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陳伯吹新兒童文學創作大賽已經舉辦了三屆，它的主張，它的成果，它的口碑，能夠初見端倪。我卻是一個首次參與的新評委，新有新的好處，抽離往屆的背景、慣性、規律，直接面對作品，因為陌生，感受更為強烈——它是“新”的。作為一個專業讀者，閱讀這一屆作品，還能感到眼前一亮，有發現新人新作的歡欣雀躍，這很難得。我們能夠想象、展望有朝一日，這株新芽將成為大樹，將涵育一方沃土，開出繁花，結出碩果。設若如此，功莫大焉。那么，從初航的這段里程，就要保持初心、堅定航向，使它能夠傳揚陳伯吹先生的精神，光大“上海譯文”底蘊深厚的文化品牌，特別是要有松間朝露一樣清新、清正的氣象，真正推出一批具有藝術新質的優秀兒童文學作品。從今年脫穎而出的一些作品看，這是可以期待的。

創新是藝術的生命。尤其是對“新兒童文學創作大賽”來說，推動創新、引領風尚是核心追求。這樣的目標在戴升平的《一個人，許多人》和藍鑰匙的《墻上的馬》兩部作品中實現了。這兩部作品題材、體裁、風格皆不相同，但它們有一個共通之處，就是突破了一般的文體限制，創造了一種新的語體，在輕盈、清澈的藝術表達中抵達生命的豐富、深刻，在它們的淺語中，有澄明的童心，有復雜的人生經驗，并呈現出一種詩意的哲思。

《一個人，許多人》是一個個稚子童心的小故事，都是生活中常見的微小事物、微妙感受，但作者有一種杯水中見波瀾的能力，使這些小故事有意思、有深意。《不許動》就是我們每個人都熟悉的那個“不許動”，小時候被大人這么要求，做了父母也這么要求孩子，作者把它從習焉不察的日常話語中剝離出來，拎到我們耳邊，放大聲量給我們聽，給我們看一個孩子如何在“不許動”的塑造中變成一個“不想動”“不會動”的人；《老虎》《小布丁》關注時間、歲月，是漫長的人生旅程的濃縮；《肚子里住著一只蛙》《吃冰的人》很有反思意識和批判精神，有一種悲涼和無奈；《咬碎了花椒》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小事兒啊，但這一點“麻”卻觸發了記憶。作者有一種很特殊的結構能力，每一個故事都以“有個人”開頭，就像所有的民間故事都從“很久很久以前”開始講述，在這種具有永恒感、簡潔的形式下，其實是變化多端、形形色色的生活體驗——不太能稱之為“故事”，它對故事進行了高度抽象、概括以及升華，但保留了故事的趣味，保留了對話性，甚至有很強的對象感——我們完全可以想象，一個母親對著她的孩子在講述“有個人”的時候，孩子對“這個人”將是既熟悉又陌生的，這個人是他自己，又不全是，他會興味盎然地問“這個人”是誰呢？母親也許會回答他，“你猜猜看呢”。我們確實從“一個人”身上，體味到了“許多人”的生活。這不就是文學的奧妙嗎？

如果說《一個人，許多人》是生活的吉光片羽，那《墻上的白馬》更像是生活的深海與隧道，弟弟這個“孤勇者”獨行其間，感受著和“我”（也是大多數的“我們”）不一樣的生命風景。弟弟如同一個故事天才，在 “故事”與“生活”之間切換自如。這是我期待已久的、在扎實生活基礎上飛翔起來的想象力，它是天馬行空的、玄妙的幻想，但它和一個中國孩子的日常生活那么地緊密、相洽，它承載的孤獨、恐懼、希冀、善良、勇氣，我們多么熟悉。這是近年來不可多得的、非常別致的作品。它是故事里的故事，但不是套娃式的簡單疊套，而是內外呼應、形成互文，生成了豐富、有趣、多義的文本，這種模糊性、豐富性在當下兒童文學中尤為可貴。作者具有很強的講故事的能力，弟弟講述的那些故事每一個都可以獨立成章，但又能相互交叉連接，形成一個圓融的有機體。這些故事似乎來自弟弟的虛構，卻又暗合于“我”成長中某些時刻的人生體驗。整個作品既有對兒童成長困境的現實觀照，又有一種深邃的詩意和哲思性，既有來自經典童話的靈感，又有鮮明的當下性、現實感。尤其是作者的語言，有一種現在的兒童文學中少見的簡白、流暢，沒有過度抒情、浮夸的語言，既有悲憫的情懷，又不失詼諧的表達。讀《一個人，許多人》和《墻上的馬》，會感覺到這是“新”的，這種創新既依仗作者卓越的才華，也源自《小王子》《當世界年紀還小的時候》《沒頭沒尾的故事》等等一些具有藝術特質的經典作品的啟發，它們灌注著鮮活的當下生命體驗，也彰顯出朝向經典的努力。

生活是藝術創新的基石。這些年來，兒童文學界一直倡導對“中國式童年”的書寫，表達了大家對具有時代感和貼近性的兒童文學的期待。這次大賽中也涌現出了幾部題材比較獨特的小說，有描寫少數民族生活的，也有書寫體育運動項目的。這樣的作品能夠拓展孩子對生活的體驗與認知，激發孩子對他人的體恤、對生活的熱愛，亦能鼓勵孩子熱愛運動、發展多元審美。這些小說各有長處，無論最終是否獲獎，但都反映出了當下現實題材兒童小說創作的普遍性問題：我們總感覺到現在的兒童小說和孩子的生活存在隔膜，難以產生共鳴。很多作家對兒童生活的理解、對兒童精神的體察，都停留在外部生活，特別是一些主題創作，往往突出題材優勢，忽視藝術邏輯、生活質感，成為一種概念化的、說教的寫作。劉海棲、葉廣芩兩位作家的兒童小說備受好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大時代背景與日常生活的肌理、人生的艱難波折與人心的善美，相融不悖、相得益彰。這種回望性的寫作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寫好當下可能比寫好歷史更有難度。這是一個更加多元和復雜的時代，互聯網、數智化、原子化社會特征，傳統文化與二次元等圈層文化的交織，校園霸凌、性別對立、親密關系、原生家庭、低欲望社會等話題正在成為社會熱點，如果現實題材的兒童文學創作不能與時代形成共振，不能進入當下孩子的真實生活狀態，不能捕捉、感受他們的情緒，甚至不熟悉他們的語言，確實就會成為布魯諾·貝特爾海姆所批評那種糟糕的兒童文學——只是試圖娛樂兒童或提供知識，不能激發和培養兒童最需要的去克服困難的應變能力。

“今天的兒童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由孤獨主人公的形象為他提供自信”，半個世紀之后，貝特爾海姆的判斷與當下兒童的渴望仍舊契合。我們需要能夠幫助孩子發展心理能量、拓展生命意義的作品。這就要求作家能從整體上精準把握變動不居的時代生活，熟悉孩子的生存狀態，感知他們的內心世界，洞察他們所面臨的困境，唯有如此，筆下的作品才能真正具備時代精神氣象，既讓成人通過這些作品更好地了解孩子，也能讓孩子通過這些作品更好地認識自己、理解生活。

（作者系中國作協辦公廳副主任、第三屆陳伯吹新兒童文學創作大賽復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