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袁小說《馬蒂斯去哪兒了》（《長江文藝》2025年第1期，點擊閱讀）以中國留學生居麗在德國的生活為主線，通過其與德國房東老費恩的互動，探討了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斷裂與身份重構。“馬蒂斯”既是老費恩亡妻養的狗的名字，又隱喻了現代主義藝術家亨利·馬蒂斯的精神自由。這篇小說突破了阿袁以往的本土高校知識分子題材，而將跨文化代際敘事、知識分子敘事、存在主義困境融入瑣碎日常，在詩意反諷中尋找現代人的精神歸屬。

小說充分體現了跨文化代際敘事和對知識分子的理解。女主角居麗與父親的對峙，是典型的中式代際沖突：父親以《離騷》《紅樓夢》為武器，試圖將女兒塑造成“詩禮傳家”的傳統東方女性；而居麗卻將古典詩詞視為“恐怖植物園”，她用《牛奶可樂經濟學》的實用主義反駁父親，轉而去學習最世俗的經濟學。父女間的沖突不僅是家庭內部的文化斷裂，更隱喻著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困境。部分年輕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漠然態度，正悄然撕裂著代際紐帶。有些年輕的知識分子寧愿在德國房東的蘋果樹下遛狗，也不愿學習中國古典詩詞。居麗與父親的文化對抗，被阿袁放大為東西方文化之間的矛盾。中式“詩教”的權威在異國語境中失效，如同老費恩光禿禿的院子，既無法種植海蓮娜的奧斯汀玫瑰，也容不下東方枇杷樹的亭亭如蓋。這種代際矛盾不僅是年齡的鴻溝，更是文化根系的錯位。

老費恩這一角色，是阿袁筆下少見的歐洲老年知識分子形象。他像一本被蟲蛀的莎士比亞戲劇集，表面布滿了歐洲古典藝術的霉斑，內里卻藏著背叛與欲望。阿袁用嵌套敘事拆解他的復雜性，在與居麗的交談里，老費恩是深愛著海蓮娜的男人，但在鄰居提姆的八卦里，他卻是遛狗時偷腥的“老渣男”。這種分裂宛如德國文化，表面看上去嚴肅認真，實則也有戲謔幽默的一面。老費恩這個人物的塑造，反映了老年知識分子面對喪偶，一個人存活于世的孤獨與苦悶。在我看來，老費恩的孤獨不僅是失去妻子的寂寞，更有歐洲古典藝術傳統的式微。他在不停絮叨著海蓮娜的遺物時，就像在朗誦一首無人傾聽的挽歌。老費恩看似深情的回憶，實則藏著記憶的蜂窩狀空洞，只因他過濾掉了那些紛亂嘈雜的記憶。海蓮娜的不在場敘事讓我聯想到了魯迅小說《傷逝》，也是男主人公以自己的視角敘述和妻子的故事，都是不可靠敘事的體現。作者通過敘述者的視角局限或主觀偏誤，使讀者接收的信息與真實事件產生偏差，無法完整客觀呈現事件全貌。讀者需要在敘事裂隙中主動辨識，突破表層的講述，尋找出潛藏于文本之下的真相。

這種敘事的不可靠性最終指向了老費恩作為文化守墓人的終極孤獨，他既無法直面海蓮娜去世的真相，又想活在有海蓮娜的回憶濾鏡里。當老費恩把留學生居麗拽進他搭建的記憶劇場，強迫她扮演海蓮娜生前最愛的“中國瓷娃娃”時，顯露出的是比喪偶更深刻的荒蕪。老費恩的回憶如同沙漏底部的裂紋，越是急切翻覆，真實的細沙便流失得愈發迅猛。他每晚七點雷打不動地朗誦《李爾王》第三幕的臺詞，卻刻意略去暴風雨中老國王撕心裂肺的“為何狗馬鼠都有伴，獨我在此受難”。當居麗指出他口中“海蓮娜最愛的蘋果派”其實是美式快餐店的冷凍半成品時，老費恩突然暴怒著摔碎青花茶盞，碎瓷片上晃動的卻是二十年前妻子偷偷倒掉肉桂餡料的殘影。海蓮娜生前的形象在老費恩眼里越是完美，就越能照見他靈魂瓷瓶上的蛛網裂痕：那些深夜獨自擦拭亡妻相框的時刻，他撫摸的或許不是愛情遺骸，而是恐懼自己的生命所剩無幾，恐懼新時代新觀念的到來。阿袁讓這個歐洲老人在中國留學生的金融術語里反復確認自己的存在，如同逼著他在鏡子的每一塊碎片里尋找完整倒影，可鏡中飄落的只有莎士比亞臺詞的金粉和蘋果派冷卻后的酸澀余溫。

《馬蒂斯去哪兒了》的小說標題編織了一個多層次的隱喻網。表面上，這是一只名叫“馬蒂斯”的蘇格蘭梗犬的失蹤謎題：馬蒂斯從倫敦被帶到慕尼黑，最終又被居麗夫婦帶回北京，卻在懷孕后被遺棄，成為一場跨文化漂泊的荒誕縮影。然而，“馬蒂斯”這個名字，更像是一把開啟記憶與文化之門的鑰匙，它與野獸派大師亨利·馬蒂斯同名，這一巧合在某種程度上為它某些看似荒謬的行為提供了合理性。更深一層，“去哪兒了”叩問的是時間與存在的消逝。海蓮娜的死亡、麗莎輕佻談論的“去見莎士比亞”的丈夫杰弗里，以及老費恩烤蘋果派時對“燦爛如金”歲月的追憶，共同構成了一場關于記憶斷裂的哲學寓言。

小說以海蓮娜精心培育的奧斯汀玫瑰為例，生動展現了文化根植與環境適應之間的復雜關系。海蓮娜從倫敦哥倫比亞花市帶回的種子，在倫敦的土壤與氣候中綻放出獨特的金色。然而，當這些玫瑰被移植至慕尼黑的堿性土壤，其金色逐漸褪去，轉為灰白，這一變化寓言般地反映了文化移植過程中的失色與異化。同樣，原名米洛的狗，作為海蓮娜表姐麗莎的寵物，承載著倫敦的藝術氣息與自由精神。但當它跟隨海蓮娜來到慕尼黑，并被改名為馬蒂斯后，它的種種怪異行為不僅是對新環境的適應，更隱含了文化身份的重塑與失落。馬蒂斯在慕尼黑的表現，從曾經的“藝術家性情”轉變為后來的沉默與內斂，恰如文化移植中的個體，在新環境中逐漸失去了原有的活力與特色。居麗與趙詣作為新一代華人移民，他們在德國的生活經歷，也映射出跨文化的挑戰與代際間的隔閡。

阿袁通過奧斯汀玫瑰的褪色、米洛到馬蒂斯的轉變，以及居麗與趙詣的跨文化體驗，構建了一個關于文化根植、環境適應與代際傳承的敘事框架，揭示了跨文化與跨代際交流中那些不易察覺卻真實存在的不和諧與錯位，勾勒了跨文化背景下個體在新環境中的自我探尋與生命錯位。阿袁通過柏林與北京的時空轉換，以及老費恩對莎士比亞喜劇的記憶與居麗對經濟學的理性解構，展現了文化沖突與融合中的生命哲思。小說以不動聲色的敘述，描繪了死亡的悲劇性與生命的韌性，如住進“林中空院”（養老院）的艾米麗在得知養老院不允許攜帶寵物狗入內時，她決然讓約納斯以沉默的死亡陪伴自己度過余生，在短短的幾分鐘內解決了倉鼠約納斯。這既是對生命旅程變遷與探索的戲謔描繪，也是對文化、生命深切的同情與理解。在阿袁的筆下，我們見證了個體在播種自我、體驗人生新鮮的同時，也踏上了通往另一世界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