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凌的詩，可以區分為“詩性”和“詩意”兩個時刻，前者帶有即興的特征，猶如廢名說新詩“一定要這個詩是詩的內容，而寫這個詩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詩的內容”即是“詩性”，類似于古典詩學所謂“興”。比如《晚秋》“今天去看望一位朋友/她站在二樓的陽臺上揮手/又從樓梯上走下來迎接我/那個瞬間/陽光打在她的左臉上/迷離，興奮，跳躍/像嶄新的生命突然開合/俏麗而生動”，朋友的行動——站在陽臺上揮手，又從樓梯上跑下來迎接——讓已被天空和路擴展的心情更加開闊，“詩性”即是如此，興于詩，成于樂，它天然帶有悅樂精神的敞開。《湖邊》同樣如此，“午后走在剛下過一場小雨的湖邊/我突然想給橋對面的陌生人一個擁抱/我們什么也不用說/這個天氣這種距離剛剛好/陌生如此清新/我們活著，還有點小小的興奮”，在一個恰當的時刻，僅僅是活著就讓人“興奮”，此時，現代人追求的獨特身份認同和邊界感短暫失效，我們有了與陌生人相偎相依的最天真的渴望，僅僅因為我們共同活在此時此地。莊凌詩歌中承擔此功能的往往是大自然，比如湖邊、雨水等等。類似的還有《風一吹我就飛起來》，“回升的氣溫同芳草一起生長/空氣中彌漫著女人的香味/我到底是誰，沒人知道/我的身體發熱/過不多久我就要蒸發/我此刻很輕很輕/風一吹我就飛起來”，在這個詩性的瞬間，“我到底是誰，沒人知道”是真實的，天地萬物一體的感受在這里體現出來。

“詩意”不同于“詩性”，它類似一種已經自動化的，或者說已經化為腔調的“詩性”，這當然是一個不得已的說法，因為“詩意”甚至是“詩性”的對立面。“詩意”是非詩性的，跟廢名對舊詩內容的認定一致，舊詩“所用的文字是詩的文字”，比如馬致遠“枯藤老樹昏鴉”這種文字，在廢名看來也只是一副腔調，雖然有“詩意”，但不是詩，不過是舊詩體制在平仄對仗音韻方面的硬性規定。如果缺少一個真實的現時，就有淪為堆砌辭藻的危險。比如同樣是寫輕盈，《冥想》中的輕盈不同于《晚秋》《風一吹我就飛起來》——“坐于山間，與風平行/眾生皆平等/我的身體越來越輕……”看似充滿“詩意”，但這些“詩意”恰恰是詩歌中需要大面積停電的部分，因為“詩意”不僅不是詩，而且是詩之敵。我們說“詩意”——而不說“非詩”或“反詩”——是詩之敵，因為詩性恰恰需要從“非詩”或“反詩”中汲取動力，猶如荷爾德林所說，“詩需要非詩，但尤其需要敏捷的把握。”莊凌有抓住這種非詩的敏感，她把本來非詩的日常點化為詩。

自然，“詩性”需要持續地掘進。福柯曾引用波德萊爾來說明何謂“成為現代的”，一方面是人們對時間的非連續性意識，比如前面提及的瞬間、過渡和偶然，但現代并非簡單地呈現這些瞬間，而且是對這些瞬間所持的態度。莊凌的《一件垃圾》寫一個撿垃圾的年邁老人，“每天早晨路過巷口/似乎看見她的影子/拖拽著人間疾苦/蹣跚走過喧囂的街道……直到她像垃圾一樣/被丟掉，被帶走”，撿垃圾的老婦人像垃圾一樣被丟棄帶有震驚色彩，但這個瞬間有待形成一個有力的態度，抒情主人公與撿垃圾者保持的距離使其能做的僅僅是反諷：“空泛的文字只在紙上抒情”。《滴水觀音》的處理顯然要好很多，“從花市上買了一株滴水觀音/剛剛開花/觀音也探出頭來/我抱著它上了公交車/車上擁擠不堪/找不到綠色的位置/公交車走走停停/人生兜兜轉轉/我抱著它，自己也變成了觀音/憐憫地看著奔波的眾生”。這里，借助一株植物的名字，抒情主人公在塵世的瞬間重新把握住某種永恒，她獲得了觀音的靈視，并且悲憫地看著受苦的眾生。當然，“自己也變成了觀音”可以有兩種解釋，一是抒情主人公僭越了觀音，二是抒情主人公空出自身以讓觀音進駐。若是第二種情形，即主體僅僅是一個空位，但這個空位被賦予在某個時刻實體化的可能——這個時刻既是詩性的，也是政治的。這樣的時刻，也是福柯所說的人以抵抗的姿勢面對現時的一面，“現代性并不是一種對短暫的敏感，而是一種使現在‘英雄化’的意愿”。《一件垃圾》中撿垃圾的年邁老婦人未能實現這種英雄化，抒情主人公陷溺于一種空洞的時間，并且抒情主人公清楚這一點，《滴水觀音》則以看似矛盾的方式完成了英雄化：他/她放棄了自我，卻空出主體的位置，這個觀音-空位就是一種新的英雄姿態——告別了空洞的時間，并與自身建立起真實的關系。此時，詩性與政治具有同一性。詩以傾空詩意的方式重塑感知，這個感知是行動性的，因此重塑感知也是重塑一個英雄化的生命。

（作者系青島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