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作家羅貝托·波拉尼奧是詩人，是小說家，也是讀者。誰都不知道在漫長的流亡生涯中，他是不是早就把自己書房里的書統統打包進了行李箱，如此隨身攜帶，一路走來一路閱讀？否則，隨筆集《在地獄閱覽室里》就不會顯得如此厚重了。無論如何，這都不是一次簡單的寫作。它就像波拉尼奧對其一生創作的總結和反思，是他為身后這個世界開出的一份沉甸甸的清單。這意味著，30年來，他在創作詩歌、小說的間隙，持續不斷地閱讀書籍、接受采訪、撰寫評論，才有了這些充滿著強烈愛憎情緒的文章。

套用毛姆“作品即人”的觀點來看這本書，我們似乎不難得出“閱讀即人”的推論。畢竟，波拉尼奧從來不會因為外界的聲音輕易改變自己一以貫之的文風，哪怕在生命的盡頭，他不得不四處遷徙，漸漸遠離了他出生、長大的拉丁美洲。但事實上，誰都不能為《在地獄閱覽室里》做出簡單的評判。它是如此龐雜，囊括了詩歌評論、散文隨筆、文學批評、對話訪談等諸多內容。就像波拉尼奧自己，集多種身份（詩人、作家、病人、讀者）于一體，有時憤世嫉俗，有時激情洋溢，有時沉默寡言，有時滔滔不絕。

如此一來，就有了兩個分裂的波拉尼奧。一方面，他言辭犀利，嫉惡如仇，眼中容不下一粒沙子。盡管他很清楚“向藝術領域的裝模作樣發起的斗爭，幾乎總會演變為針對社會關系中的虛情假意的斗爭”，他還是毫不猶豫地拿起筆，意志堅定地維護內心深處這片僅存的凈土，向那些厭惡的、反感的、裝腔作勢的、毫無存在價值的“美洲納粹文學”發起有力的攻擊。另一方面，他又是溫柔的、深情的。與所有經典文學的資深粉絲一樣，波拉尼奧對經典作品、前輩作家有著一種“不可理喻的熱情”，既從不吝惜他的贊美，更不止一次地呼喚他們的名字。

因為正是有了這些作家，他才能拋開憤怒，向著理想中的“天堂圖書館”靠攏，哪怕他很清楚彼時的拉美文壇早已深陷在前所未有的卑劣處境中，似乎不用“地獄閱覽室”就很難表達他內心的憤懣。于是，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在他筆下會有那么多高頻詞：整本書中，他提到了22次科塔薩爾、35次聶魯達、43次略薩、78次博爾赫斯。而每一次提起，波拉尼奧的筆下都帶著難以言喻的激情。似乎只要一想起這些名字，他身邊這個黯淡無光的現實世界就會被徹底瓦解，迎來一絲難得的光亮。

那么，我們應該怎樣來理解波拉尼奧性格上的反差？套用墨西哥作家豪爾赫·博爾皮的話來說，《在地獄閱覽室里》呈現出一個聲勢浩大的波拉尼奧軍團。他把他一生的寫作分散打亂，以碎片化的形式與他筆下作品的主題形成了巧妙的呼應，進而融合為這部厚厚的隨筆集。“片段、腹稿、草圖、概略，它們是行動所依據的理念或有關未來的省思。一間在我們的眼前敞開的實驗室。波拉尼奧用以排除萬難、榫接巨著的原料。”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忘記波拉尼奧自己。很難說，他對自己究竟有著怎樣的評判，但從他筆下的句子中似乎不難看出他內心的訴求。比如智利作家佩德羅·萊梅貝爾，以通常的眼光來看，他是失敗的，但波拉尼奧堅信，他沒有失敗。他的作品流露出某種由文學賦予的令人心酸的勝利，“當從前那些蔑視他的人紛紛落入深溝的時候，佩德羅·萊梅貝爾仍將是天上的一顆星”。這樣的描述同樣適用于波拉尼奧自己。很多時候，他就像一顆遙遠的星辰，高高地掛在異國的星空下。這樣的人生無疑是艱辛的，但這樣的人生又為他帶來了另一種視角：只有遠離智利，他才能真正看清它的樣子。

于是，在《看不到出口的走廊》里，波拉尼奧談到了自己多年以后重返智利的情形，“時隔25年，我回到了智利。街道看起來其實還是一直以來的樣子。智利人的面孔也是老樣子。這意味著要命的無聊或瘋狂”。或者說，這個國家就像一條“看不到出口的走廊”，它存在的意義僅僅是為了向世界展示它的笨拙，“在明明可以飛翔時執意沉陷，在無可挽回地沉陷時決意飛翔，偏愛血腥的悖論，有著精神分裂式的反應”。與之相映成趣的是生活在這個國家里的人。大多數智利人都有“一張神情極其嚴肅的、憂心忡忡的面孔，一張仿佛正從不同角度進行觀察的面孔，一張在幾秒之內畫風從塞尚過渡到畢加索又從畢加索過渡到巴斯奎特的面孔，一張我們這個走廊式島國的居民的常見面孔”。

這些面孔傳遞出某種潛藏在智利人骨子里的基因。他們“安靜而沉默”，始終用雙眼“注視地面、仿若飄浮在一片虛幻的深淵之上”。換言之，“就好像機場是海市蜃樓，我們所有人都懸在空中，某種虛無奇跡般地或說宿命般地支撐著我們，它向我們索要一份神秘或說不可言喻的貢品，一份無人愿意償付卻也無人明說不愿償付的貢品”。顯然，波拉尼奧并不屬于智利。在他看來，生活在這個國家不會有未來，因為未來就像“一扇金屬車庫門轟然開啟，既不干凈也不諧調”。好在，他的思想和靈魂，早就跟隨他的腳步，遠遠地離開了那片遙遠的大陸。他從不虛無，反倒從太多漂泊不定的同輩作家身上，清晰地辨認出自己的影子。

比如在《羅德里戈·雷伊·羅薩的筆鋒》一篇中，他這樣描述這位危地馬拉作家：“我喜歡這樣想象他：沒有固定住所，沒有畏懼，是路邊旅店的常客，身處熱帶的公共汽車站或混亂無序的機場中，帶著他的筆記本電腦或一冊藍色封面的小本子，在那里面，各種使他好奇不已的事情，他昆蟲學家般的膽魄，徐徐展露。”同樣，在名為《在地獄閱覽室里》的文章中，波拉尼奧向他傾慕已久的西班牙詩人萊奧波爾多·瑪麗亞·帕內羅拋出了橄欖枝。在他看來，帕內羅的詩作《納西索斯》呈現出一種極端的寫作方式，“孑然一身，無所依傍，在一場即興音樂會上從頭至尾講一個故事，故事里偵探小說的主調和一個女人的死亡、一個朋友的死亡、一個夢的死亡彼此交錯”。

此時，無論是羅德里戈·雷伊·羅薩，還是萊奧波爾多·瑪麗亞·帕內羅，甚至是博爾赫斯，就都成了他的同路人。他和他們一樣，有著高度的精神契合，都是“路邊旅店的常客”，又都以自己的筆不厭其煩地再現出某種“孑然一身，無所依傍”的人生，卻從未放棄自己對文學的追求、對自由的渴望。就像波拉尼奧所說，他們都來自位于地圖邊緣的小國家，又都是“活得肆意”的人，既能“將樸素低調與張揚怪異結合在一起”，又能將“理性冷靜和古怪反常結合在一起”。于是，寫作就成了他們共同的歸宿。因為只有全身心地沉浸在文學的世界中，他們才能遠離喧囂、蕪雜的現實世界，隨性而為，找到內心的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