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內容提要 《聽漏》顯示出開闊、茂密的美學風格。作品再現了多種性質不同的生活單元，產生大跨度對話關系，形成敘事話語的內部張力。《聽漏》的情節與人物命運制造出為數眾多的懸念，甚至形成一個懸念體系，蘊藏強大的敘事動能。可從令人眼花繚亂的人物、場景、細節背后察覺小說基本的追求：純真、厚重、淳樸、道德完善、人格獨立以及止于至善的內心境界，天長地久的穩定以及大團圓結局，仁者無敵或仁至義盡的主題。這種基本的追求構成敘事動能的指向。馬躍之的君子形象是這種基本追求的體現，君子形象的完成標志顯現為一種精神高度的自我跨越；“僭越”話題的干擾則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傳統、道德完善或君子形象。

關鍵詞 劉醒龍；《聽漏》；“青銅重器”系列；懸念體系

一

長篇小說通常被視為“文學重器”。問鼎長篇小說往往是作家顯示文學能力的重要標志。長篇小說體量龐大，內涵豐富，紛雜的形式體系不僅顯現出相異的歷史源頭，而且提供解析以及重組世界的不同模式。一些作家傾心于精粹的敘事、清晰的脈絡線索與深邃的主題，例如福樓拜、亨利·詹姆斯、卡夫卡、海明威；相對地說，巴爾扎克、雨果、狄更斯、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顯得龐雜、喧鬧、豐盛，敘事、議論、種種知識片斷或者歷史掌故紛至沓來，云蒸霞蔚甚至泥沙俱下。曾經有一種文學輿論認為，第一種類型更多地顯示出“現代小說”的風格，正如W·C·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之中指出的那樣：“自從福樓拜以來，許多作家和批評家都確信，‘客觀的’或‘非人格化的’或‘戲劇式的’敘述方法自然要高于任何允許作者或他的可靠敘述人直接出現的方法……涉及這一轉變的各種復雜問題，已被簡單地歸納為藝術的‘顯示’和非藝術的‘講述’的區別。”但是，布斯對這種輿論表示異議。在他看來，小說沒有必要遵循各種多余的“教條”，偉大的文學往往是“不純”的。對于一部小說而言，所有的形式都可以使用；同時，沒有哪一種形式是不可改變的萬能公式。因此，人們毋寧將一部長篇小說的形式及其美學風格追溯至作家穩定的藝術氣質，追溯至這種藝術氣質與諸多“現場因素”的復雜博弈，譬如材料的內涵、獨到體驗與發掘、敘事視角的選擇，甚至作家的寫作環境。

劉醒龍的長篇小說《聽漏》是一本厚重的“大書”。這不僅是因為其五百多頁的篇幅，更為重要的是因其開闊、茂密的美學風格。《聽漏》是劉醒龍“青銅重器系列”的第二部。“青銅重器系列”第一部《蟠虺》于2014年出版，二者之間情節與人物一脈相承。跨出熟悉的鄉村敘事，轉入青銅重器的考古領域，劉醒龍的心愿是再現楚文化的瑰麗、神秘與浪漫，再現一批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如何回應中國傳統文化“仁者無敵”“仁至義盡”的命題？《蟠虺》已經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劉醒龍曾說，《蟠虺》剛剛脫稿他“就有了新的寫作靈感與沖動”。盡管如此，《聽漏》的續寫醞釀了整整十年。有趣的是，《蟠虺》與《聽漏》之間曾經插入劉醒龍的另一部長篇小說《黃岡秘卷》。《黃岡秘卷》出版于2018年。相對于《黃岡秘卷》流暢明快的敘事話語，《聽漏》顯得繁雜密集，諸多情節線索彼此纏繞，相輔相成。作品不存在一個單純的遞進式戲劇沖突作為情節演繹的內在軌道，各種戲劇性元素橫向分布于各個層面，形成“不擇地而出”的奔涌狀態。在這個意義上，《聽漏》顯然屬于長篇小說的第二種類型，而且是為劉醒龍所傾心的類型。劉醒龍曾經表示：“我是主張長篇小說要有‘大’的氣象，以長篇小說的長度、深度和跨度，如果沒有‘大’的意思，就會給人以有事沒事往長里抻的感覺……長篇小說擅長的是要將人往深處和高處引領。”

用“繁雜密集”來形容《聽漏》，不僅因為作品再現了多種性質不同的生活單元，而且因為這些生活單元所產生的大跨度對話。從人聲鼎沸的博物館、擁擠的公交車，到清靜的研究機構楚學院；從市區狹窄的老街道、喧鬧的水務工地，到紀委辦公大樓內部；從壯闊的武漢長江大橋，到小鎮的“早酒”或墓葬風俗；從考古現場的描述、專業的考古知識到探監的場面，等等。作家從容調集分散于四面八方的生活單元，各種聲音、氣息開始在情節內部交集、沖撞，如同化學反應一般產生新的情節段落。然而，相對于熙熙攘攘的生活表象，另一些潛在的對比、交織、沖突形成情節內部的多種隱蔽張力。

《聽漏》的情節開始之際，楚學院的教授馬躍之收到一封匿名信，得知附近的地鐵站工地出現漏水，寄信人請他通知相關部門緊急處理。奇怪的是，一封如此重要的信件竟然是用甲骨文書寫的——《聽漏》之中的甲骨文信件與《蟠虺》之中的甲骨文信件構成互文式的呼應。信件內容引出的情節波瀾很快平息，然而，信件所采用的甲骨文書寫形式透露出另一種意味深長的信息。日常生活之中，多數人使用手機作為通訊工具，微信的使用率甚至比通話還要高。盡管馬躍之年近六旬，手機以及微信還是將他與年輕的同事聯系在一起。無論是即時通報消息、發送照片還是借助朋友圈傳播詩文，手機都于無形中建立起另一個時空。如同分布于日常生活的各種交通工具與大眾傳媒，手機同樣正在深刻地改變著社會關系。迄今為止，手機可以衡量個人的社會關系范圍及其穩定程度。不論近在咫尺還是咫尺天涯，手機建立的聯系比晤面遠為密切。在這種通訊條件之下，古代小說或者戲曲之中那些熟悉的情節在當下完全喪失了依據。譬如書生進京趕考不通音訊，癡情的小姐倚門悵望；丈夫從軍征戰，妻子寒窯多年苦等，等等。如果說，這些情節必須依托一諾千金的彼此信任以及堅貞不渝的愛情，那么，借助交通工具、大眾傳媒以及手機急劇擴大的社會關系范圍大幅度地給人們增添了各種變數乃至誘惑的機會。急劇擴大的社會關系其中相當一部分變得短暫、輕薄，這種狀況被視為后現代社會的典型特征。這時，甲骨文信件的出現如同引入某種異質之物。甲骨文與青銅重器以及種種出土文物共同顯現出異于日常生活的另一個歷史維度，這個歷史維度通常埋沒在數不清的往事塵埃之中。對于《聽漏》來說，甲骨文與手機共時呈現的意義并非派生出另一段情節糾葛，而是制造出某種象征意味。這種象征意味延展至情節的整體。小說第19章馬躍之獨自在紀委辦公室設法開啟青銅壺蓋，同時收看微信傳來的會議現場直播，歷史維度與日常生活當下性維度產生強烈的對比度。

如果說甲骨文、青銅重器與手機形成器物之間的張力；那么，另一種張力幾乎時刻彌漫在眾多人物之間——圍繞著其學術志業與世俗利益。楚學院是一個專業性研究機構，眾多專業人員圍繞“楚學”從事各種考古與研究工作。如同其他形形色色的同類機構，楚學院的專業人員同時在兩個平臺展開競爭：專業的學術領域與世俗的利益領域，譬如職務、收入、名譽與聲望、各種級別的待遇，等等。楚學是一門冷僻的學問。楚學院的社會聲望甚至遠遠不及附近的新聞單位乃至文聯或者作協。多數考古成果僅僅在專業領域產生有限的反響，而更多時候，考古專家名聲大噪的原因是古董鑒定——真品還是贗品涉及巨大的商業利益。盡管業界內部存在一套相對成熟的衡量標準，但是，專業人員的學術水平往往無法立即贏得社會公認。二者之間的差距帶來人為操作的空間：一些專業人員竭力將學術業績轉換為文化資本，繼而將其兌現為各種世俗利益。鄭雄的學術水平相當出色，然而，他的志向是開拓行政職務；吳秋水專注于學術，不過他真正向往的是“資深專家”頭銜，甚至試圖與馬躍之達成利益交換協議；馬躍之也不得不卷入種種風波，即雖然他的學術水平有目共睹，可是對手企圖制造學術之外的事端阻止他獲得“資深專家”的榮譽。身居學術平臺的專業人員反復提到種種行政待遇，羨慕之情溢于言表，行政人員利用手中的權限凌駕于專業之上，甚至越俎代庖獲取專業的面具，研究機構內部兩個部落的微妙矛盾時隱時現。學術志業與世俗利益的復雜糾纏不可避免地與崗位設置聯系在一起。

考古是楚學院的工作重點。作為考古專業人員的影子，另一批民間專業人員——盜墓者也在《聽漏》之中出現了。楚學院的專業人員文質彬彬，禮貌周全，言談之間引經據典，將每一間辦公室均以帶“楚”字的成語來命名，最為惡毒的詈罵不過是將人斥為“鼻屎”。盜墓者行走于江湖，言行粗魯，干著雞鳴狗盜乃至殺人越貨的勾當，以至于一些人鋃鐺入獄。盡管如此，盜墓者的墓葬知識不亞于考古專業人員，甚至更為精確。圍繞“九鼎七簋”的課題，楚學院與盜墓者之間的互動顯示出學術志業與世俗利益的另一種沖突與交織。

敘事話語是一部長篇小說的棲身之所，敘事的輕重起伏無不流露出作家對于世界的理解。這時，《聽漏》的一個敘事特征令人矚目：作者將眾多雋永的警句穿插于敘事之間，哪怕這些小小的語言旋渦可能短暫地將流暢的敘事中斷。如“越是沒有瓜葛的地方，藤蔓的生長越是神出鬼沒”“考古考古，考的是古，答的是今”等。讀者可以從這些警句之中察覺智慧與哲理，同時還會意識到另一個問題：誰是這些警句的敘述主體？如果說，“做學問的人都是看歷史不順眼”或者“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傲不可長，欲不可縱”這些警句出自《聽漏》人物之口；那么，游離于情節的警句則是作家本人或者敘事者的聲音。針對“客觀性”與“非人格化”的文學輿論，布斯的《小說修辭學》曾經耗費很大一部分篇幅論證小說之中議論的意義，例如“塑造信念”“升華事件的意義”“控制情緒”等。對于《聽漏》來說，情節內部與情節外部不同的聲音如何制造一種特殊的交響？這涉及敘事話語所形成的內部張力。

我們或許還可能察覺《聽漏》內部的另一些張力，譬如歷史的器物與文本、在場的人物與缺席的人物之間的張力，等等。然而，另一個問題已經迫在眉睫：情節內部的諸多元素彼此呼應，相互震蕩，這時，哪些敘事動力可以負擔如此龐大的輜重并驅動情節的車輪持續運轉？

二

敘事學曾經從各個不同的層面描述情節。然而，任何情節的完成不得不依賴懸念。作為一個富于心理意味的概念，懸念表示“欲知后事如何”的強烈渴望。《聽漏》的情節之所以產生強大的前沖力，是因為事件的前因后果與人物的命運遭遇制造出巨大的懸念。分析表明，《聽漏》之中的懸念為數眾多，甚至形成一個體系。頭緒紛繁的敘事之中，此起彼伏的懸念帶動情節馳而不息。

作為楚學院持續關注的一個考古學謎團，“九鼎七簋”構成小說首要的情節懸念。按照周朝的禮儀規定，天子才有資格享用“九鼎八簋”，“九鼎”之尊象征至高無上的君王。在隨州擂鼓墩出土一套完整的“九鼎八簋”之前，一個叫秋家壟的地方曾經出土另一套“九鼎七簋”。秋家壟墓葬主人的身份不亞于擂鼓墩墓葬的主人，為什么缺少一個簋？這個疑問構成楚學院的重大課題，也成為情節之中有待填補的空缺。《聽漏》各色人等圍繞這個空缺粉墨登場，按照自己的性格進行表演，直至解開謎團——一只用于制作銅簋的陶范從秋風的竹筒墓中出土。第八個簋并不存在，存在的僅僅是制作的模板。從考古現場的疑問到結論的塵埃落定，懸念的產生與解除提供了“平衡—失衡—再平衡”的情節演變能量。

然而，《聽漏》并非將簋的搜索作為唯一的中軸線來設置正方與反方，繼而展開愈演愈烈的戲劇性沖突。出場的眾多人物分別擁有自己的故事，他們的身世逐漸在另一個層面匯聚，相互交叉、編織與錯動，形成以幾個家庭為中心的悲歡離合。事實上，由許多人物身世之謎制造的懸念業已超過“九鼎七簋”的考古學謎團，以至于其演進之中的情節體積持續膨脹，有時甚至淹沒簋的搜索進程。

《聽漏》中的曾聽長無法被列入最為核心的一批人物，他與楚學院幾乎沒有聯系。然而，由于他的名字諧音、奇特工種、古怪言行及特殊秉賦，這個人物很快成為一個懸念。仔細的推敲表明，曾聽長身上顯露的許多疑點并未獲得情節的回音，譬如他的相貌與馬躍之是否相似，他在夜間的十三街坊究竟發現了什么；這個人物真正的情節歸宿是與秋大隊父子相認，盡管這個拐彎多少有些突兀。作品將曾聽長的工種“聽漏”作為書名，這個人物先聲奪人的理由是什么？這時，額外的關注無形地增添了懸念的分量。許多人從《聽漏》的書名之中解讀出另一種象征涵義：如同曾聽長傾聽地下種種神秘而輕微的聲音，文學本身可以形容為置身于歷史的“聽漏”——這種解讀贏得的認可與懸念解除的快樂異曲同工。

作為《聽漏》的主要人物，馬躍之與陸少林、梅玉帛、小玉老師之間的關系構成情節之中的最大懸念。馬躍之年輕的時候曾經到湫壩鎮參加考古工作，并且與小學的小玉老師相愛。小玉老師以身相許，懷孕之后產下一雙龍鳳胎。但是，小玉老師在遇見馬躍之之前已經與鎮上的另一個青年秋風訂下婚約。由于小玉老師毀約，秋風傷心成疾，不久之后去世。小玉老師將一雙龍鳳胎送給他人撫養，自己在秋風的墓碑前自殺。這一段時間馬躍之正在另一個音訊不通的中堡島搶救文物，對于所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馬躍之的同事曾本之代為處理小玉老師的喪事。小說中這些前因后果，直至馬躍之與陸少林、梅玉帛——即他的兒女、當年的龍鳳胎兄妹——彼此相認之后才完全揭曉，陸少林與梅玉帛也是在這一刻才清楚彼此是兄妹關系。不言而喻，這些簡要的概述業已隱含眾多懸念；作為一種推波助瀾的手段，敘事視角的隱蔽轉換進一步加劇了懸疑的氣氛。圍繞小玉老師的悲劇逐漸浮現的時候，《聽漏》的敘事遲遲未曾暴露馬躍之的當事人身份。馬躍之為什么每年的白露那一天必須到博物館探望“九鼎七簋”？聽到湫壩鎮這個地名，馬躍之為什么“心里輕輕抖動了一下”？（《聽漏》，第17頁）多年之后重返湫壩鎮，馬躍之為什么百感交集以至于夜不成寐？聽到他人陳述小玉老師的故事，馬躍之為什么多次神色異常？遇到這些場合，作品刻意回避馬躍之的內心想法從而保持客觀的外部敘事，僅僅在一個地方語焉不詳地交代一句：“屬于個人秘密。”（《聽漏》，第22頁）如果說，《聽漏》的大部分敘事采用全知的視角；那么，部分地遮蔽馬躍之的內心，形成了敘事意義上的引而不發之效。

陸少林的身世是《聽漏》情節之中的另一條重要支脈。從水務局工地、被紀委帶走、收藏室的物品到獻出青銅壺立功、壺中的折扇以及陳述家世、找到《湫壩鎮文史資料》與秋老太太的“變天賬”，這一條線索千回百轉，終于匯入“九鼎七簋”之謎，提供了解開謎團的關鍵證據。諸多懸念之中同時埋伏一條暗線：梅玉帛漸漸猜到了她與陸少林的兄妹關系。這一條暗線始于梅玉帛進入水務局查封陸少林的收藏品，她見到一件青銅殘片時不禁輕輕地驚呼一聲。這個懸念將近結局方才得以解密：梅玉帛手臂上的一個紋身符號與鐫刻于青銅殘片的符號如出一轍，這是小玉老師為兒女刺下的相認徽記。長距離的懸念不僅穿針引線，縫合節點之間的空隙，同時，懸念的最終解除如同嚴謹地打上種種必要的“補釘”。陸少林為什么遭受紀委審查？這個疑問閃爍不定，直至最后才真相大白：匿名舉報、財產申報審查與曾本之建議的專項清查等幾個方面共同促成了這個事件，而由梅玉帛主持這個審查只能歸結為“天意”。

盡管《聽漏》之中的眾多懸念細細密密地織成一張大網，人們仍然可能覺察敘事中某些細小的疏忽。譬如，水務工地鄧經理的賄賂情節似乎草草收場，楚學院門衛許師傅為什么疑神疑鬼？鄭雄深夜出沒于古街的原因也未曾給予明確交代。另外的一些懸念仿佛無疾而終。譬如，《聽漏》的開端為什么大費周章地描寫鄭雄帶領一批黨校同學到博物館參觀青銅重器？那一位“姜部”為什么表現失常？鄭雄再度陪同“姜部”參觀的時候，出土的陶范為什么無緣無故地變成一堆粉末？相對于數量龐大的懸念，或許人們已經沒有精力計較這些懸念能否解密。這是否為懸念飽和的征兆？如果路人甲或者路人乙都可能引申出新的故事線索，懸念會不會因為令人疲倦以至于削弱或者喪失吸引讀者的功能？

駕馭如此龐大的懸念體系浩蕩奔流，作家的構思、梳理、組織、控制令人驚嘆。然而，考察這些懸念之所以具有共同的指向，考察種種線索之所以萬取一收，人們還將探究到更為內在的敘事動能。

三

現在是進一步闡述文學懸念的時候了：只有情節意義上的“后事”，人們才會產生“欲知”的興趣。精神分析學證明，精神渴望時常是情節邏輯的組成部分。如果說，現實的匱乏很大程度地轉換為精神渴望的內容；那么，文學懸念不僅是揭開謎底的欲望，而且包含強烈的期待。《聽漏》的懸念隱含哪些精神渴望，以至于這些渴望貯存的期待鑄成左右情節發展的無形軌道？人們可以從眾多令人眼花繚亂的人物、場景、細節背后察覺一種基本的追求：追求純真、厚重、淳樸、信譽，追求道德完善、人格獨立以及止于至善的內心境界，追求天長地久的穩定以及大團圓結局，或者用劉醒龍的話來說，追求“仁者無敵”或者“仁至義盡”的主題。相對于后現代式的短暫、輕薄，相對于功利主義的種種交易，相對于種種復雜的機謀與圈套，這種追求力圖返回歷史波濤之中那些可以充當中流砥柱的原則。

《聽漏》之中的“九鼎七簋”意味著一個明顯的缺失。作為隱蔽的呼應，作品之中同時存在種種親情的缺失。然而，隨著情節的完成，所有的缺失無不獲得圓滿的彌補。“九鼎七簋”的謎團大白于天下之時，也是眾多親人團聚之日。小玉老師與秋風構成一個過去時的悲劇，時光沖淡了戀情撕裂的悲苦與憤恨，沖淡了托孤的傷心與墓碑上的淋漓鮮血，這個悲劇是情節的遙遠起始而不是眼前的沉重劇情。更為重要的是，親人的團聚擺脫了道德瑕疵的陰影而坦然地站在陽光下。馬躍之與小玉老師的相愛至情至性，他們的分手并非始亂終棄，而是因為音訊不通等外在因素，馬躍之與柳琴的再度相愛已經是多年之后的事情；小玉老師似乎有負于秋風，但是，剛烈的自殺謝罪讓她不再虧欠什么；盡管遭受嚴格的審查，陸少林大節不虧，具有一種“將頭昂得高高的”氣質；曾聽長這個人物神出鬼沒，然而，他身上流露出民間的道義與質樸，既不屈從于權威，也不庸俗地散布飛短流長。總之，他們的大團圓可以按照“天意”解釋為種種善舉獲得的回報，也可以解釋為這一批性格人物的必然命運。如同《蟠虺》的情節構造，種種“巧合”成為許多節點的銜接。劉醒龍并不忌諱“巧合”的使用。他在談論《蟠虺》的時候曾經表示：“我喜歡這種名叫巧合的事情，巧合的出現證明時間、地點、人物、事件全部選擇對了。”無論出現的概率多大，這些“巧合”寄托了人們對于歷史的期待。

無論是馬躍之對于小玉老師的不懈思念，還是梅玉帛、陸少林、曾聽長對于父親的不懈尋找，這是一種長線的穩定情感，甚至超越生命的限度。然而，相對于后現代社會的輕佻與無所不在的利誘，長線的穩定情感是不是正在變成古代社會的迂腐遺物？在《蟠虺》之中沙璐曾經感嘆，曾小安與郝文章的愛情已經成為孤本——曾小安居然在監獄之外等候郝文章八年；在她看來，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女人只要在40度高溫的室外站20分鐘就會與對方恩斷義絕。無獨有偶，《聽漏》之中的王蔗對馬躍之說：“你們那一代人的愛情能扛起青銅重器，我們這代人的愛情只能背個愛馬仕包。”（《聽漏》，第226頁）這是后輩在瀟灑地嘲諷前輩的不識時務嗎？王蔗與萬乙已經各有婚約，但是，兩個人相見的第一天就開始熱戀。一旦缺乏長線的穩定情感，《聽漏》的情節隨時可能結束，即如果馬躍之對于數十年前的艷遇一笑了之，如果梅玉帛、陸少林、曾聽長僅僅關注眼前而不介意生父為何許人（梅玉帛甚至將生父的現身作為婚姻的前提）；那么，后繼的故事只能圍繞“九鼎七簋”之謎展開。盡管如此，《聽漏》察覺歷史正在遭遇另一種沖擊。歷史的節奏愈來愈快，某些古老的原則進入劇烈的顛簸狀態。這時的人們是充當捍衛者還是叛逆者？

許多時候，劉醒龍更愿意站在土地、家族、血脈、傳統的榮譽與尊嚴這一邊，與時髦的激進態度保持必要的距離。作為一個世事洞明的作家，劉醒龍當然清楚這些情節背面的陰影。梅玉帛、陸少林、曾聽長或者在孤兒院度過童年，或者被人收養，喪失家庭的創傷會不會造就陰暗、扭曲甚至畸形的內心？柳琴對于突如其來的繼母身份欣然接受嗎？即使既往不咎，她難道不會對未來的日子產生若干顧慮？無數事例證明，家庭的構成內容遠遠超出溫情脈脈這一涵義，尤其還是在如此奇特的家庭之中。王蔗與萬乙從馬躍之身上意識到另一種人生，決定返回昔日的軌道，然而，發生過的往事再也不會擇機反撲嗎？事實上，王蔗已經表示出“抽刀斷水水更流”的矛盾心情。然而，這些陰影并未獲得情節意義上的擴大。劉醒龍的作品始終謹慎地與人性之“惡”，如陰鷙、絕情、冷血、變態、刻毒等保持距離。《聽漏》之中的秋風遭受戀人小玉老師的背叛，然而，他的決絕是否有些過激？秋風不僅在頹廢之中拖垮身體，而且根據當地風俗為自己設計了一種可謂惡毒的墓葬形式。傳說之中，這種墓葬的死者三千年之后才能轉世重見天日，亦即他再也不想重返這個令人傷心的世界。《聽漏》借用另一個人物秋老太太之口交代：由于私生子的身份與六個腳趾的殘疾，秋風極為自卑。他的偏執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悲劇，以至于梅玉帛與陸少林成為孤兒。《聽漏》之中出現的人物為數眾多，如此決絕的性格僅此一人。秋風并未正面現身于情節，這種敘事設計是否流露出劉醒龍的內心傾向——秋風并非他所喜愛的人物。劉醒龍在一次訪談之中說過，他不愿意作品之中“戾氣太重”，“對人對世界，我是樂觀的、浪漫的。別的人可能愿意在小說中樂此不疲地面對貪官污吏、濁水橫流。我所面對的是父老兄弟，清水澆園”。大千世界，蕓蕓眾生，劉醒龍更愿意展示歷史之中溫暖的那一面。

四

馬躍之是《聽漏》的主角，是楚學院當之無愧的首席專家，在考古方面學養深厚。除了各種歷史知識，馬躍之有多手“絕活”：譬如可以迅速識別各種絲綢的紋飾或者陶片的幾何形狀，拼接出一個完整的陶罐，他配置的秘方具有清除堅固銅銹的特效，等等。馬躍之的太太柳琴愿意稱呼他為“馬先生”。這時，所謂的“先生”更為接近傳統意義上的“君子”。的確，馬躍之始終按照君子的標準為人處世。如果說，馬躍之的學識以及“絕活”顯示了“技”的層面；那么，道德品格是馬躍之形象的核心部分：溫文爾雅的言行舉止，含而不露的人格修養，諄諄善誘以至于讓年輕人如沐春風，寵辱不驚但求問心無愧。當然，馬躍之的君子形象并非一個先驗的設定，而是來自作家精心的塑造與刻畫。

楚學院的周老先生、曾本之、馬躍之是三代大師的代表。《蟠虺》的情節以曾本之為軸心。作為曾本之的女婿，鄭雄及其身后的官員勢力以“院士”稱號為誘餌欲收買曾本之，力圖復制出土的青銅重器曾侯乙尊盤，并且盜走博物館的真品。曾本之識破這些計謀，破除了籠罩在自己身上的學術迷信，同時果斷地將鄭雄逐出家門。《蟠虺》的后半部分起伏跌宕，曾本之與鄭雄及其身后勢力圍繞曾侯乙尊盤的復制、贗品的鑒別與真品的回收斗智斗勇，男女情愛的纏綿與謀財害命的驚險一應俱全。激烈的戲劇性沖突中，曾本之的形象躍然而出。70歲生日的時候，曾本之寫下一句話：“識時務者為俊杰，不識時務者為圣賢。”他顯然是按照“圣賢”的標準要求自己。《聽漏》之中的馬躍之與曾本之心心相印，但是，他并未卷入種種驚心動魄的外在糾葛。相反，對馬躍之的性格描述，作者訴諸眾多針腳細密的內心活動；君子形象的完成并不是征服一個對手、解決若干矛盾，而是一個精神高度的自我跨越。

《蟠虺》借助曾本之表述了一種觀念：青銅重器只與君子相伴。他甚至不無偏激地強調：“青銅重器只與君子相伴。如果不是君子，青銅重器自己會做出選擇！”（《蟠虺》，第464頁）鄭雄費盡心機地獲得另一套曾侯乙尊盤，運輸之際卻蹊蹺地落入江中——器物仿佛具有自己的意志。劉醒龍解釋《蟠虺》時說：“對青銅重器辨偽也是對人心邪惡之辨，對政商奸佞之辨。”這個觀念完整地延續至《聽漏》，馬躍之追求的君子形象與他所考察的青銅重器交相輝映。曾本之主持楚學院工作的時候，馬躍之繞開青銅重器而僅僅關注古絲綢織物、漆器等雜項研究，甚至口中不再出現“青銅”二字。曾本之退休之后，馬躍之接手“九鼎七簋”課題，他坦然地說出“青銅”一詞猶如一個象征——按照君子的標準衡量自己。

如果說，《聽漏》之中的青銅重器與君子形象僅僅存在象征結構而不是情節交織；那么，馬躍之與鄭雄之間也未曾出現激烈的正面沖突。身為青銅重器學會會長，鄭雄與馬躍之不存在嚴重的學術分歧。大多數時候，他們的活動軌跡南轅北轍。人們之所以覺得交集甚少的兩個人物分庭抗禮，毋寧說系源于他們形象所形成的強烈反差。鄭雄長袖善舞，圓通活絡，能言善辯，出口成章，自如地周旋于達官貴人之間，許多人認為他的加官進爵指日可待。相對而言，馬躍之少言寡語，疏于交際，甚至不無木訥。盡管馬躍之時常成為許多部門的專業咨詢對象，但是他絲毫沒有興趣利用各種人脈關系躋身名利場。“訥于言而敏于行”，這種君子形象帶有明顯的儒家傳統風范。作為考古專業人員，馬躍之顯然熟知儒家經典，然而，前輩知識分子的言傳身教具有醍醐灌頂的意義。馬躍之年輕的時候曾經跟隨周老先生對一座楚墓進行考古發掘。墓穴之中的積水尚未抽干，馬躍之迫不及待地伸手摸索。各種器物還未拎出水面，馬躍之憑借手感已經知道是一只青銅鼎、一只青銅簋或者一只青銅尊。他不無炫耀地大聲報告，出水的器物恰與之一一對應。這時，周老先生輕聲問一句：“干嗎要喊，是想讓古人聽得見，還是怕死人聽不見？”（《聽漏》，第289頁）這是對馬躍之的一次精神震撼。他從此力戒驕矜浮躁之氣，刻意涵養溫柔敦厚的性情。

與人為善是溫柔敦厚性情的一個重要表征。王蔗與萬乙的相戀開始逾越邊界，馬躍之僅僅在尊重對方的前提下進行含蓄的暗示性規勸，同時巧妙地替他們遮擋外來的好奇目光；對于陸少林藏在老冰棒里的上品玉佛，馬躍之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在他的心目中，匿名舉報猶如陰暗的“蛇鼠行徑”（《聽漏》，第157頁），而隱瞞冰箱里的事實又是一種失職——他甚至深為后悔自己的偶然發現。作為用心良苦的曲折暗示，馬躍之不斷向梅玉帛討要老冰棒，期望她自己察覺冰箱之中的秘密。對于馬躍之說來，對事實所作的揭露遠不如維護君子的無瑕人格那么重要。他坦然接受“資深專家”的提名，對于各種無事生非的誣告不屑一顧，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坦蕩的人格。

然而，馬躍之的人格背后隱藏著一片不為人知的陰影：他與小玉老師的戀情，秋風負氣而死，一對龍鳳胎不知下落。馬躍之甚至不敢直面自己的心病。當梅玉帛當面說出“父親還活著，我們卻成了孤兒”的時候，他仍然選擇了倉皇逃跑（《聽漏》，第470頁）。與其說馬躍之擔心這個意外事件影響“資深專家”的評選，倒不如說由于愧疚、顧慮家庭變故以及形象與聲譽的裂痕而顯得措手不及。當然，馬躍之最終不僅公開了往事，而且公開承認自己可恥的躲閃。他甚至覺得，但愿秋風可以從地下鉆出來敲自己一悶棍。馬躍之的父女與父子相認不僅表明情節的完成，而且表明內心轉換的完成。這是馬躍之君子形象塑造舉足輕重的一筆。

五

盡管如此，《聽漏》之中另一個話題，即僭越所產生的特殊引力，對于傳統、道德完善或者君子形象形成各種干擾。《聽漏》的第2頁就開始出現“僭越”這個詞。事實上，這個話題從《蟠虺》就開始了。《蟠虺》之中的一個人物通俗地解釋說：“是你的東西就是你的東西，這不僅僅指用非法手段謀取皇權帝位，現實生活中，用不正當手段獲得官場和職場利益，用卑鄙下流的方法騙取愛情都是‘僭越’。”（《蟠虺》，第278頁）然而，《聽漏》進一步地意識到這個話題的復雜性，曾本之、郝嘉、馬躍之這幾個人物曾經在討論中分別發表自己的觀點。曾本之認為，青銅重器是帝王將相擁有的器物，一些小博物館收藏的偽造青銅鼎懷有僭越之意，不可展出；郝嘉對于僭越保持著寬容的態度；馬躍之認同曾本之的觀點，堅持不僭不賊的為人準則，在他看來，僭越猶如竊賊。三個人就這個話題共同請教周老先生，后者的主張竟然是“順其自然”（《聽漏》，第132頁）。在另一個場合，鄭雄也表述過對于僭越的見解。在他看來，“僭越”是一個分量沉重的大詞，僅僅針對“天下僅有的大位”，沒有必要小題大做（《聽漏》，第33頁）。這些觀點顯然包含“畏天命”與“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分歧。爭論之后不久，郝嘉與周老先生均死于非命。這種情節安排是否表明，作家更傾向于認同曾本之與馬躍之？《聽漏》之中的僭越與否，涉及諸多方面：大到曾、隨兩國的名分，青銅重器享用的規格，小到嫡庶之分，對青銅重器的王者風范是否保持恭敬的姿態。而萬乙磕掉兩個門牙的經歷表明，僭越觸犯禁忌必將遭受報應。

盡管如此，這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如何確立至高的秩序作為僭越與否的衡量標準？在《聽漏》的紛雜情節之中，人們可以隱約察覺兩種不同來源。從法律法規到公序良俗，相當一部分秩序來自各種社會規范。由于歷史背景的變遷，這些規范可能過時、被廢棄或者被修訂與重建，但是，秩序本身從未缺席。相對于各種可見的人為設計，《聽漏》反復暗示，冥冥之中仿佛存在另一些神秘的、不可逾越的公理。盡管無法訴諸精確的文字表述，這些公理暗中掌控興亡成敗，甚至演變為約定俗成的處世準則。《蟠虺》中，馬躍之信手給曾本之寫的兩封甲骨文信件竟然意外地指向曾侯乙尊盤的埋藏地點，事后他不禁感嘆：“可見世間萬物都不是沒來由的，看似隨心所欲，其實受著時空事無巨細的安排。難怪古往今來一直有天網恢恢之說。”（《蟠虺》，第447頁）無論是青銅重器的自主選擇還是楚學院內部各種“一語成讖”的事件，讓人們不得不相信背后有一只“看不見的手”。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情順利完成謂之“天作之合”，另一些唾手可得的事情功敗垂成謂之“天意難違”。梅玉帛的身份必須歸結為現實秩序的維護者，她仍然發出這種感慨：“古往今來，凡是禁忌，都有道理。”（《聽漏》，第161頁）作家對于這些神秘的公理并未公布具體的條款，毋寧說人們須依靠自己的良知領悟，心中無愧，百無禁忌；有愧于心，短暫的成功往往尾隨心虛之感——擔心天譴以至禍及子孫。在很大程度上，這有助于解釋青銅重器與“曾”“隨”兩姓之間的關系，破譯“九鼎七簋”的來歷。根據《楚湫時地記》一書，馬躍之終于從僭越與懲戒的意義上完整地解讀出這個考古之謎的涵義：

書中明確記載，湫壩地下，多有青銅重器，每每用顛倒姿勢出露，此乃周天子敕令緣故。因曾氏篡隨，雖然李代桃僵，方國治理相當得法。周天子敕令仍有褒有貶，其言曰：天子不滅天滅，禮器似享非享。意思是說，天子我就不滅你們了，但天會滅你們；你們渴望的鼎簋等禮器可以按規制擺設，但沒有尊貴德行的你們不可以真的使用。放到現實里，就是將鼎簋倒扣過來擺放。這么做是社會制度的要求，該給的鼎簋等東西一定給。作為警示不配擁有的意思一點也不含糊，曾氏篡隨已是既成事實，代表方國王族地位的青銅重器，生前該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死后就得按原則辦事。（《聽漏》，第484—485頁）

對于馬躍之來說，君子形象是與“不僭不賊”的原則聯系在一起的。馬躍之口不言“青銅”二字，不在考古報告上署名，盡量避免染指他人的研究領域，安分守己，溫潤如玉，疏遠名利，博雅誠懇——然而，與小玉老師的戀情往事對于他謙謙君子的形象產生猛烈一擊。小玉老師與秋風有婚約在先，馬躍之的介入是否“僭越”？人孰無過？的確，馬躍之對于梅玉帛、陸少林乃至秋風表示出愧疚之情，然而，他真的后悔與小玉老師相愛嗎？重返湫壩鎮的時候，小玉老師立即占滿他的內心，他于萬千感慨之中似乎沒有多少后悔的成分。這恰恰是馬躍之形象的復雜之處。作為青春激情的產物，馬躍之與小玉老師的相愛純真而美好；然而，后續的演變令人痛心。他無疑意識到一個質問的分量：青春可以充當僭越的理由嗎？馬躍之遲遲不敢正視往事，躲閃回避，內心的矛盾與壓力顯然是首要原因。光陰似箭，可是時間并沒有沖淡他對于小玉老師的戀情；另一方面，僭越之說如同一種痛苦的道德煎熬，甚至日益加重。馬躍之搖擺于二者之間，首鼠兩端，人性的謎團似乎比考古的謎團還要復雜。馬躍之與子女的相認可以視為一種救贖，但是，這個問題并未完全消除：他是否違背了自己“不僭不賊”的諾言？

六

《聽漏》中存在一個女性群體。如果說，“九鼎七簋”之謎的明爭暗斗發生在馬躍之、曾本之與鄭雄之間；那么，女性群體是另一半情節——構成幾個家庭以及相互纏繞的愛情糾葛——不可或缺的角色。從柳琴、曾小安、梅玉帛到沙璐、王蔗乃至秋老太太以及未曾正式出場的小玉老師，這些人物的性格、命運、人生選擇決定情節的發展路徑。從敘事的意義上看，《聽漏》的情節閉合來自每一個人物的相互連綴。盡管如此，她們仿佛還是顯出群體的某種共性。《聽漏》之中偶爾會出現幾句關于“女人”的風趣議論。雖然一些觀點借助人物之口表述，但是，各種議論既非運轉情節的齒輪，亦非性格的展示，更像是敘事者對于女性群體的零散觀感。所謂的“女性群體”通常是相對于男性文化構成的社會背景而言的。如果將性別作為社會共同體的劃分標準，《聽漏》之中的女性群體較之男性共同體顯得單純、善良、坦誠，更忠實自己的內心與情感。除了公交車上那一個滿臉橫肉的矮胖女人，《聽漏》并未出現其它的反面女性形象。在如此紛雜的情節脈絡之中，讀者沒有找到穿梭周旋于權貴或者富商之間的“交際花”，也沒有發現趨炎附勢的女性形象。面對行政權威或者學術權威，她們從容坦然，率直可愛，而不自卑畏葸，或者唯唯諾諾。《蟠虺》之中，沙璐在博物館解說時大膽地否認了器物系失蠟法鑄造，對鄭雄的慍怒無動于衷；華姐是一個剛烈的江湖奇女子，不惜制造車禍以身殉情。《聽漏》中的一個重要插曲是，柳琴與曾小安聯手掩護楊華華。三個女人之所以達成聯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小小的性別反抗。楊華華丈夫是一個炙手可熱的官員，婚外包養情婦，一夜情是楊華華的叛逆之舉——她不甘俯首充當籠子之中的金絲雀。甚至連身居基層的秋老太太也沒有把官位放在眼里，她曾經當面斥責那些熱衷給上司送禮的官員。

盡管柳琴與曾小安的年齡相差甚遠，二人卻成為一對密友。她們不僅時常長談，而且結伴外出收集考古資料。柳琴溫婉細膩，曾小安犀利率真，她們的共同之處是蔑視世俗、向往浪漫。作為馬躍之的妻子，柳琴不在乎丈夫獲得何種榮譽，她關心的是人格品質。她沒有因為自己無法生育而產生過多的顧慮，也沒有因為知悉馬躍之與小玉老師的往事而大為嫉妒。身為一個知識女性，柳琴的內心沉靜平穩，她的性格之中未曾沉淀多少雜質。當然，這個問題的另一面是，知識的修養是否如此有效，以至她的內心哪怕在無意識深處也不再存在各種暗角？衣食無虞乃至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往往是女性人格健全發展的基本保證，也是其浪漫氣質的穩定基礎。惡劣的經濟條件要么迫使人們精于計算，要么促成所謂的慷慨與豪爽。譬如，《蟠虺》之中華姐的剛烈性格有很大一部分是對于生活壓力的另類反彈。在這個意義上，柳琴與曾小安的“女人味”、專家眷屬的身份及社會地位，其背后存在隱約的性別依賴關系。

至少在表面上，梅玉帛的生活狀態不存在性別依賴，她的戀父情結更像是女性獨立之后的一種情感回望。與沙璐的管轄領域不同，梅玉帛的執法領域通常是職場與官場。由于工作崗位的訓練，梅玉帛精明、干練、果決，目光敏銳，擅長分析各種蛛絲馬跡。無論是職業的要求還是個人性情，梅玉帛不可能同柳琴或者曾小安那般率性隨意，她的性格相對較“冷”。然而，《聽漏》的成功恰是將梅玉帛的“冷”與女性的聰慧、細膩、溫柔乃至優雅的外表融合在一起。在令人生畏的頭銜背后，梅玉帛的內心不無孤寂之感，她甚至有意無意地用強硬的態度和言辭掩飾這一點。梅玉帛僅僅簡單地交代了自己在孤兒院長大、被人領養之后因為不適應而再度返回的經歷。簡單的交代隱藏了種種傷心往事，只有不屈的意志、品格才能承受獨自成長的生活壓力。人們似應在這個意義上理解梅玉帛強烈的戀父情結。因為沒有父親的強大庇護，成長過程中父愛的缺失造就了額外的精神渴求。梅玉帛的未婚夫非她不娶，已經苦苦等待多年；然而，梅玉帛的結婚條件是，必須由父親牽手她才能走上婚禮紅毯。這是一份由來已久的情感羈戀，甚至表現為一種外人所無法認同的固執、執念。她很遲才知道馬躍之是自己的生父，她的戀父情結終于獲得一個明確的對象。這是父女與戀人雙向維度的情感歸宿，也是情節的歸宿。

秋老太太并非《聽漏》的主要人物。作為當年歷史的見證人，她的證詞揭示了往事的許多不解之謎。盡管如此，作者設置這個人物并非僅僅為了完成敘事功能，而是在簡約的勾勒當中意外地塑造了一個生動的形象。秋老太太曾經擔任湫壩鎮的文化館長。40多年之后再度露面時，她已經是一個長期躺在醫院病床上的老太婆，一個阿爾茨海默癥患者。按照醫生的觀察，秋老太太每隔一陣就會相對清醒五到十分鐘。有趣的是，秋老太太交替使用真假癡呆，以至于周圍的人們對其感到虛實莫測。清醒的時候，她目光敏銳，明察秋毫；在另一些關鍵時刻，她可能突然閉嘴，昏然睡去，身邊的聽眾再焦急也無計可施。在斷斷續續的敘述中，秋老太太自稱是湫壩鎮最漂亮的姑娘，可惜未曾嫁到北京上海。秋老太太一方面得意地取笑丈夫“六大人”為她吃醋，生怕她與考古隊的年輕人相愛，每天不辭勞累地從縣城返回鎮上；另一方面又坦然地說起“六大人”與鎮上小寡婦的私情，私生子是六個腳趾的秋風。秋老太太敘述的表情可能是顧盼生輝的，臉上的皺褶仿佛帶有少女的嬌羞，也可能是愁眉不展、長吁短嘆的，可是沒有人知道她此刻是真癡呆還是假癡呆。從正義凜然的口吻、對“美貌”的自我陶醉到出爾反爾的記憶陳述，秋老太太時常脫離男性文化的預設成為一個令人驚奇的異數。

作為《蟠虺》的延續，《聽漏》展示出更為強大的敘事調度能力。青銅重器的厚重品格象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這個主題始于《蟠虺》，在《聽漏》之中獲得了進一步的拓展。它不僅顯現為新的情節，還體現在塑造出了一批新的知識分子形象。這些知識分子賡續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修養，將“仁”的范疇作為為人處世的準則，按照君子的形象要求自己。進入現實社會，堅持“仁”的范疇并非單純的個人“修身”問題，而是可能面臨各種層面的誘惑與堅守的問題，《聽漏》力圖在斑斕的生活畫卷之中突出這些知識分子激濁揚清的道德魅力。劉醒龍未曾公布“青銅系列”的總體規劃，但是，《聽漏》已經隱含乃至開啟了種種新的情節可能。我們可以想象：未來的某一天，種種新的可能將被另一個藝術靈感點燃，再度發出耀眼的光芒。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藝批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