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

毫無疑問，人類又一次面臨大變革時刻。近二三百年來，人類革命性的歷史不斷被重寫，對于此前工業革命背景下的劇變而言，一般集中于生產方式層面的裂變、勞動力價值的衍化，以及社會結構與文化的轉型。相較而言，這個過程多為替換性而非取代性以至顛覆性的；及至人工智能的出現和深化，觸及人類文明存在性的根本問題：知識生產的革命、認知體系的重建、生命倫理的再估、存在形態的變換，等等，以及最重要的——人的命運的控制權和將來世界的主導權。可以預見的是，AI關乎人類未來的新算法，創生出的將是一種新的語言系統、生存方式與文明形態。

其中的核心命題是語言。人工智能的語言系統與既往的互聯網概念中的語料庫有著本質區別，因其規模性的習得與系統性的輸出過程中，可以通過無限度的編排聚合，形成差異性的語言及文本。當然這里面的合理性與創新性也成了討論的核心，然而從人類宏觀的語言運用狀況而言，其創造性也往往建立在泛化的“排列組合”之中，當然這樣的寫作/操作，必須是以既定的美學觀念和文學理念作為根基的，其從結構形態層面，言說的推導、修辭的運用與邏輯的演算在某種程度看，仍是文學文本的內核。

從某種意義而言，事實上AI同樣可以形成自身的詩學形態。文貴良認為，“小冰”和ChatGPT等，在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寫作層面，并不構成真正的主體，“漢語詩學，是對漢語文學作品的藝術探究。既然微軟小冰的詩歌用現代漢語‘編算’，那自然也應該將之納入漢語詩學的考察范圍。不過，人類詩歌總有一個或多個自然主體（比如一些敘事長詩，可能由不同時代的人共同創造完成的），而《陽光失了玻璃窗》、ChatGPT的仿詩沒有這樣的自然主體。‘小冰’和ChatGPT只是‘算法’‘程序’和‘信息’的組合體，不能算自然主體，筆者稱之為‘智能主體’，雖然用‘主體’一詞也不太合適。人類創作的詩歌稱為‘詩’或者‘詩歌’，而小冰和ChatGPT編算出的產品稱為‘仿詩’”。直指當前AI寫作的模仿性、編排性與非主體性，尤其還通過對照和審視，發現其中語言的疏漏和意象的重復。錢文亮就此也指出：“微軟‘小冰’詩歌的主要問題其實是在于語言能指與所指的斷裂，其詩歌語句只是能指符號隨機滑動、組合的結果，并且因為缺乏所指的連接和語境整合，僅有能指的語言符號也就喪失了具體的對象或意義，成為‘缺乏內在的抒情邏輯’和‘任何來自作者情感、記憶、自我矛盾等’的符號碎片的集合，它們也許看上去具有‘陌生化’的語言組合所造成的奇異/奇怪的‘詩意’，但讓人感到更多的卻是語言符號后面的空洞無物、無病呻吟。”由此可見，在當前AI寫作軟件中，起碼于詩歌領域是飽受指摘的，特別是在細部修辭中，往往能夠捕捉到智能生成的缺陷；然而，似乎在虛構和敘事中，這樣的問題并不顯其突出，當然其中也關乎人工智能本身的進階以及“人—機”的互動程度。比如2024年3月由華東師范大學王峰教授團隊制作的AI首部長篇小說《天命使徒》，AI在文學寫作中的語言難題得到了極大改善，因為這是通過大語言模型、提示詞工程以及人工后期潤色的結果。這儼然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寫作以及人們常常誤以為的人工智能自發的運作。“生成式AI本質上不直接產生意義，即便生成式AI所使用的語言材料是人類心靈活動的呈現，但它在產出語言組合的過程中不產生專屬于AI的精神活動。它只是使用計算的方式來進行語言組合，并利用組合的結果造成一種類似人類語言意義的效果，這也是AI最偉大的地方——以計算的方式達成人類使用語言的水平。”在當下的人機融合時代，混融式的語言運用已經成為大的趨勢，因此，AI在內部的習得機制以及外部的人類參與作用下，包括自身的智能系統與人的主體性創造將走向交融，其寫作以及當中顯露出來的美學結構，也在不斷完善，也許通過這樣的方式，AI語言的主體性將逐漸建構起來——事實也證明，從AI寫詩的幾代系統來看，其“主體性”在不斷演化和更新，語言形態和美學意蘊更為成熟。尤其是“人機寫作”模式將挑戰現有的美學范疇和文學倫理，既定的語言觀念和話語形態將最大限度地主動或被迫做出變革。

二

但這里面還存在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更多的智能視閾中涌現的文學和當前寫作呈現的文化現象，如AI的語言實驗和進化以及近年來方興未艾的方言文學寫作，倒逼我們去思考漢語書寫、文學語言和美學標準的問題，反思當下不斷新生的表達樣態和修辭狀況。就方言來看，《詩經》《楚辭》等自不必提，晚近以來的《海上花列傳》《海上繁花夢》的文本，實際上也涉及方言書寫尤其語文變革，語言問題和整個現代中國的形成衍化，其實顯現出一種相互纏繞和彼此建構的關系。從方言中的“方”到現代漢語的“言”，從言文分疏到言文一致的演變，事實上強調的都是寫作的文化資源與內在旨歸，以及言語結構、文學的修辭形態和美學的現代推演。不同的地方和民族通過異質性的人文地理、文化傳統等，在形式和美學上交融并匯，共同朝向外在的廣闊世界，當然也包括AI世界，面向一種流動的和開放的未來徑向。當提到所謂“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也要注意，“民族的”或“地方的”需要滿足很多條件，才能成為“世界的”，并在人工智能時代建構新的范型。如果僅僅是局限在自身狹隘的人情風物與地方風俗描繪，又或其中的價值取向是腐朽的、倒退的，那充其量僅僅是地方志與個人性的體現；因而，對于方言來說，民族性和地方性既是出發點，是原點，是不斷周旋和回歸的所在，同時還需要循此將觸角延伸到現代的、前沿的且具有更普遍意義的書寫當中，對語言的探索、形式的考究和結構的追求，是文學最為本質的東西，也意味著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化開新過程。

因此可以說，方言不是走向晦澀與封閉，AI也非趨向拙劣復刻和簡單模仿。相反地，這都是為現代漢語以及人類意義上的言語系統提供更多元的語料，更是通過更為異質性的探索而激蕩出更為豐富卓絕的想象，直面當代人的表達和接受并回應他們的困境與難題，也代表著從地方到世界包括AI界域的人文關切。與此同時，對于文學自身而言，語言之間交雜或碰撞、消減或補益、融合或排斥，從更為廣闊的視閾而言，往往意味著從碎片化到總體性的增殖。

依托這樣的思路，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審美范型轉向及其文學內在變革的問題，尤其是在判斷、辨析和歸整AI寫作過程中，以下四種形態將對既定的美學慣性進行顛覆：全新的混融性語言形態、綜合語料視野下的生成性結構文本、“智能/機器”屬性顯著的情節鋪排和話語修辭、未來感與科技感熔鑄的人物塑造、命運求索及倫理新義。比如陶鋒所言：“人工智能的出現，可能會加劇工具理性的發展，使其發展至高級階段——即‘設計理性’階段，在這種情況下，重思技術與人文（特別是藝術）的關系，就顯得尤為必要。”這就涉及既往的文學書寫體系與評價規約，總是傾向于一定時期形成的、結構性的語法偏好以及審美習慣，以此去規范或通約現存的包括任何新造的文本，當然也會去試圖囊括人工智能時代的寫作方式和文學文本。這無疑成了AI時代文學理論及美學建構的重要困境。

在這樣的理路下，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如果將寫作的概念不斷擴大之后，AI文學也應當視作語言變革的重要路徑。人、人機、機器的寫作雖分屬不同序列，但是相互參照和補充，當然也可以發展成為自成一體的寫作，獲致所謂的“主體性”。譬如前述長篇小說《天命師徒》所呈現出來的美學形態便是明證，“小說整體線索能夠保持一致，語言具備了一定的文學性”，但是細節部分仍舊需要通過人工修訂，以達到盡可能完善的程度。再如林白的長篇小說《北流》采用粵語勾漏片區的方言寫成，這是一種極具先鋒性的語言實驗，很多不為世人所接受的方言詞匯和句式語法，作者/敘事者將其匯編成詞典如李躍豆詞典等，呈現出非常個人化的與地方性的釋義，從而形成一種小而全的認知譜系，在文本內部也是自成一體的，由此打破了我們對方言/語言/小說的認知。那么今天在談方言或AI寫作的時候，不僅是通過新的語言形式更新寫作概念和文學表達，而且語言上的種種不可規約性、非系統性、民間/大眾性，往往可以形成新的美學形態和審美范式，其中的曲折和折疊自然所在多有，但并不妨礙因此導向不同話語系統之間相互參照、補充和刺激的態勢，也經此得以熔鑄意義并創生文學未來更多的可能性。由是觀之，AI寫作確乎可以構造一種體系化的字詞形態、句式結構以及語法/算法系統，目前來看，作為習得兼合成的大數據輸出，生成性的寫作本身，將逐漸走向成熟，并開始可以生產出審美自足性的作品。可以想見的是，這樣將給已然形成且固化的美學規約、語法習慣和價值判斷帶來革命性的沖擊，當然這是可以開放討論的。

三

在多元文化閾值里，單一視野形成的洞見可能會帶來盲視，不同文化之間往往呈現立場和觀念的差異，在協調或排斥中并存。不可回避的是，AI也將形構自身的文化，甚至會演變成一種“智能文明”，這樣的文化或說文明終將成為人類生活中的一極，與諸種文化/文明形態共存，當然也不排除相互間的對抗和取代。樂觀地說，AI時代為人類提供了新的想象與可能，營造新世界的圖景以及可供借鑒甚或替換的生命狀態；與此同時也產生了新的挑戰和危機：其一，對AI的過分依賴而產生同化/異化；其二，AI帶來新的倫理危機與價值重建；其三，人工智能壓抑、挑戰甚至置換人類的種種存在性結構。

質言之，AI時代的多重作用不僅體現在文學本身，整個人類社會都將面臨更為復雜多變的挑戰。譬如在這種情況下，生態文學就不是寫點動物保護、森林呼聲、環保意識那么簡單了，當然這些都可以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更有意思的課題還在于，AI所帶來的現實景別與未來想象，也有不可避免產生的失控與失序：智能誤導、智能垃圾、智能紊亂，擴而大之，由AI引發的偏見與爭端、荒謬與斗爭，倫理分裂和道德困境，甚至可能引起的戰爭后果，以及威脅人類生存發展的智能災變等AI的副作用。而對于科幻文學，賽博朋克是既定的現象，也是當代世界的一種象喻，更可能代表著人及其世界的未來面相，代表著在智能時代人的處境、走向與命途的種種新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人工智能美學試圖綜合比較技術、藝術和哲學三種思維模式。審美理性是人工智能美學中的核心概念，之所以重視審美理性，是因為其對和諧、平等、救贖的提倡。在人工智能技術高速發展的時代，重新思考人與機器、技術的關系顯得愈發重要。人工智能會威脅還是造福于人類，這完全取決于人類如何發展和引導人工智能技術，這也是人工智能美學思考的核心問題。”這就提出了新的人類命題，倒逼文學寫作具備更為顯明的前瞻性和未來性，同時導致道德的和倫理的邊界松動，由此帶來的人類總體性的價值探索；而基于此所探詢的語言的更新以及形式的再創，勢必構筑成新的更具未來意義的美學形態。

可以想見，AI時代的寫作，形式語言的變革，使文學的內核和外延震蕩變動。智能時代的社會歷史，多有挑戰，乃至危殆，對于文學而言，既是尺度，又成契機。一方面是既往的“寫作”自身的本質結構被AI沖擊以致坍塌；另一方面則是書寫對象、思考向度、倫理創設等層面的裂變與轉向。也就是說，除了寫作本身以及固有題材的問題，文學還將不得不應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對于AI時代的生存環境、個體隱私、道德艱困的潛在焦慮，以及對于人類本身的平等狀態和自由精神必然在此過程遭受的沖擊，尤其是人與智能機器、程序系統、虛擬空間的交互中遭遇的困境和撕裂，既有的超穩定結構分崩離析，數字世界帶來的對人類生存環境、存在形態的推倒重建，這是另一個層面潛隱卻又不得不面對的文化危機，極有可能帶來某種斷裂性的結果。建基于此的文學語言及美學本體，既屬現實主義，也多有未來觀感。如何構思和再造“后人類”社會境況下的價值系統，回應AI影響或統攝下的話語迭變與美學議題，立足社會總體性意義上的歷史觀念，對不同文化類型與文明形態進行參照、辯證，將成為文學的新參數和新動量。

具體而言，AI時代的文學語言及其美學建構，首先涉及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及其在AI世界面臨的諸多挑戰和難題，反思并重構人的存在的語言系統，如海德格爾所言，語言是存在之家，文學的詩性話語與AI語言不同，后者也許可以不斷模仿與復制、匯集與學習，從目前ChatGPT、Sora與Deepseek的情況來看，其是否能夠創造自己的語言以及語言的有效性和審美性，是否可以真正形成自身的風格調性，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和實驗；而人類獨特、復雜以及無限的經驗付諸詩學和創造，保持了人的獨立性、精神性與神性，或可為人工智能增加新的素材，創生新的可能。在這個過程中，總體意義上的現實處境和未來想象顯得尤為重要。從更為開放的層面看，AI能夠為萬物和人類提供新的價值參照，也能夠增加新的聯想機制和生成可能；在此更應當清醒的是，如果談及AI的反作用，那么其將可能制造出人類生態的巨大陰影，如此也許可以反過來倒逼人自身的發展進化，但也不排除造成降維式的打擊與毀滅性的沖決。因此，從總體性的人類命運視野，思考AI寫作、文學語言與美學范式之間可能性的共同體構架，于既存的文學話語系統內部添置AI的尺度，充分應對AI的結果與后果，就顯得尤為重要。

其次是在AI時代，思考作為個體的人本身的處境與未來，重新構筑關于“人的文學”的美學認知。這無疑將是一個艱難的過程：一方面個體內部往往需要探詢整全的訴求，自覺不自覺地協調和融入AI圖景之中，于焉尋求自我的生存并且完成自我的實現；另一方面則是人的主體性在AI時代所可能產生的變化形態，這是差異性的文化與文明間較量或借鑒的結果。如此需要在智能性框架中，涵泳人的精神性存在、深邃心靈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人之為人最重要的本質性，但僅保持傳統意義的“人的屬性”仍顯蒼白，重要之處在于如何在裂解中重建新的主體性。這里當然可以發思古之幽情，呼喚那些珍貴的美學價值和人文價值，強調與機器和AI的差異，突出詩性主體的語言生態，恢復萬物言說與世界話語的豐富復雜性。然而更突出的困境在于估量人的精神強度，其中所包孕的可思考、可頓悟、可反省、可轉圜的內質，能否對照/對抗AI的覆蓋性與再生性，人的自身性靈、信仰和神性，以及人的周遭環境、人文的土壤以及精神性的展開，需要怎樣的革變，才能相互達成溝通和融合，從自然與人的視角，構筑可供匹配的尺度，真正對標、對話又或對抗AI本身。王賀提道，“人工智能時代人文學術雖正遭逢危機與挑戰，但它的新生和希望，也正在于它自身，在其‘自性’和‘內面’，亦即‘讓人成為人’這一指歸”，如是之“反求諸己”，目的在于“探尋個性化的、適切的因應之道”，如此說來，AI的出現給當代人新的自省與自洽提供了重要契機。今天，我們在討論AI所帶來的及可能帶來的生態、情感、文化以至文明的危機時，意圖凸顯主體內部的演變和人類系統性的轉化，也強調彼此之間的交互溝通，其間釋放的是人自身完整而無限的內部探求，及其如何應對智能化視野下的生態劇變，由是衍生出新的美學構造中，不斷革變的意義屬性和價值體系，對AI形成另一極的校準和啟發，盡可能為之提供更為成熟、良善以及美學/詩化的精神性范本。

最后，以AI寫作為新的契機，反思并重鑄當代美學形態的舊徑與新質，甚至是前瞻性地釋放“后人類”境況中的精神解答，經此提供總體意義上的想象形式和未來空間。在AI時代，人本身的道德要求以及既有的文化量度，需要參考智能視閾中的鏡像/景觀，才能真正構筑具有當代意義與未來屬性的詩學面貌。但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人類的習得與輸出，包括人的倫理尺度與精神需求，與AI文化中的系統性設定不同，如此便會產生種種具象或抽象意義上的生態失衡。無論是《三體》構筑的超人類維度的危與機，還是《流浪地球》中的城市擬象與末世景觀，又或者是《雪崩》里元宇宙的飛地與幻境，以及《荒潮》中AI造成的生態降格與失格，等等。鮑德里亞意義上的AI“擬象與仿真”，可以形塑獨樹一幟的風格和喻象，亦能將人的存在本身拖入幻滅和深淵。

四

毋庸諱言，這就將語言與美學的革命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難度。也許AI將制約并扭轉人類既定的發展軌道，影響人與自然的內在生態系統，甚而導致語言危機并形成災害與次生災害。我們所談論的一般是AI時代的“弱人工智能”，也就是當下廣泛運用的人工智能類型，這只是一種工程學意義上的程序邏輯化的智能形態；而“強人工智能”以至“超人工智能”則尋求與人類世界的文化，以及與人的精神性和無限性的高密度對接，囊括文化屬性與人性互通，這是更高級別AI形態以及人類未竟之追求，在此意義上思考AI寫作以及文學審美的當代性和未來性，無疑又將是另一種景別。

問題還在于人與AI的主導權爭奪，二者或是壓倒性的爭鋒對決，又或者以交替控制及差異化主導的方式并存。這可能導致另一種文化裂變的境況。不得不說，從AI寫作到文學語言的革新，再到美學形態的筑立，可以延伸的問題越來越多，我們經常談到AI與詩性、文化及人的無限性，包括后人類與擬象化時代之間的關系，其間實際上存在著一個雙向建構的狀態。譬如歐陽友權在談到人工智能對文學尤其網絡文學的影響時指出，“這種新型技術對網絡文學的影響在哪里？先說這種技術給網絡文學的賦能體現在哪。首先體現在人機互動、輔助創作。更重要的，它是一種創意生成器。宏觀而言，新型人工智能可能創生出新的文學形態，具體表現在過去所使用單純的文字表意有可能成為歷史，圖文并茂、影文合一的多媒體的敘事成為可能。其次體現在它可能會助推網絡文學生態的升維，作家的主體日漸從網生性、交互性的人人主體，變成人機交流，創作方式從過去的鍵盤碼字，慢慢走向程序操作的指令生成。網文作品從單純的文字呈現升級為更廣闊的大文創和泛娛樂。平臺從管理作家、經營作品走向管理AI機器、經營AIGC的產能”。隨著人工智能領域走向深化和不斷升級，更多向度與更為完備的創造將不可避免地產生，將來可能開啟對文學與人的認知，以及控制主導與關聯客體之間的精神相關性研究。總而言之，哈貝馬斯所謂的“技術理性”將在智時代生長出更多針對“感性的人”的方向和尺度。從他者的角度而言，如果從人類本位移至AI本位，AI亦有待將全面而完整的“無限的人”以及自身外部之世界納入考量，將自然與人的處境存在歸諸系統性的范疇，以真正實現突破性的進化，從一般的人工智能向更高層級發展。這個過程訴及更復雜也更前沿的美學課題，不僅將現實發展理念引向最顯明的合目的性與合理性化，而且于未來的AI寫作和文學語言中注入具有普遍性的詩學及文化映射。

總之，AI寫作與一般意義上的文學認知之間的彼此參照、協商及對壘、博弈，是一個不斷覆蓋或補益的過程，需要在未來的美學建構中思考更具有交叉性和前沿性的命題：一是問題意識的建立，在新的美學形態中重新設計文化與文明的智能模型；二是發展意識的重塑，在生態文學中樹立開放性與流動性的理念，深度勾連變動不居的系統性AI界域；三是建基于人類進步格局上的總體觀念，實踐多元文化對撞中的文學批評，以憂慮意識與危局理念，同時懷抱開放性的姿態，參考不斷移動的局部和整體，關切“后全球化”時代及“后人類”社會的根本性難題。“可以說，人就存在于AI之中，AI是調配人如何存在的有機組織。在此意義上，AI就不再是一種技能、工具和方法，而是重新鍛造人、自然和社會的方式，它融入現實生活，甚至成為現實生活本身。同時，AI有自身的獨特演進邏輯，人雖在一定程度上參與了AI的發展，但其如何運轉卻不是完全由人決定的，人只是AI的操作者。”不僅如此，對于個體/主體而言，“AI早已為個體設定了現實世界的關系網及其衍生的存在方式”，這對于人的自身，對于表述人以及反思人的文學自身，以及對于經驗的和判斷的美學形態而言，都意味著重新的設定和價值的再估。如此形成了關乎文學話語結構內在變革的重要契機，從地緣政治、全球環境的復雜挑戰，到跨文化與異文明之間的生態與危殆、溝通與爭奪、妥協與演化，當代世界的美學形態無疑將經此構設新的景象。這是文學進階之路中無法規避的存在，也是人類發展史上至關重要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