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鴻誕辰130周年—— 筆墨飽蘸家國情懷
“往來千載一悲鴻:徐悲鴻誕辰一百三十周年紀念展”現場。
圖片來自:廣東美術館
奔馬(中國畫)
徐悲鴻作
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央廳外墻上,巨型花崗巖浮雕引人注目:幾名高大健碩的壯年男子,手持釘耙,奮力揮向土地。畫面張力十足,人物頂天立地,神態各異,身體肌肉線條夸張,似有磅礴之力、雷霆之勢。這件長36米、高12米的浮雕名為“愚公移山”,是以藝術巨匠徐悲鴻的代表作《愚公移山》為藍本而作。
今年是徐悲鴻誕辰130周年。由廣東美術館、徐悲鴻紀念館共同主辦的“往來千載一悲鴻:徐悲鴻誕辰一百三十周年紀念展”日前在廣東美術館新館展出。包括《愚公移山》《九方皋》在內的70余件佳作亮相。
徐悲鴻是在國家危難與社會動蕩中成長起來的藝術家,他將“生于憂患”這一理念內化為藝術革新動力,其作品展現了逆境激發的變革與自我超越,傳遞出深切的現實關懷和家國情懷。
藝術再現傳統故事
返回中國古代典籍,將傳統故事轉換為藝術形象,是徐悲鴻嘗試的一條復興中華民族精神之路。
徐悲鴻的《愚公移山》取材于中國神話傳說,也是其藝術生涯的杰出代表作。這幅畫作在創作上突破傳統理念,以人體為主要描寫對象,充分展示了勞動中的人物大角度的屈伸、肌肉運動之美,歌頌了人的偉大力量。
1939年至1941年,徐悲鴻輾轉南洋、印度等地舉辦畫展,并將賣畫所得款項全部寄回祖國支援抗戰。1939年11月,他應印度詩人泰戈爾之邀,從新加坡赴印度舉辦畫展,宣傳抗日。在印度期間,徐悲鴻創作了大量作品,其中就包括《愚公移山》。彼時正值抗戰艱苦時期,徐悲鴻得知中華兒女夜以繼日、用血肉筑成了“抗戰生命線”滇緬公路后,深受感動,借愚公移山的故事,表現中華民族團結一心、堅韌不拔,打敗日寇的決心和信心。
1940年4月,徐悲鴻在致友人信中說:“一月以來將積蘊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當得起一偉大之圖。”可見,創作《愚公移山》是徐悲鴻心間盤桓20年之久的愿望。早在歐洲求學期間,徐悲鴻看到那些深沉宏大的西方歷史故事油畫時,就萌生了為本民族歷史故事繪寫巨制的宏大理想。
徐悲鴻的大幅中國畫《九方皋》取材于春秋戰國時期九方皋相馬的故事。徐悲鴻筆下的馬往往不帶韁繩、自由奔放,而在這張作品中,駿馬被拴在了韁繩上。對此,徐悲鴻解釋說:“馬也如人,愿為知己者所用,不愿為昏庸者所制”。畫家以馬喻人,表明有才之士希望能得到伯樂賞識,找到用武之地,間接反映了徐悲鴻歸國后的心境。
此外,徐悲鴻的《田橫五百士》《徯我后》等作品也取材于中國傳統故事。通過這些主題創作,徐悲鴻將西方歷史畫敘事傳統與中國士人精神傳統對接,構建起兼具現代國家意識與傳統倫理價值的表達范式。這種藝術表達突破了文人畫的傳統,在藝術社會功能層面實現了創造性轉化。
寄情思于筆下生靈
在救亡圖存的抗戰時期,徐悲鴻不僅創作了寓意深遠的主題作品,還托物言志,將家國情懷寄于筆下萬物生靈,成為民族精神的一種生動寫照。
在這次展覽中,觀眾可以看到《獅吼》《奴隸與獅》《獅子》等多幅以獅子為描摹對象的速寫。徐悲鴻喜歡畫獅子,他曾在一幅雄獅圖上題詩:“平生好寫獅,愛其性和易。亦曾觀憨笑,亦曾親芳澤。亦曾聞怨啼,亦曾觀舞躍……”據說在歐洲留學期間,只要天氣晴好,他就會去動物園對著獅子寫生。
縱觀徐悲鴻藝術生涯,他對獅子的描繪從未停止。隨著祖國情勢、個人情感的變化,獅子這一藝術形象逐漸由浪漫主義描繪轉為現實主義刻畫,由個人情感升華成對家國情懷的寄寓。徐悲鴻1922年創作的《獅吼》,用浪漫主義手法表達中國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1934年的《雄獅圖》上題寫“新生命活躍起來”,激勵民眾團結抗戰;1938年的《負傷之獅》表達了時代的苦難,也展現出民族的堅韌與不屈;1942年的《會師東京》鼓舞軍民抗戰信心,表明勝利的曙光即將到來。畫筆下的獅,成為徐悲鴻寄托家國情懷的典型形象之一。
徐悲鴻筆下廣為人知的馬,也傳遞了畫家的情思。1941年秋第二次長沙會戰期間,身在馬來西亞的徐悲鴻十分關注國內戰況,創作畫作《奔馬》。畫面上的駿馬由遠及近,騰空而起,昂首奮蹄,鬃毛飛揚,意氣風發,象征著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勇往直前的勇氣。畫上右側有題跋:“辛巳八月十日第二次長沙會戰,憂心如焚,或者仍有前次之結果也,企予望之,悲鴻時客檳城”,抒發了畫家的憂思之情。
無論是“哀鳴思戰斗,迥立向蒼蒼”的戰馬,還是覺醒的雄獅側目睥睨,抑或鷹擊長空、展翅翱翔……徐悲鴻筆下的生靈不僅是藝術家人格氣質與創作激情的熔鑄,也是民族文化與時代精神的寫照。
筆墨當隨時代。如何在創作中融入時代性、體現民族性,仍然是當下美術界的一個重要課題。徐悲鴻與民族同步、與時代共鳴的創作理念,對今天的美術工作者依然具有深刻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