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批評家及其批評方法。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先鋒文學興起，一批與先鋒文學同步興起的文學批評家與之共舞。蘇童、余華、格非、馬原、孫甘露、李洱、畢飛宇、洪峰、呂新等一批60后為主體的先鋒文學飲譽文壇，作為70后的我們這一代人，在大學里讀的最多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進行這種語言形式實驗的先鋒派小說，又名新潮小說。

讀研時，我和同學一起交流閱讀余華小說，一一說出余華眾多中短篇小說的名字，問對方看過沒有。中國60后作家的先鋒文學對中國70后小說家、讀者，乃至80后、90后作家、讀者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盡管先鋒文學在20世紀90年代逐漸轉型，但是其影響卻是極為深遠的。

當博士畢業，我開始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過程中，驀然發現吳義勤、施戰軍、張清華、王光東、洪治綱等老師的學術研究是一開始集中于先鋒文學研究，以先鋒文學為核心向外擴展的，即以同代人文學研究為中心的。這給我很深的啟示。我恍然大悟:當代文學批評一個很重要的研究向度就是同代人文學研究。從此，我開始了以對徐則臣、魏微、魯敏、朱文穎、金仁順、劉玉棟、艾瑪、東紫、常芳、梁鴻、宗利華、李浩、李修文、計文君、朱山坡、石一楓等人的70后文學研究。

我之所以持續進行代際研究，就是因為發現代際研究有著不可取代的獨特價值意義。20世紀90年代以來，時代、社會與作家更加緊密的社會關系結構，給代際研究研究提供了深層精神關聯和內在邏輯性支撐。

當代中國教育的大眾化推進了作家教育、思想、創作，帶來了整體一致性的精神背景。70后一代人是大多數接受完成中小學教育的一代人，也是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成長的一代人。正是基于教育的普及性、大眾化，70后作家接受了更完整、系統的教育，在為創作提供更豐富、多元藝術營養的同時，也有了更多共同性、共鳴感的思想底色和精神背景。

當代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讓70后一代人的生命體驗有著強烈的不同類型文明的穿越感。我們很多70后同代人感覺自己是生活了好幾個時代的人，童年往事好像是別人的、上幾個世紀的事。70后經歷了從集體生產、土地聯產承包單干、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互聯網經濟等一系列經濟發展鏈條，從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到后現代文明的不同類型生產生活方式，有著跨文明、跨文化的多文明文化的生命體驗。這是中國社會發展，也是人類社會發展中前所未有的文明跨越，即德國社會學家哈特穆特·羅薩所言的“加速社會”。

代際研究既是一種外部研究，也是一種內部研究。代際研究一方面關注時代、社會、群體、文化、教育的因素，另一方面關注這種外在模式、外在因素下的群體與個體、個體自身的生命、情感、心理、倫理、價值等內在性問題。代際研究是以“同代人”為方法的研究，以自身個體的生命體驗、時代感受、社會經歷為出發點和研究基點，去思考、理解和詮釋文學作品的“這一個”人物形象及其時代，提出解決時代、群體與個體困境及其問題的可能性路徑。

代際研究是最真實、最具有“感同身受”、最切近、最具內在性的研究。今天的天氣如何，空氣指數，社會氛圍，時代流行語，以及個體對時代最真切的體驗，這些同步性、即時性、當下性的事實、氛圍、情緒等建構了“時代溫度、濕度、色彩度”，是一個時代的既巨大而又無比細微的“精神呼吸”。這正是同代人的代際研究所能提供的無可替代的“最逼近、最新鮮、最真實、最豐富”的文學史料。

代際研究的優點和長處在于一種整體性研究，有利于對時代中心經驗、時代精神乃至時代問題的整體把握和宏觀審視，推進對一些時代性共性問題的解決。毋庸諱言，代際研究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如何發揮代際研究的優勢，回避乃至彌補研究局限，就成為代際研究必須思考的問題。

在人工智能的新智媒時代，代際研究以其整體性、時代性、情感性、真實性、內在性而獲得越來越大、獨具魅力的研究品質和價值意義。

(作者為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