線、打各地退伍軍人事務局電話、打到學校、報社去尋找知情人。每當自報家門，是為烈士尋親，“在這些崗位上的人基本會提供最大的幫助”。

他們還找過烈士出生地的電視臺和報社，在文章刊發后得到一名87歲老人提供的線索，他們要找的人就是這位老人的同班戰友。

這些烈士犧牲的年代，資料都靠手寫，有時音同字不同——部隊資料記載的，墓碑上刻的、烈士證上的都不是同樣的字。有時，筆畫寫得潦草了，抄錯也常發生——比如把“全”抄成“倉”，更多的時候，這兩種情況可能會同時發生。

還有一些特殊的狀況。吉林省蛟河市人民檢察院在接到額濟納旗人民檢察院的訴求之后，就開始聯絡當地的政府部門確認信息，額濟納旗提供的線索極為簡單，名字是“孫志先”。經多方核實，只有一名蛟河籍烈士“孫智先”與之較為接近。從蛟河“孫智先”烈士的弟弟孫嵐山口中得知，其本名“孫枝先”，入伍后多次改名“孫志先”“孫智先”，有些資料把“孫智先”寫成“孫智光”，軍人犧牲證明書上寫著“孫智先”。蛟河市人民檢察院將這一線索反饋給額爾納旗人民檢察院。

王民立還有個方法，南方有些村落仍留著族譜，維系著宗親關系。王民立也托人去打聽。很多次，都通過這樣的方式找到了烈士的名字。

這是一件極耗成本，極耗心血，極耗人脈的工作。

找到歷史的“盲點”

有些老兵托王民立尋找戰友墳墓時說：“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做了孤魂野鬼？”

王民立作為烈屬，很理解他們的心情。“雖說青山處處埋忠骨，到底已經山河無恙，應該英雄歸葬。”

王民立見過尋找父親的女兒。父親在她四個月大時離開。她成年工作后，總是跑去民政部門詢問是否有資料記載父親所葬之處，她想親自去看看，但始終查不到。直到2020年，才在撫恤金領取的統計表上看到了父親犧牲的地址。

王民立也曾聽說一位母親在兒子犧牲一年后才得到消息，家人怕她想不開日夜守著，這位母親為兒子立了衣冠冢，就葬在她和老伴身邊。王民立也見過一個堂妹，犧牲的堂哥和她一起長大，她囑咐王民立，如果能為堂哥立碑，她一定去現場祭拜。

2022年，東風烈士陵園的無名墓被確定為鐵道兵之后，有3家親屬都提出要去現場祭拜，其中一位烈士的哥哥已經80多歲了，老人很著急，“我再不去看，我可能就那個（去世）了”。

有烈士家屬對前去調研的工作人員說：“沒想到你們還記得，國家還記得。”

如今，烈士存留的近親，大多已年邁，他們多數不再有心力尋找、遷墳，甚至來看一眼。

唯一準確確認身份的馮英林烈士家屬回復額濟納旗退役軍人事務局：全權交由您處理。

他們發現，大多數烈屬只是希望家人能有一個體面的埋葬處，烈士陵園是最好不過的。

東風烈士陵園里，有兩座墓碑，疑似是在青綠線犧牲的戰士。其他信息都能對得上，但墓碑上的名字與他們的烈士證上的名字音同字不同，以王民立的經驗，這兩人理應就是犧牲的鐵道兵，墓碑的名字也應按照烈士證上親屬確認過的名字做更正。

起初，王民立想寫家族史，寫在青綠線上的父親，寫在焦柳線上犧牲的哥哥，可后面越寫越深，越寫越多。“填補鐵道兵歷史上的盲點”，她說，“包括我找這些烈士，并不是因為我想去找，而是我必須去找，他是我們的盲點，我們要把歷史寫完整”。

有時，王民立想，葬在哪里，名字是什么，烈士本人或許并不在意。但她又想，寫歷史的人在乎，讀歷史的人也在乎，他們的親屬也始終惦記著。

一位女士曾找到王民立，她是烈士的侄女，回憶起父親提起伯伯時常帶著遺憾，“有過多封通信，但都沒能保留下來，也沒留下照片”，但和女兒形容，“比我帥，鼻梁很高”。

2022年，烈士遺骸比對成功，家人終于知道了他的安葬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