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師力斌，評論家，詩人，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北京文學期刊中心主任，《北京文學》執行主編，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北京市作家協會會員。著有《逐鹿春晚——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和領導權問題》《杜甫與新詩》等。

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北漂”并不是一個陌生的概念，但北漂詩人這一群體的存在，卻并不被太多人所了解。他們像是散落在這座大城市中的星，日復一日，穿梭于地鐵早高峰的人潮、城中村的燈光和出租屋的一角。

2017年，師力斌和詩人安琪開始著手詩歌選集《北漂詩篇》的編選，至今已出版7卷，呈現出這一獨特群體的文化想象和精神地圖。拋開編選者的身份，師力斌自身同樣從事文學研究和寫作多年，對于詩歌理論與詩歌創作有著深入的思考，近日，他就此接受了中國青年作家報記者的采訪。

年輕一代的詩歌將新經驗帶入文學

“關注北漂詩人群體，起因于北漂詩人安琪，她和許多北漂詩人的詩有獨特的東西，觸動人心。”師力斌說，編《北漂詩篇》一方面出于文學史的考量，另一方面出于文化生態的考慮。“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化生態偏于名人，忽略草根。北漂群體創作量非常大，但是發表平臺很少，編一本北漂詩篇，不僅給他們提供一個發表的平臺、展示的平臺，還是詩歌年選的重要補充，記錄他們的所思所想，極大豐富了北京城市文化，被業內一些人士譽為北京文化的新地標。”

保安、上班族、育兒嫂、畫家、在讀研究生、自由職業者……北漂詩人身份多樣，相同的是一個“漂”字，“從城東到城西，從城南到城北，搬家是常事”。正因如此，搬家、租房、找工作、坐地鐵，就成了北漂詩歌的常見內容。接地氣，有質感，真性情，這些正是師力斌眼中北漂詩歌的動人之處，“《北漂詩篇》的價值大于詩歌，大于文學，提供了文化學、社會學意義上的文本。像范雨素、小海等皮村文學小組詩人們的詩歌想象，非常獨特，非常可貴”。

“客廳的一角／用兩席簾子一拉／便成了我的住所／一張掉漆鐵床／兩個黃木柜子裝載著／我的全部家當／我還是愿意擠出柜子一角／放一束永生花／那是一種不需要滋養／就能盛開的花／和我一樣”。

《北漂詩篇》第七卷開篇，收錄了00后詩人任何的組詩《光芒》，其中這首《永生花》寫到北漂狹小的居所，樸實中見力量，師力斌認為其寫出了“北漂生活的質感”。在這群新一代的年輕北漂人身上，他看到了“初來乍到的陌生與朝氣”，也看到了“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

“詩歌史告訴我，年輕人是詩歌的生力軍。名家都是從年輕過來的，發現推出年輕作家，是令人興奮和有成就感的事。”師力斌說。

無論是《北漂詩篇》，還是由師力斌擔任執行主編的《北京文學》，都不乏這樣有才華、有靈氣的年輕詩人。“年輕詩人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所謂的代際經驗，像00后這代年輕人，和80后、90后很不一樣，他們對于人生理想和人際關系的理解往往很直接，對于故鄉好像又回到了70后那一代人，也許是因為流動性大，在他們的詩歌中，創業艱難、情感挫折、生活壓力、勞資關系，這方面的反應更有質感，更尖銳。”師力斌說，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年輕一代的詩歌將新經驗帶入文學，豐富了當代詩歌”。

寫詩是生命的需要，詩歌需要真情實感，也要講究語言的藝術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寫詩，師力斌已經在文學創作這條路上走了30多年。“青春年少寫詩出于荷爾蒙沖動，中年寫詩是借題發揮抒發情緒，詩就相當于酒，現在呢，寫詩出于生命的需要，跟生活基本上融在一起了，不寫難受。”

在社交媒體上，他幾乎每天都會更新詩歌，或是抒發對某件事的思考與觀點，或是寫當日的所見所聞，“沒有靈感時，就當日記寫”。他一直相信“詩神”的存在，“有時確實很神，她來了寫得就好，不來就不成”。

編輯、評論家、詩人，多重身份讓他以更多元和深刻的視角看待文學，“編輯讓我對錯別字和行文啰嗦強烈過敏，從事批評讓我對寫作的期盼越來越貪婪。知道了文學的高度，就會不滿足已有的海拔”。編選作品時，他重視藝術包容性，“喜歡百花齊放，不喜歡一枝獨秀”。而對于詩歌，他最看重兩點，一是真，真情實感，“是活生生的生活中的真情實感，不能裝，裝古人，裝公主，裝貴族，裝隱士。大量用模板復制的詩倒掉了人們的胃口”；二則是語言，“要講究語言的藝術，要對得起漢語詩歌豐富的傳統，不能把淺俗、簡陋當優點來炫耀”。

在師力斌看來，這也正是人工智能寫作永遠無法替代人類創作的根本：“AI帶來的沖擊力有點像炮彈，會把平庸的寫作炸得粉碎，但對真正的寫作，它可能就是一陣風。AI寫出來的東西缺乏主體性，粗獷、堆砌、不聚焦，無法替代發自內心的那種優秀的寫作，比如你寫父母親、故鄉、內心，那是你的血脈、基因、指紋，AI它了解得沒你多，這就是人的優勢。關鍵問題是，我們對于文學和語言的運用是否到位，是否能通過準確、形象的語言把有特色有個性的自我經驗寫出來。這是文學的難度，也是人的優勢。”

在《北漂詩篇》的后記中，他也多次提到獨特生命體驗于詩歌的重要性：“一首詩如果沒有生命體驗，它就很可能沒有感染力。”同時他強調，生活經驗不等于詩歌經驗，有生活經驗的人多的是，但是能寫出好詩的人是少數。

“經驗是需要轉化的，轉化是有秘笈的。提煉細節是其中一方面，需要留心觀察，記錄，也需要語言的提煉，運用。同樣一個事，魯迅說出來就是比我們好，語言的提煉運用起決定作用。”師力斌認為，詩歌與繪畫、做飯、打拳一樣，都是需要訓練的職業，“詩歌這個職業里邊有很多技術，很多傳統，很多經典，需要學習借鑒”。

古詩和新詩存在著一脈相承的地方，師力斌長期研究杜甫，在2019年出版的《杜甫與新詩》中，反映了他對新詩理論與實踐的思考。“我認為杜甫有5個方面可以作為新詩的參考，宇宙意識、家國情懷、人道主義、草根情結，高度的語言技巧。”

李白、杜甫等前人身上具備的品質，正是師力斌認為當下優秀詩歌創作者仍應擁有的品質。“思想境界、文化修養，尤其是對于語言的學習和掌握，要下的功夫非常多。同時，又講功夫在詩外，除了文學，還需要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歷史、哲學等方面的知識修養。對年輕人來講，也對所有詩人來講，我覺得首先要敬畏詩歌，要努力學習前人，還要深入理解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