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來到這個世界上，隨其創作者而天然帶有不一樣的使命：有的寫作者執著于做一個“講故事的人”（本雅明），有的寫作者則是“繞過故事找意義”。顧文艷的創作顯然屬于后者。

正如許多評價所指出的，她筆下那些中產的生活、精英的趣味、形而上的思考……注定了其故事是不甚好看的。甚至可以說，如果我們以生活的邏輯去推敲這些寫作，那些為了意義而生發出的故事注定是站不住腳的。比如《BC.AD.》就是這樣一個小說，我從沒有見過這么好笑的故事邏輯，第三者找原配對峙既不求財、也不為轉正，而是為了給她當任勞任怨的田螺姑娘。甚至，對于主人公來說，婚外情是不重要的，但孩子突然有天很早上學卻能讓她百爪撓心。也許這正暗合了小說的名字——這本身就是一個沒有邏輯意義，或是有意在顛倒世俗邏輯意義的故事。

小說在開篇花了大量筆墨營造出一個循規蹈矩的女人，她每天有固定時間表送孩子上學，去同一家麥當勞買咖啡，然后回家睡回籠覺并起床開始工作。當這樣的女人面對生活中突如其來的第三者時，她表現得像一個護崽的母獅，毛發倒立、渾身戒備——但似乎并不是為了保護家庭，反倒是有一絲暗中期待的味道。如同她那個追求精準度的醫生丈夫對“周日下午容易走人”這樣的玄學論斷深信不疑，那些生活中不能控制的、突如其來的事物與變化對她有著致命的吸引力，她既想精準地規避，卻又不由自主地深陷其中，生命在循規蹈矩的生活中不自覺地騷動、尖叫，渴望著旁逸斜出。

《BC.AD.》非常典型地代表了顧文艷創作的核心問題，即這一代所謂城市精英青年的精神癥候：他們在看似井然有序的生活與精致傲慢的得體下面，實則是不堪一擊的脆弱內核。所以，她的故事注定只能在少數人這兒引起感同身受，因為大部分中產與精英對自己的生活自足且自信，隱隱自得于階層榮耀，甚至會不自覺地以上帝視角來思考問題。但顧文艷們卻不同：一邊難以拒絕這樣的生活舒適圈，一邊又在沉溺中惴惴不安、如困獸般來回逡巡，然后，從一個“局內人”的視角出發，大聲地喊出了這個看似金光閃閃、精致奪目的玻璃房子里的裂縫。但她的尷尬就在于，第一個喊出“國王并沒有穿衣服”的孩子是討人喜歡的，因為那是下位者對上位者的大聲反抗，但如果是皇后率先喊出，則注定會惹來質疑，因為那是對利益共同體的反叛。

這種反叛可以被歸為對“浮士德難題”的執迷。顧文艷在開啟這一段集中創作之前主要從事文學研究工作，與許多所謂“學者型作者”相似，她的寫作帶有強烈的哲學思辨意味，對諸如“人從哪里來、往何處去”之類的終極問題有著本能的迷戀，同時兼具創作者對生活的纖細敏感與熱情。當這二者相碰撞時，就會產生極為特殊的火花：這類寫作者的敏感往往發生在特定狹窄的領域，正如他們的研究興趣會固定指向某一個細微切口，這既是“學者型作者”的特色，也可能成為限制他們的問題。顧文艷的創作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她近年來的創作幾乎是在同一個問題上打轉：《海怪》通過人與魚的故事來打破所謂中產幻想，《恩托托阿巴巴》則是以長達十年自我封閉的duke（小說男主人公）來解構所謂精英教育，《BC.AD.》亦是通過一段生活變奏達成了對所謂精英生活的反思……顧文艷曾自認她受到德國參與性文學（Engagierte Literatur）的影響，甚至以她的專業知識可以進一步指認與“五四”以來“文學為人生”的關聯，但我以為，她只是一個執著于想從“浮士德難題”中獲得答案的寫作者。有時候，我讀著她的小說真是忍不住笑出了聲，當我們這一代人大多已經放棄了與世界對話的研究/寫作理想時，她居然還在一遍遍地奮起尋找答案，當我們已經半推半就地接受了一些機制的異化時，她居然還在試圖叩問意義。于是，當我們面對她筆下那些荒腔走板、甚至前后矛盾的故事時，一邊暗自好笑，一邊又深感其真，但最終還是肅然起敬：我們早已被生活所馴服，但是顧文艷還沒有，她還在試圖當一個堂·吉訶德，在這個世界里。

顧文艷筆下的主人公，乃至她自己的成長經歷，可謂是第一代素質教育、精英教育的“成功品”，但是她敏銳地意識到這些所謂“成功品”中的重大問題，進而，發出了刺耳的尖叫。這一代年輕人成長于雄赳赳氣昂昂的全球化浪潮，帶著“走向地球村”的使命從青春出發，那么自信與驕傲地走向世界，深信“世界在面前徐徐展開，只等著我們邁向新時代”。然而，他們用盡整個青春的奮力奔跑，迎來的卻是現實的當頭一棒：我們自以為能與世界達成某種鏈接，但到頭來發現這壓根是一個沒有共識的世界，英語不能帶領我們通往共識，“模聯”也不能。在當下，人與人的物理距離可以如此之近，但我們的精神世界卻從未如此南轅北轍。其沖擊之大，恰如四十年前高加林或是潘曉的人生之問：所追求的是無法企及的幻夢，但轉身已無回去的可能。世界果然是可以被理解、甚至被抵達的嗎？如果答案注定是否定的話，那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樣的精神落差？

可以說，這是當代青年的“天問”：我們與世界的距離似乎只有一步之遙，但為何永遠無法抵達？只是，顧文艷問得笨拙、問得執拗，而這笨拙與執拗來自于那些寶貴的、還未世故的天真。所以，她的寫作帶有明顯的青春意味。在新文學的語境中，青春在革命和啟蒙的話語中都有著不言而喻的價值，受各類思想驅動的青年們或出走家庭、擁抱革命，或奔向延安、尋求真理，或上山下鄉、燃燒熱血，或嘶聲搖滾、表達憤怒……但無論是什么代際，奔向什么主義，驅動他們的都是對意義的訴求，這意義也許是革命，也許是自我，但不論是什么，一定是對主流話語的反叛。在這個意義上，顧文艷的寫作是一種接續。只是，如果說青春的疼痛感大多來源于不被世界理解的痛苦，那么顧文艷們的疼痛感則來自于明白但無法接受自身（永遠）不可能被理解的宿命，并且，拒絕與這個宿命和解。我們無法用“成長在社會轉型期的迷茫”“改革時代的多元價值”這樣的術語去指認這種不理解、不合作，更不能用“為賦新詞強說愁”來簡單化他們的痛苦：當他們在“后青春”體會到了刻骨銘心的分裂感、進而大聲喊出“不再相信”的時候，面向的已不再是北島時代的歷史與現實，而是直接面向了未來——啊，原來我們注定無法抵達這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