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黃丹丹的小說《花窗》，隨著一字一句在眼前鋪陳開來，一幅集歷史、藝術與人性于一體的宏大畫卷在我面前緩緩展開，讓我沉浸其中，難以自拔，心中感觸萬千。

在《花窗》中，畫家宮辰與作家“畫眉”在正陽關的偶然相遇，揭開了一個關于藝術創作、記憶傳承與身份認同的復雜敘事。小說以精巧的嵌套結構，將現實與虛構、歷史與當下、剽竊與原創這些看似對立的概念編織成一張密不可分的網，最終指向一個令人不安的詰問：當虛構之物與現實之物驚人地相似時，我們如何確認自己的創作是真正原創的？又如何在記憶的迷霧中辨認出真實的自我？

宮辰的藝術生涯始于外婆隨手在作業本背面勾勒的花窗圖案。這個來自外婆童年記憶的意象，成為宮辰繪畫創作的核心元素。值得注意的是，宮辰的花窗并非對實物的寫生，而是“外婆口述和草繪后由我想象出的虛構之物”。這一創作起源暗示了藝術創作的本質——它往往不是對現實的直接摹寫，而是經過個體記憶、想象和情感多重過濾后的產物。宮辰的困境在于，他多年后竟在正陽關的淮安旅館圍墻上，看到了與自己虛構花窗幾乎一模一樣的實物。這一發現動搖了他對自身創作原創性的確信，也隱喻了所有藝術家內心深處的焦慮：我們引以為豪的“獨創”，是否只是未被察覺的模仿或集體無意識的再現？

小說中反復出現的火災意象，構成了對記憶脆弱性的深刻隱喻。外婆講述的那場燒毀整條街道的大火，不僅摧毀了物質實體，更切斷了記憶的連續性。不同人物對火災起因的敘述分歧——是賣饃人家的欺詐引發天罰，還是中藥鋪意外失火——展現了歷史記憶如何被不同立場和目的所塑造。正如女作家與老沈關于“雞海”這道菜起源的爭論所顯示的，人們對過去的敘述總是帶有“演繹”成分。當宮辰發現女作家“畫眉”的眉毛與外婆年輕時的照片驚人相似時，記憶的真實性再次受到挑戰：這是血緣的奇跡，還是自我欺騙的幻覺？

“畫眉”這個筆名的雙重含義，巧妙地揭示了藝術創作中影響與焦慮的并存。女作家用這個筆名既是為了發表“不務正業”的書畫評論，也是為了紀念旅居海外的女畫家林揚眉——后來我們得知，這位正是被指控遭宮辰剽竊的畫家。當宮辰驚訝地發現自己一直欣賞的畫評作者“畫眉”就在眼前時，藝術創作中的互文關系得到了戲劇性呈現：評論者與被評論者、影響者與受影響者、被剽竊者與所謂的剽竊者，所有這些角色在現實相遇時產生了令人眩暈的錯位感。老沈醉酒后關于“小畫家剽竊大畫家”的含混嘀咕，成為懸在宮辰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暗示了藝術家永遠無法完全擺脫的“影響的焦慮”。

小說對剽竊指控的處理極具深意。宮辰最初對網絡上的指責不以為意，直到他親自看到林揚眉的作品，并發現兩人畫風的相似性。更令他震驚的是，林揚眉竟也出身正陽關。這一系列巧合迫使他面對一個存在主義式的困境：如果兩個人的創作不約而同地回歸共有的文化根源，這能否被稱為剽竊？當個人想象與集體記憶重疊，當藝術家的虛構與世界的真實驚人地一致，原創性的傳統定義是否還成立？宮辰的困惑指向當代藝術創作中的一個核心矛盾：所有創作都不可避免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完全的“原創”可能只是一種幻覺。

《花窗》中的空間設置富有象征意義。故事主要發生在“淮安旅館”——一個曾經繁華如今沒落的場所，恰如正陽關從“小上海”到普通小鎮的身份轉變。旅館內“迎門置有一塊巨石與兩口大水缸”的布置，以及巷口放置水缸以防火災的習俗，構成了對歷史記憶的物質性保存。當宮辰站在“拱辰”門下，與自己的名字產生奇妙呼應時，空間不再是中性的背景，而成為參與身份建構的積極力量。最終，當采風車駛離后露出的花窗實物與宮辰的虛構花窗完美重合時，現實與藝術的界限被徹底模糊，留給讀者的是一連串關于真實本質的思考。

黃丹丹通過《花窗》探討了一個深刻的哲學命題：個體的創作和記憶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屬于”自己的？外婆講述的火災故事、宮辰繪制的花窗圖案、“畫眉”撰寫的藝術評論、林揚眉的海外畫作，所有這些看似獨立的創作，最終都指向正陽關這個共同的文化源頭。小說暗示，或許不存在完全孤立的創作，所有藝術都是集體記憶與個人體驗交織的產物。當宮辰追問女作家“你的虛構源于現實，還是完全脫離現實”時，他實際上提出了一個無解的問題，因為所有虛構都不可避免地扎根于現實，正如所有現實都需經過主觀意識的過濾才能被認知。

在數字化時代，關于剽竊與原創的討論更加復雜。《花窗》寫于小視頻盛行、網絡審判泛濫的背景下，宮辰從忽視網絡言論到沉迷刷視頻的轉變，反映了當代藝術家面臨的雙重困境：既要保持創作獨立性不被輿論左右，又無法完全回避公眾評價。當藝術作品的傳播和接受越來越依賴數字平臺時，原創與剽竊的界限變得更加模糊且容易被操縱。宮辰的遭遇警示我們，在一個圖像泛濫的時代，藝術家的獨特性可能更容易受到質疑，因為看似獨特的創造，很可能在世界的某個角落已有其“原型”。

《花窗》最終留給我們的不是答案，而是一種看待藝術與記憶的復雜視角。當虛構與現實在花窗這一意象中重合，當個人記憶與集體歷史難以區分，當創作的影響鏈條無法清晰梳理，我們或許應該學會接受這種不確定性作為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態。小說的力量不在于解決這些矛盾，而在于以細膩的筆觸展現它們如何在個體生命中產生回響。正如宮辰所體悟的“有光，萬物通達”，或許在藝術與記憶的迷宮中，承認相互聯系與影響而非執著于絕對的原創，才是通向理解的光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