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后，寓居上海的孫中山備受鼓舞，稱贊“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他積極聲援愛國運動，利用影響力營救被捕學生和志士，并指派下屬創(chuàng)辦進步刊物《星期評論》和《建設》，系統(tǒng)宣傳民主革命思想。同時，深入指導上海的學生活動，使反帝反封建的呼聲形成廣泛的社會回響。五四運動從北京擴展到上海并發(fā)展為全國性的群眾愛國運動，孫中山可以說發(fā)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第一，積極聲援學生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發(fā)生后，孫中山指示《民國日報》總編輯邵力子大力宣傳學生的反帝愛國運動。遠在上海的《民國日報》積極聲援北京學生，對革命態(tài)勢和思想效果作了全面宣傳。1919年5月21日，《北京學生義憤填膺》一文介紹了政府無視北京學生的愛國請求、學界十八校聯(lián)合罷課反抗的情況。6月5日，《學生聯(lián)合會日刊發(fā)刊辭》一文呼吁討賊救國，試圖喚醒民眾的主體意識。6月24日，《再警告全國同胞》一文盛贊五四運動后的社會新氣象，“陰霾毒物，被新鮮空氣所激蕩，雖未能立時掃除，剎那間已呈一線光明現(xiàn)象”。

孫中山秉持“天下為公”的政治理念，支持學生爭取國家主權的斗爭，屢次出面營救被捕學生。北洋政府出動軍警逮捕、毆打?qū)W生，孫中山獲悉后即讓宋慶齡代為起草救援電報，并發(fā)送給段祺瑞當局，嚴正聲明“學生無罪”，要求立即予以釋放。他還致電廣東軍政府，譴責廣州當局對學生的暴力行為，“若專恃威力，橫事摧殘，不惟為粵人之所公憤，亦即全國之所不容也”，若有被捕工、學界代表，“請予省釋”。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在北京前門“新世界”游藝場散發(fā)《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被巡警圍堵并押解至警察廳。9月上旬，孫中山會見北洋政府代表許世英，氣憤地斥責當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國人相信我反對你們是不錯的”。許世英當場表示：“不該，不該，我就打電報去。”不久，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釋放陳獨秀。

第二，指導創(chuàng)辦《星期評論》和《建設》。

五四運動的群眾性特征對孫中山啟發(fā)很大。他意識到，革命成功不應僅僅依賴覺悟的革命者，還要依賴人民群眾的覺悟。創(chuàng)辦新刊物，傳播新文化，喚醒沉睡的國民，是實現(xiàn)民主共和的思想基礎。

在風起云涌的新文化浪潮中，孫中山指派戴季陶、沈玄廬、孫棣三在上海創(chuàng)辦《民國日報》附刊《星期評論》。1919年6月3日，《民國日報》發(fā)布《星期評論》出版公告，稱“中國人漸漸的覺悟起來了，中國人漸漸知道從國家的組織，政治的內(nèi)容，社會的里面，思想的根底上去打算了”。6月8日，刊物第一期正式出版，開啟了包括社會主義思潮在內(nèi)的思想宣傳。

1919年8月，孫中山指派廖仲愷、朱執(zhí)信創(chuàng)辦《建設》雜志，并親撰《發(fā)刊詞》，稱刊物目的在“鼓吹建設之思潮，闡明建設之原理”，激揚新文化浪潮，“從精神上物質(zhì)上圖國家及社會之改造”。《建設》雜志除了連載孫中山的《實業(yè)計劃》、介紹建設國家的方法等，還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學。

1920年，孫中山在《關于五四運動》中高度評價新出版物的思想意義：“各種新出版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此種新文化運動，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

這一時期，《星期評論》和《建設》作為上海宣傳進步思想的代表刊物，與北京的《每周評論》《新潮》《新青年》等遙相呼應，匯涌起思想解放的大潮。與之相伴，上海成為民主革命理論宣傳的重要輿論中心。

第三，指導上海學生運動。

在五四運動的洪流中，孫中山深切認識并重視知識分子所扮演的新理論引介者角色，有意識地增進與青年學生的思想交流。孫中山多次到學生聯(lián)合會發(fā)表激情演說，傳播民主革命思想，并在寓所會見學聯(lián)代表，鼓勵青年人大膽斗爭，推動愛國浪潮向縱深發(fā)展。

1919年5月6日，孫中山指派邵力子到復旦大學演講，告知學生北京運動最新進展，學生們的熱情被點燃。他們迅速聯(lián)合上海各學校通電北京，積極營救被捕學生，并開始籌辦上海學生聯(lián)合會。5月20日，孫中山派人與學聯(lián)代表密談于西藏路一家西餐館，鼓勵學生再大膽些進行活動，指導掀起救亡的新浪潮。

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舉行大罷工，五四運動的中心從北京轉移到上海。6月16日，各地學生聯(lián)合會代表聚集上海，成立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孫中山給予了經(jīng)濟支持。8月5日，孫中山應邀出席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閉會儀式并發(fā)表演說，希望“學生能力圖統(tǒng)一，以促進人民之團結”。10月18日，孫中山在上海寰球中國學生會發(fā)表《救國之急務》演說，宣傳“廢除二十一條”的方法，呼吁“重行革命”“蕩滌一切舊官僚腐敗之系統(tǒng)”。

這一時期，孫中山還在寓所內(nèi)多次會見上海、北京的學生領袖，包括許德珩、段錫朋、何葆仁、朱仲華等。他通過聽取學生匯報及時掌握運動進展，并結合自身革命經(jīng)驗指導學生團結工人、商人開展聯(lián)合斗爭。10月22日，孫中山題寫“天下為公”四字送給朱仲華。這四個字既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大同社會的追求，也寄托了通過民主革命推動社會進步的愿景。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