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01

老來舊事無人說

山河永寂，舊夢難溫，老來舊事無人說，只好在暖陽中，自言自語。一個好的談話對象，不在于他是否同意你所說，而在于他聽得懂。董橋《給后花園點燈》云：“不會懷舊的社會注定沉悶，墮落，沒有文化鄉愁的心，注定是一口枯井。”其實，懷舊的社會也沉悶，文化鄉愁帶來的保守，多少有些落寞。這個世界一直存在，但沒有東西屬于自己，只不過是臨時保管、暫且使用罷了，飄然而至，悄然而去，屆時悉數收回。從未擁有，卻感覺失去許多。茨威格不再憂時傷世，無欲無求的灑脫便油然而生：“人變老其實并不意味著什么，只是不再對往事感到害怕。”暗地里的努力錯過幸運，無望的過失無法補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后依舊河東。有志風雅，刻意樂章，生活的擔子，壓垮過多少曾經的理想。痛苦之事不是失敗，而是原本可以。故只為未做之事后悔，不為已過之事懊惱。由我開始，前行太難；由我結束，退而不甘。有堅持，一定有理由。一生碌碌無為，尋個“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的條幅自我安慰，未嘗不可。二十來歲的年紀，脫單，脫貧，脫韁，興趣多，志向大，而專注不夠，欲同時捕捉兩只兔子，臨老一只也不逮。技不在手，能不在身，思不在腦，無法預期的價值，還是無價值。原打算解決的議題，仍舊存在；本可以涉足的深度，依然未及。熊十力告誡后生：“且勿遽說看何書，汝欲堂堂巍巍作一個人，須早自定終身趨向，將為事業家乎？將為學問家乎？如為學問家，則將專治科學乎？抑將專治哲學或文學等乎？如為事業家，則將為政治家乎？或為農工等實業家乎？此類趨向決定，然后萃全力以赴吾所欲達之的，決不中道而廢。”一度春來，一番花褪，今天做不成，明天也不會做好。致力學問也好，藝術也罷，自精通小事情、研究小問題始，此皆繞不過。心在哪兒，時間在哪兒，行動在哪兒，收獲便在哪兒。學而廢，仆于路，此憾越老越不愿提及，直至諱莫如深。每個人只能看見自己想看見的世界，待到自己也時念歸程，一個循環大致幾近尾聲。神老不靈，人老無能，尊敬長者，尊敬的是其行為，而非年齡。待到自己也成長者，除卻年齡，行為之善可陳者何？立志欲堅不欲銳，成功在久不在速，最后一程的意義，對于樂觀者而言，終將完成，對于保守者而言，悲從中來。過往不戀，誰也無法做到。白頭宮女在，月明滿地相思；閑坐說玄宗，碎嘴嘮叨無狀。霜葉半醉，晝若冥晦，所有故事均三番五次講過，老故事無人愿聽，便不要說了。

02

每部作品里都有個反角

古往今來，世殊時異，沒有人永遠年輕，卻總有人年輕。年輕人活力四射，行為叛逆，此時對于主流無動于衷，熱誠在非主流的道上。昔時，文藝作品為教化而設，其中必以落后反襯先進，以壞人烘托好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對其中的高大上、紅光亮不以為然，對反派人物卻饒有興趣，臺詞熟誦。兩個人說真話，三個人說假話，四個人說笑話，彼此逗樂，是非不明辨，所言皆反面人物臺詞。《艷陽天》里的彎彎繞，有句而無篇，卻是浩然小說塑造最為成功者。《青松嶺》里的錢廣，“吃糧靠集體，花錢靠自己”一句，至今記得。每部作品中似乎都有這樣的人物，《紅燈記》中有王連舉、《白毛女》中有穆仁智、《沙家浜》中有胡傳魁、《海港》中有錢守維，或為富裕中農，或為投機分子，或為混入革命隊伍的異己分子，或為沒有改造好的留用人員。正面人物的苦大仇深，字正腔圓，似曾相識的雷同，刻板生硬，非黑即白，倒是未被格式化的反面人物，各有各的特征。《紅樓夢》里的薛蟠、《西游記》里的八戒，形象之所以可愛，在于他們才是現實中的大量存在，生活的底色，也由他們涂抹染就。文藝永遠不會窮盡對世界的表達，然沒有日常的瑣碎，便沒有形象的塑造。較之不食人間煙火的主角，富于生活氣息的落后分子，不濫施以同情心，不假惺惺地鼓動人，更近常識，更近人性。圣人之道，人情而已，悖之，即便主角，不會生動。除此之外，那些女特務，色色俱新，栩栩欲活，或明媚大眸，或蒙眬小眼，如突如其來的一束光，已然時尚標桿。預言無聲，如今女性，個個都是女特務的裝扮。魯迅筆下最為難得的塑造，無疑是阿Q，乃國人性格集大成者。近百年來，國民性整體改造、劣根性批判從未間斷，阿Q們卻是越批越多。聶紺弩嘗言：“在山西牢房里，有一位同號姓包，跟我說他‘不喜歡魯迅’。問其故，包說，魯迅全盤否定阿Q。人沒阿Q氣，怎么能活呢？他就是靠阿Q氣，挺到七十，瘐死獄中……我比包有更多的阿Q精神，才熬到今天。”若是魯迅一怒之下，生還人間，會報以怎樣的冷言，設想不出。人前過于正經，久而久之，“正經”便會成為一個人的思想包袱，深入角色，不能自拔，看上去不免有些滑稽。不幾年工夫，自己怎就禿嚕成了曾為之取笑的人物？頓時領悟其旨：文藝作品里的反面角色，之所以難忘，乃是因為自己原本就是這些人物的綜合體。人與人生互相選擇，常出被迫，身不由己。

03

文人怒

1927年4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實現了名義上的統一。瑞興非時，則為妖孽，翌年3月9日即騰出手來，風作水橫，公布《暫行反革命治罪法》，規定：“凡以反革命為目的組織團體或集會者，均屬違法。”風聲越來越緊，天空布滿蛛網，讓自由無法暢翔。5月14日又頒布《著作權法》，規定那些違反“黨義”或其他“經法律規定禁止發行”的出版物，內政部拒絕注冊。1930年先后頒布了《新聞法》和《出版法》，規定書刊在創辦前必須申請登記，批準后方可出版。1934年4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志審查委員會”成立。6月，審查委員會開始運作，頒布《圖書雜志審查辦法》，規定一切圖書雜志須于付印前送審稿本。審查過程中，檢查官隨意刪改，且被刪部分不許留下空白，不使留下刀斧的痕跡。權勢者的權力，在于壟斷聲音，無權者的權利，在于表達不滿。福柯便認為：“話語即權力。”天馬行空任性，割據狀態下偏安一隅；信馬由韁隨意，鼎足形勢中穿梭往來。此法使以文為業、鬻文謀生者深受其害，遂引來齊聲抗議。或壯奮其怒，熊羆咆哮，或平心而論，反唇相譏。一話一言，茍足發明，當局則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有道是，哪里有權力，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強詞奪理之胡攪，哪里就有據理力爭之正本。以文作匕首投槍的魯迅犀利道：“中國的焚禁書報，封閉書店，囚殺作者，實在還遠在德國的白色恐怖以前，而且也得到過世界的革命的文藝家的抗議了。”其《二心集》里斥責當局“一面禁止書報，封閉書店，頒布惡出版法，通緝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將‘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處以死刑，至今并未宣布”。《〈引玉集〉后記》云：“目前的中國，真是荊天棘地，所見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藝上，僅存的是冷漠和破壞。”偷生生態下，文字愈發晦澀，書則被閹割得支離破碎。1929年4月，國民政府又發布一道保障人權的命令，連對政治一向抱著“不感興趣的興趣”的胡適，也忍不住關懷起來，于《新月》發表短文《人權與約法》，提出獨立見解。此文一出，朝野震動。接著其又連發《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知難，行亦不易》《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數文。早在1919年，胡適的老師杜威在中國的演講中便提醒：“束縛個人之自由，比百數十資本家為尤甚。”1929年8月10日，上海市第三區黨部代表大會通過《上海市三區第三次全區代表大會決議案》，認為胡適“十余年來，非惟思想沒有進境，抑且以頭腦之頑舊迷惑青年”“呈請市執委會轉呈中央，咨請國民政府，治飭教育部，撤去其中國公學校長一職并予以嚴處”。9月4日，屢遭當局打壓的胡適，于悲憤中復信周作人：“黨部有人攻擊我，我不愿連累北大做反革命的逋逃藪……生平對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誠意的敬愛，種種疏遠和人事變遷，此意始終不減分毫。”1930年2月15日，新月書店送來市黨部宣傳部密令：“最近在上海出版之《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載有胡適作之《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及羅隆基作之《告壓迫言論自由者》二文，詆諆本黨，肆行反動，應由該部密查當地各書店有無該書出售，若有發現，即行設法沒收焚毀。”若說“左派”文人之作是黑夜與沉默的產物，那么右派文人之作，便是白晝和閑聊的果實，而偏右文人正是此次抗爭的主力軍。1929年5月，梁實秋《論思想統一》論及壓制言論自由的弊端時說：“強橫高壓的手段只能維持暫時的局面，壓制久了之后，不免發生許多極端的激烈的反動的勢力，足以釀成社會上的大混亂。”年底，羅隆基發表《告壓迫言論自由者》，抨擊當局書報檢查制度時說，中山先生革命的成功里，清政府“‘壓迫知識發展’，‘禁止言論自由’，間接地幫忙不少”。因了這批文人的固執，許多人看到了生活有理由繼續的信心。凡論一人，終須持平，此般情形下，無論素常的政治傾向、所持觀點，未見有為當局鼓噪者，而皆能公道講話，保住了應有的操守。打鐵自把鉗，種地親下田。自己的利益，終靠自己爭取，民意旦成主流，當局也得暫且退讓。有些部門，以給他人添麻煩為己任，往你胸口捅刀，反說你敏感。你若以刀還刀，便是妨礙公務。愚者頑，智者喪，這世界怕就怕能人陰險，好人面瓜。沒有法律，便沒有自由，包括民國《著作權法》在內的諸法律，其制定目的本應是保護自由，而非廢除自由；本應是擴大自由，而非限制自由。審查制度無論其初衷如何，也俱都是歪嘴和尚念錯了經。

【介子平，1964年生，山西人。山西省人民政府文史館研究員，山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山西省散文學會副會長。出版有《青燈》《煙霏云斂》《少年文章》《消失的民藝·年畫》《褪色的記憶·連環畫》《雕刻王家大院》《畫說山西古代壁畫》《大韻書法》《風華丹青》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