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左一）和毛彥文（右一）為作者父母證婚

父母是在北大認識的。母親的父母早亡，她從小就在叔祖（祖父的弟弟）張元濟上海的家里長大，先后就讀上海圣瑪利亞女校和圣約翰大學。大學時她原來想學物理，但因在戰爭期間，沒有實驗室，她只得轉學經濟。畢業后曾短期在中西女中教過書，之后來到北京，先在郊外燕京大學短暫任職后再到城里位于沙灘的北京大學外語系當“講員”。她來北京時叔祖曾拜托他的老友、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照應。母親說她去過幾次胡家，見過胡太太和她的客人們一起打牌。

父親在四川老家讀過私塾，也讀過大學預科。他1930年考入清華外文系，1934年畢業后又進入清華研究院。因為父親從沒有受過系統的數學教育，他考清華時的數學分數很低，母親經常笑話他數學零分進清華。后來才知道其實這并不稀奇，當時好幾個人都是數學零分或低分進清華，比如父親的同學錢鍾書和季羨林。父親于1936年考取庚款留美，但因為次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延遲到1938年才赴美。他在耶魯大學讀語文學（Philology），獲得碩士學位后還跟從趙元任教授在耶魯和哈佛工作過幾年。1946年得到北大校長胡適的聘用，成為北大外語系副教授。

父親是重慶人，母親是上海人，“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在北大時他們住在各自的單身宿舍，母親住在民主廣場北側的灰樓，父親住在民主廣場南側的紅樓，兩人隔著民主廣場遙遙相對。他們在1947年學校的一次茶話會上初次結識。這個茶話會由他們的同事嚴倚云召集，她是翻譯《天演論》的嚴復的長孫女，后來留學美國并任教。父母相識后，胡適校長曾給母親的叔祖寫信通報消息，介紹父親的情況：

菊生先生：

十一月廿一日大札收到了，謝謝先生的掛念。今夏報告關于祥保女士的消息，漸得證實，我也很感覺高興。

王岷源先生是北大西方語文學系的副教授，現兼任訓練印度政府派來北大的十一個學生的華語學習事。近年我在哈佛大學往來，見他寄住在趙元任先生的家中，見他溫文勤苦，故去年邀他來北大任教。他的學歷如下：

1930年，十九歲，考進清華，1934年畢業；1934—1935年，在清華研究院。1935年曾回四川，在中學教過書，不滿一年。1936年，考取清華官費留學，依當時規定，留校受訓練一年，因戰事發生，延至1938年始赴美國，入Yale大學，1942年得MA學位。1942—1946年，他在Harvard大學及Yale大學擔任助理教學的工作，側重用新方法教授中國語言，在Yale教授Dr.George Kennedy指導之下，甚有成績。

王君人甚清秀，中英文都很好，寫漢字甚秀雅，情性忠厚溫文。我在美國觀察此君，很喜歡他的為人敦厚。

以上所記，或足供先生的參考。將來如有適可以效勞之處，決不敢辭。

適大約十二月十一日南飛，在京赴中基會畢，當仍來滬小住，那時必來看先生。

敬祝

先生起居勝常

胡適敬上 卅六，十一，卅夜

胡適口中，父親“溫文勤苦”，“忠厚溫文”，“為人敦厚”，這是我多年后才體會到的。

父母于1948年8月10日結婚，婚禮在王府井的歐美同學會舉行。男女證婚人分別是北大校長胡適和曾任民國總理的熊希齡的遺孀毛彥文。熊希齡也與張元濟相識，因為他們同年考中進士，互稱“同年”。母親因此稱毛彥文為“太年伯母”。當時毛彥文在香山經營丈夫遺留下來的香山慈幼院，并得到聯合國救濟總署（UNRRA）的資助，母親曾幫她處理與UNRRA的往來信件及賬目。父母在城里歐美同學會的婚禮后就來到郊外毛彥文所在的香山度蜜月，住在熊希齡于1918年所建的私宅雙清別墅。

結婚對母親來說就是穿過民主廣場，從她的灰樓搬到父親的紅樓。那里一二層是教室，三四層是單身教師宿舍，樓里沒有廚房。他們就在沙灘大街上的一個叫作“小小食堂”的餐館吃中飯，并和幾個同事在另一家四川夫妻開的飯館包晚飯。不久，母親懷上了我。一次在協和醫院做產前檢查時，林巧稚大夫告訴她，“你們北大的胡校長走了”。胡適離開時給他在北大的同事湯用彤、鄭天挺留下的最后的話：“今早及今午連接政府幾個電報要我即南去，我就毫無準備地走了。只好拜你們幾位同事維持。我雖在遠，決不忘掉北大。”

胡適走后，位于東廠胡同里寬敞的校長府邸空了出來。因為時局動亂，湯用彤先生讓胡思杜請人來暫住，也可以幫助照看一下那里的房舍。胡思杜就找到我的父母和其他一家人搬進胡適的府邸。但住在這里總不是長久之計，而且不久后我就要出生，紅樓的單身宿舍容不下三口之家，母親于是開始找房子。系主任朱光潛先生的太太告訴母親，他們住的中老胡同32號內有人剛巧搬走，讓我父母去申請那里空出來的房子。此后不久，他們就搬進了中老胡同32號內的一間東耳房。這里有客廳兼書房，飯廳，睡房，后面有廚房、廁所和一間小屋子。和紅樓的單身宿舍相比，這里方便多了。7月23日，由林巧稚大夫接生，我在協和醫院出生。幾天后我隨母親回到中老胡同32號，成為那里最小的居民。

中老胡同32號是一個很大的院子，曾經是清末光緒帝珍妃、瑾妃娘家的住宅，據說二位妃子可以在景山上眺望就在東邊不遠處的中老胡同。這里離位于沙灘的北大很近。抗戰勝利后西南聯大解散，北大遷回北平，中老胡同成為北大教師宿舍，住進三十多戶教授家庭。我家住5號，父母所在的外語系主任朱光潛住在6號。沈從文住19號。我從此就一直生活在教授們的圈子里了。聽母親說，那時父親常抱著我到街上去看汽車。當然那時我不記事，對此毫無印象。

那時父母在這些教授中是小字輩。母親初為人母，曾得到好幾位鄰居的幫助，其中有孫承諤、朱光潛、江澤涵、賀麟、陳占元等多位教授的太太。她們時常關心詢問我的情況，還教母親怎么給我洗澡，怎么照護我的過敏發癢。那時胡適的兒子胡思杜也住在32號的一間小房子里，他送給父母一瓶酒祝賀我的出生。

1948年底胡適離開北京之后，留下的藏書被北大圖書館收走，家具則由胡思杜陸續送給了熟人朋友，其中兩個有玻璃門的書柜就送給了我的父母，從此一直放在我家。五十多年后，北大成立校史館并開始征集前校長胡適的舊物，母親就把這兩個書柜捐贈給校史館。這兩件我父母用了一輩子的家具，成了陳列在校史館內紀念前校長的文物。

很多年過去，父母都已經不在了。我曾經重訪當年父母度過蜜月的香山雙清別墅和他們婚后住過的沙灘紅樓，已經看不到絲毫父母當年的生活痕跡。我也去過他們度過婚后三年時光的沙灘中老胡同32號，卻發現大門緊閉，不得而入。據說，里面的房子早就拆光，唯有一棵大樹依然留存。但我還可以在32號門外的中老胡同里徘徊，追溯當年父親帶我去看汽車的路徑。想象中，父親抱著我從中老胡同32號出來，右轉向西到西老胡同，再右轉向北到沙灘后街，然后再左轉向西就來到景山東街路口。每次想到當年我那溫文敦厚的父親，抱著他兩歲的兒子，站在景山東街路邊看來往的汽車，心里就充滿溫馨的感覺。